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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双雄”罹难记（上）
作者：于化民
袁、王的身世和绿林生涯
早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井冈山周围地区就已经活跃着两支有名的农民武装，首领分别是赫赫有名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生于1898年，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人。家境小康，少时在家帮父兄务农放牛。曾读过私塾，后就读于永新县城的禾川中学。绿林武装“马刀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在宁冈、永新一带打土豪，在群众中颇有影响。袁文才起初还有跻身士林的念头，但其新婚妻子被茅坪劣绅谢冠南之子谢殿一霸占，本人又一再遭受豪绅侮辱，于是结交“马刀队”首领胡亚春、张斐卿等，伺机报复土豪劣绅。袁文才多次参加“吊羊”(向土豪索取银元财物)，当地土豪对其恨之入骨，于是勾结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逃入深山，官兵把袁文才的家洗劫一空，捉走了他的胞兄袁选通，还打死了袁的老母亲。袁文才由此与土豪劣绅和官兵不共戴天，发誓报仇雪恨，携带妻小公开参加了胡亚春的“马刀队”。袁文才头脑聪敏，足智多谋。他向胡亚春建言，政治上要打“劫富济贫”的旗号，经济上要节约，细水长流，军事上要避强就虚，故深得胡亚春的赏识，委任他当了“马刀队”的参谋长。1924年，袁文才率“马刀队”攻进宁冈县城，将县衙门付之一炬。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营分路“进剿”，袁文才凭借熟悉地形，巧妙周旋，“进剿”之敌疲于奔命，无功而返。袁文才和“马刀队”由是在湘赣边山区声名大振。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1898年出生在井冈山上的下庄村(当时属遂川县)。他家里很穷，没读过书，从小给人打短工，后改学做裁缝，并且练就一身武艺。他在给井冈山的绿林头目朱孔阳(人称“朱聋子”)缝衣时，被招为“水客”，负责为绿林当向导，打探消息和采买。由于他聪明机警，打仗勇敢，深得朱孔阳的喜爱。1924年，王佐买了一支毛瑟枪，自己拉起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正式投身绿林。王佐身材健壮，爱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只新式的驳壳枪，武艺高强，动作灵活。他专与豪绅地主为敌，经常出去“吊羊”，抓一些有钱的富人来，迫使他们出钱来赎命。后来队伍慢慢扩大，发展到五十多人。他们农忙季节在家务农，如普通百姓一般，有事则揭竿而起，啸聚山林。王佐的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尤其善于爬山。他们下山打仗，有时打散了，便会自动跑回山上来。遂川豪绅多次勾结官兵进山“进剿”，都未能把王佐剿灭。1926年，队伍发生内讧，王佐险遭不测，投奔茅坪袁文才处。袁文才帮王佐铲除了异己，重新巩固了队伍。袁文才与王佐系同年生人，情同手足，遂结为“老庚”(即同年兄弟)。从此，袁、王两人各竖一帜，双雄并立。一人在山下的茅坪，一人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而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却对他们无可奈何。
1925年下半年，宁冈籍的共产党人龙超清，利用自己身为江西省议会议长之子的身份，劝说县知事沈清源对袁文才部进行“招安”。龙超清又亲自上山说服袁文才，袁文才思谋再三，最后同意接受“招安”，出任宁冈县保卫团团总，队伍仍驻扎在茅坪。共产党人龙超清、刘辉霄在帮助袁文才招兵买马、扩大队伍的同时，不断地从政治上帮助他，向他宣传党的宗旨和目标，启发他的阶级觉悟。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湖南一带，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宁冈暴动。袁文才一马当先，率部打进县衙门，收缴了清乡局的枪支，驱逐了北洋军阀委派的县知事沈清源。随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将所部改称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他本人担任总指挥。同年11月，袁文才由龙超清发展为共产党员。大约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军队，先后缴了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枪。仅遂川保存了6支枪，莲花保存了1支枪，然而袁、王两部却始终各自保存着60支枪，在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1927年7月，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配合莲花、永新、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打败了国民党右派李乙燃的保安队，从监狱中救出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贺敏学、胡波等八十多人，又打败了从吉安反攻的右派武装特务营。永新暴动胜利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以五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各县农民自卫军各回本县，王新亚率安福农民自卫军前往浏阳，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的同志与袁文才、王佐一同到了井冈山的茅坪，在山上坚持斗争。国民党军砍山“进剿”，一直推进到茅坪附近的桃寮，却始终没有发现袁文才等人的踪迹，烧杀一通后退出宁冈。袁文才利用手中的武装，先后打死和赶跑三个来宁冈上任的反动县长，使宁冈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毛泽东诚心结交“绿林朋友”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毛泽东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就已经萌生了“上山”的思想，认为只有上山，才可以保存共产党的力量，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党“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受挫的事实，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冒险进攻大城市是完全行不通的，进一步坚定了率领起义部队“上山”的决心。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作出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决策。然而，罗霄山脉中段地域广阔，起义部队到底把家安在什么地方，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路走来，这个关系着起义部队命运的难题，无时不在毛泽东的脑际萦绕。最终，他用目光锁定了方圆五百里的井冈山。
起义之前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原是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曾与袁文才、王佐一起参加过1927年7月的永新暴动，与宁冈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有过接触。王新亚参加了9月初毛泽东召开的安源军事会议，向他详细介绍过井冈山一带的地理条件、大革命时期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革命斗争的情况、农民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
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途中，毛泽东曾收到江西省委的来信，也说到在宁冈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那是在起义之前，驻扎于铜鼓的起义部队第三团派团部文书宋任穷与江西省委联系，宋任穷在南昌找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汪泽楷给起义部队写了指示信，又当面对宋任穷说：“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十几天后，宋任穷在莲花境内追上了正在向南转移的起义部队，亲手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汪泽楷对宋任穷所说的“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当指袁文才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无疑。
到达永新的三湾后，毛泽东一方面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一方面派人与宁冈地方党组织和袁文才取得联系。在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告诉大家，部队不能乱跑了，乱跑就肯定要遭到失败。如果再乱跑，剩下的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这样还革什么命?他提出，要就地打主意，不要再向南去追南昌起义的南下部队了。他还说：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垮他们。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起义部队到三湾时，袁文才的部队也在离三湾不远的宁冈龙市一带活动。袁文才听说三湾来了一支队伍，由于摸不清底细，便把部队收缩到茅坪。那时也在山上的贺敏学说：“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的队伍，还怀疑是国民党冒充的。小江山一带有我们的人，派出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宣传标语，还看到这支部队刚来时，三湾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他们买不到米吃，还是不进群众的房子。我们的侦察被伍中豪(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副营长)抓住了，但又立即放回来了。我们把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等。落的款是‘工农革命军’，后来进一步打听到这是毛委员的队伍。”
袁文才正在山上观望形势，毛泽东派的送信人已来到茅坪。接到来信，袁文才立即召集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和自己的左膀右臂陈次谋、朱世庵、谢角铭、李筱甫等商议。袁文才念了毛泽东的信，一时大家无语。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袁文才的文书陈慕平说：“毛泽东是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师，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湖南的秋收起义就是他领导的。”陈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到三湾与毛泽东联系。袁文才、龙超清也认为，既然是党内同志，来了信就应当去接头。于是决定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三人去三湾，与毛委员会面。
龙超清等到了三湾，向毛泽东汇报了井冈山的地理人情、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情况，以及宁冈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情况。毛泽东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龙超清等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表示将先到30里外的古城，安排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毛泽东看到他们三人空手而来，还每人送了一支枪。
秋收起义部队离开三湾的当日，进抵宁冈的古城，这里已是袁文才的势力范围。
10月4日和5日，前委在文昌宫连续开了两天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还有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等，共计六十多人。古城会议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确定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毛泽东说，井冈山地势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现在我们要进山“安家”了，准备“占山为王”了。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安家，首先面临着如何对待袁文才和王佐的问题。讨论中有人提出，袁、王虽然挂过农民自卫军的牌子，但实际上与土匪差不多，又对我们怀着疑虑和戒心，提议解除袁、王的武装，趁早把他们解决掉。并说：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对他们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毛泽东又具体地分析了袁、王队伍的情况。袁、王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武装，成员多是本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有反对地主豪绅阶级的强烈愿望。他们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虽然他们长期以来打家劫舍，沾染上好些土匪习气，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从本质上看，与我们并无根本矛盾，相反，却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利益。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我们在边界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他还耐心地开导大家，如何对待袁、王，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以井冈山为依托，以宁冈为中心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对袁、王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为了尽快落实古城会议的决策，早日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后方，毛泽东请龙超清马上安排与袁文才见面。
袁、王向毛泽东敞开山门
10月6日，毛泽东随身带了六七个人，从古城来到大仓。袁文才和他的几位部下在林家祠堂门口的小石桥上迎候毛泽东。袁文才穿着长衫，外套黑缎马褂，俨然一副绅士模样。当毛泽东一行骑着马向大仓村走来时，陈慕平远远指着前面那位身材伟岸、蓄着长发的人说：“看，那就是毛委员!”毛泽东在村头下马，向来迎接的人热情招手致意。袁文才原先想，如果发现毛泽东带兵来，便命令预先埋伏好的人马准备战斗。可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来，身上也没有武器，袁文才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示意部下马上撤掉伏兵，自己快步上前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