首页 -> 2004年第3期
送李新先生远行
作者：陈铁健
2004年2月5日上午，应邀到车公庄参加《北京党史》编辑部顾问会议，见到彭明、张注洪两先生，谈起李新先生近日病情，我告以北京医院日前曾报病危。近数年，院方多次报病危，而先生竟以异常耐力度过一次次险境。大家都以为先生吉星高照，这次病危定会安然度过。不料，下午二点，刚刚回到家中，便收到先生胞妹李德坤电话：先生在今日上午11点以心力衰竭谢世，安祥而无痛楚。随后，先生长公子李小丁电告：依照先生遗愿，遗体使医学解剖，眼角膜捐献，骨灰于清明时节海葬。我问小丁：原来先生曾有归葬重庆老家之意，何以又改为海葬？小丁说，先生在病中听到川东亲友拟建大墓消息，断然决定不再归葬老家，也不在京举行任何丧仪。这使我想起，某伟人逝世，继任者竟违背其生前意旨和中央历来关于领导人死后遗体一律火化葬于墓地的决定，营建巍峩崇高的遗骸留置处，且置于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自毁尊严之后，又故作神圣。先生对此举不无感慨，他说，不遵既有决定，出尔反尔，足今逝者与生者失望。赤条条来复赤条条去，人生不过如此，何必作无谓的张扬！先生阅世之深、视事之明，于此可见。
先生崇尚海葬，正是他坦荡人生的自然归宿。当先生骨灰远离喧嚣的人境，漂向无边无涯的汪洋大海，不留丝毫痕迹之时，他的魂魄，风骨和精神，将和无所不在绵延不绝的时空永存。
川东爱国学潮领袖
先生1918年9月生于四川荣昌安富镇，本名李忠慎。八岁丧父，兄弟姐妹多人，全赖慈母养育。大哥忠恒以家境贫寒，辍学做徒工供弟，读书深造。先生自幼勤学，成绩优异，尤喜歌唱，会吹奏笛箫，口才绝佳又擅演剧。为要厚道，有组织才能。九一八事变发生，先生在镇上棠香中学参加救亡活动。游行、抵货、募捐之外，还演出话剧《棠棣之花》，先生扮演聶政。一二八事变后，大哥李忠恒毅然参加援沪抗日义勇军，先生奉母令陪忠恒祭别于亡父墓前。兄弟二人只行三鞠躬礼，而不行叩拜礼。他们相约提倡新礼仪，反对旧习俗。先生写《从军行》诗，送大哥至古桥亭，与同参军者会齐，高唱《满江红》歌曲。先生朗诵《从军行》诗，至末句“万里长征吾去矣，不扫倭奴誓不归”、“男儿自古重意气，安能戚戚呼别离”时，大家齐呼“保卫中国！”“打倒日本！”。不少路人涌进碑亭，演成群众性为出征壮士送别的悲壮场面。忠恒不久投入川军第二十一军，因反对剿共欲离队赶赴抗日前线，被刘湘下令枪杀。先生闻噩耗，不敢禀告支持大哥投军抗日的慈母，悲伤欲绝。他决心要实现大哥遗志，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而死，不打败日本决不成家。
1934年秋，先生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平素节衣缩食，以所得官费大部资助家中生计。联络学友组织读书团体“众志学会”，先生被举为会长，与同学李成之（李直）、王元方、周极明诸人，举办讲演会、演剧唱歌会，创办《众志周刊》壁报，阅读进步书刊，广结进步同学，形成川师爱国救亡力量。
1935年夏秋，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先生大书“大丈夫一心救国，好男儿四海为家”，与学友们互相激动，并付诸于行动。重庆各校联合成立重庆学联，先生被推为重庆学联主席。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中，重庆学联组织三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100多个宣传队，展开大规模救亡室传活动，并向蒋介石直接掌握的以贺国光为主任的委员长行营参谋团请願，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战，并准备联合全川学界进而与武汉上海、北平各地学生救亡运动互相配合。不久，先生因领导川东学潮被校方开除，只得离乡出走万县。临别，母亲说：“你不会做错事，娘相信你。”他条鸡为儿子饯行，叮嘱他不必惦念家里，一心报国，从此诀别。几十年来，先生深念慈母之情：“我的母亲实在太好了！他深明大义，既爱子又爱国，到紧要关头，既有牺牲精神又有斗争精神。正因为有无数这样的母亲，激励着她们的孩子们英勇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川东学生运动中，先生与女同学吴梅秀之间朦胧而又纯真的初恋，他一直铭刻在心。在《巴山风雨》一文中辟《教我如何不想她》一节专记其事，笔致细腻，倾怀而述，写尽同声高歌救亡、共襄抗日义举，又互相心仪、油然生情，却不为私情所累的少年儿女精英风采。
延安，太行，北平
1936年冬，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转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川东青年学生急于投奔陕北。先生时任万县民众教育馆正埠分馆主任科员，大部时间从事救亡活动，借机联络欲赴陕北人士。1937年冬，先生与同志数人相约在渠县会合，经步沿嘉陵江北上。他们取得万县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的证明文件，由抗敌后援会组成华北川军慰问团，又人重庆大学取得该校士木工程考察团名义，佯称北上考察川陕公路。他们一路走走停停，边走边演活报剧进行抗日宣传，受到各地官方和民众欢迎，顺利到达延安。先生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先生在中央青委所属《中国青年》杂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西北青年救国会、中共中央北方局人事编辑工作、青年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并一度担任剧团团长在前线演出。先生对青年工作充满热情，且有良好工作能力，历任中共太行分局、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建国初期，邓小平提议先生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青委书记并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初书长。时先生正参予协助吴老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未能赴西南任职。
抗战期间，先生的挚友周极明、杨琳相继在1942年日年大扫荡中壮烈牺牲。时行生随北方局转战在太行山中，听民兵泣述周死干殉国情况后，无限哀思，夜不成寐，悲愤中写掉诗：
吾辈后死当如何？
誓当銜恨挥长戈。
驱彼日冠出华夏，
烈士灵前奏民歌。
先生与无数中国人踏着先烈的血迹英勇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进行和平谈判。先生于1946年初奉命进入北平，任第十八集团年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兼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小组成员。国民党当局制造“四三”事件，违捕中共驻平人士，先生亦在其内。在警察局内二分局，办事处被捕五人听从先生指挥，配合默契、机智对敌。当晚，警方令填写《登记表》，内容虽仅有姓名年龄籍贯及事由，但遭先生拒绝，并在表背写成抗议，他人亦一致书写抗议书。为扩大宣传影响，先生大声疾呼：警察局有什么资格逮捕我们这些经过国民党当局同意来北平的八路军工作工员？有什么权利传讯经过北平行营邀请来进行商务交涉的知名人士？先生还讲述了解放区的现状。在场群众听后均投以同情的目光。第二日，警方告知只要填写一张《愧悔书》便可释放。先生当即指出：“你闪蹂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还推卸责任，实属无理之至。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求和平，何愧之有？存何可悔？”先生“四三”斗争事迹，载话当时报刊史册。
内战爆发前夕，先生奉命撤离北平，列冀南担任永年县委书记兼城司令部政治委员。永年攻克后，先生投入冀南土地改革、动员参军支前和整党运动的领导工人和。多谋善断，谦和宽容，善于吸纳集体智慧，上下团结一致，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1948年夏，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决定由先生主持华北局青委工作。先生奏命到西柏坡向任弼时汇报工作，俩人连续三天作竟日长谈。从青年工作到党务工作，从克服农民意识到干部民主选举，从政府工作到生产救灾，无所不谈。先生见任弼时格外关注党务干部生计和党务工作经费，便及问何以如此看重此事？任弼时说：“现在不是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吗？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共产党，而且有各党派；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共产党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又说：“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
先生后来多次谈及这一问题，认为任弼时以民为本、党为公仆、党政不混、党费自立等等思索极具远见，不似某些执政党人缺乏国家观念、不以民意为得、借党自肥、固党自保的行径，败坏党风，遣患无穷。
谈话结束，先生向任弼时提出到大学工作的请求，任欣然同意并向吴老玉章推荐。吴老表示欢迎。先生遂由永年前经华北大学所在地正定就任华北大学第一部副主任，从此离开政界进入学界。
应对诡谲变幻的政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相继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担任领导工作，以史学研究为中心。先生自五十年代起主持中国新民主革命史研究和编撰，七十年代起主持中华民国史研究和编撰，长达半个世纪。而先生也和那个时期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一次次的沧桑巨变的凄风若雨。八十年代末先生大病初愈，深感坊间流行的大量回忆录，良莠并存优劣杂陈。伪劣品中，美已之丑，丑人之美者有之；隐恶扬善，取宠求荣者有之；伪造历史，陷害对手者有之。结果是哄然而起，转眼即逝，除了给人留下一片空茫的虚假，就一无所有。先生郑重地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先生常说，写史而不真，抹煞民族记忆，误今人误后人，是有罪过的。至于在政治斗争中编造谎言，挑起争斗，置对手于死地，更是罪上加罪。对于那些拒绝真实掩饰真相，一味歌颂，迴避历史失误和惨痛教训之作，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说：“我笔下的回忆是任情的，毫无顾忌的”，“就是对当今世事的评论，我也无所顾忌”。“料事从坏处想得更多，所以世事发展多半比我预料的更好……对那些搞骗局的，因为一生受骗太多了，所以对他们看得最清楚。而且对骗局的感觉也特别灵敏，只它一出来，虽不是一眼就能看穿，但可说很快就把它看穿了。我屡试不爽。”
“屡试不爽”见之于先生对那些没事找事、无端整人的政治运动的沉着应对，不为虚夸狂热之风所惑，不为偏执残暴之举所惧。凡与先生共同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的朋友多被先生从不整人之风范所感动，称赞他既善于保护自己，也勇于保护别人。文革初起，在近代史所支部大会上，造反者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为辞，喝令一位老党员站立听其训斥。先生当即指斥此举违反党章，侵犯人权；几十年前农运语录已慢过时之论，不足为据。先生因此被斥为反毛、拉上木凳挨斗。而当清理“五一六”，造反者大例其霉，一些同志头脑过热、怀疑一切时，先生立即建议军室队煞车。从干校回京后，一批造反者的工作安排顿成问题。先生宣布，原来民国史组者，一律欢迎，且来去自由。一时民国史组骤增至40多人。先生不计前嫌，宽厚待人之举，感人至深，传为佳话。
对于自身的错误，先生绝不隐讳，坦然告白：一生中错误和失败“何其多也！”他在华北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曾经把那些妆扮妖艳的女人，那些好唱“桃花江上美人多”的女学生，视为“褐水”、“妖孽”。自责道：“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可笑！”“我们当时确实不懂策略，但凭一般爱国热情做去，以致这场救亡斗争不能坚持太久，终于失败。”又如“四清”运动结束后，近代史所召开“四清”支部扩大会议严肃批评副书记祁式潜的极左和丑闻，触及其历史表现，本属正常。但大家说他是“投机”、“叛徒”由未免过分。先生事后反思，当时自己确有“推波助濶”的“报复思想”。文革开始，祁又跟随造反者整人，报复批评者。不久被当成“叛徒”揪出，随即自杀身亡。如此冤冤相报，“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死了多少人？”“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是盲目的，因而也犯了错误，也有一定的责任。人老了，应该把过去的事情想明白，才能对现在的事情看明白，不然糊里糊涂地在世上走一场，岂不可惜？”
治史：不可曲学阿世
说到学问，先生自谦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已度过半生，以后又蹉跎十多年岁月，一事无成，哪里有什么学问呢？正是这自知自谦的品格，先生时刻以“多读、深思，勤写”自励，又时时以宽厚谦容之德，善待做学问的专家，把大批人才组织起来。数十年间，培养了一批当今现代史史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如李宗一、杨天石、耿云志、李义彬、时光、张注洪、李良志、杨云若、马模贞、李玉贞、周文信、胡庆云、邰维正、肖甡、周天度、曾业英、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朱宗震、黄修荣、潘荣、章百家、汪朝光、邓野等，其功不可没也。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华民国史》（10余卷）、《中华民国人物传》（10余卷）、《中华民国大事记》（6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4卷）、《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以及为数甚多的《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等，约计数千万字，早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然而，史坛从来不歇风风雨雨。中华民国史研究在上世纪初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创之际，反对者不乏其人。其理由是写民国史就是为国民党唱赞歌，就是承认“两个中国”。先生与那位反对者在灵通观察澍先生家中辩论竟日，不欢而散。在先生的坚持下，那些拆台者后来不仅加以默认，反而要把民国史这块学术阵地夺去，变成他们追逐名利的场所；有人便乘先生口不能言之机，竟利用职权，近期以编撰“大民国史”为名，否定三十年来民国史研究成果，其居心叵测，性卑术丑，实古今史坛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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