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大革命失败前后的武汉
作者：李文宜
代表团到达长沙后，先把我安顿住进旅馆，其余团员住进省委招待所。我们首先去见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经他讲明形势，面授机宜，安排行止后，代表团开始拜见北伐军总司令、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和总指挥唐生智。我平生第一次进大衙门，拜见这些大官，感觉到与封建军阀有所不同。拜见时，司令、总指挥和代表一一握手，并欣然接受代表们提出的意见，表示部队略事休整将立即挥师北上。拜会前，我曾受到董必武的责备。上衙门前，董先生到旅馆来，问我带了呈折没有？我毫无所知，摇摇头。又问我带了妇协的印信没有？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带这些东西。董先生批评我说，“做工作这样不细心”，并即时买了纸笔教我写了一个呈折，以便进衙门时先交上去，等批准了才能进去。我在学校从未学过写应用文，进衙门这一套从旧小说中看到过，也没有好好留意。董先生的批评很及时。以后任何行动前，我都要想一想，该做些什么准备。
拜会完毕，我们参加了长沙当局为欢迎代表团在八角亭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代表团的成员都登上临时搭的一个木板讲台，对群众讲了话，做了宣传工作。然后我们动身离开长沙。
在长沙大概等待了一个星期，要返回时，董先生让我和一位工会代表同乘一船，并将一小提箱交给我作为我的行李。他告诉我箱子里有活动经费五千元纸币，叫我细心保管。其余群众代表随团长乘火车返汉。我有了上次的批评，这次非常认真地看管小提箱，不敢出一点纰漏。最后，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时北伐军已经开拔，乘火车返回的人，半路上遇到战斗，只好下车绕道回到武汉。
武昌围城
我回到武昌武大附小（省委所在地），急忙准备动员群众欢迎北伐军来武汉。当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无处可买，大家买来一些白、红色的布匹给我，要我缝制。我14岁时曾在女职学会使用缝纫机，可青天白日的十二个齿轮不易做好，正在勉为其难时，北伐军已到达汀泗桥、贺胜桥，一星期就占领了汉口、汉阳。直系军阀湖北督军刘玉春、省长陈嘉谟关闭武昌城门顽抗，外等吴佩孚的援军，内搜杀共产党员。各校都不能开学。我回到家里，家里二姐办的圣功女子小学又被刘玉春部队驻扎，大门口放着机关枪，全家已迁到基督教宣道会福音堂借住。我被家人看住，头上结上假发髻，不许我外出一步。全家十几口人，储存的粮食不够一个月吃的，只好留给嫂嫂的几个小孩吃稀饭用，大人每天只能喝口米汤充饥。
武昌城门紧闭，粮食蔬菜进不来，垃圾粪便运不出，北伐军攻城的枪炮声不断，守城兵顽抗不停，城内流弹横飞，死伤不少老百姓，加上飞机轰炸往往误投，常听到一颗炸弹炸死一家人的消息。我们的邻居俞先生是商界代表，居民求他向当局要求开城议和，或放人出城。正洽谈时，他的刚满15岁的独生子，仰头在天井里看飞机，一颗炸弹下来，把他炸得粉碎。穷人家无余粮，商店食品早已卖空，最后只剩下做酱油留下的沉淀物和大蒜瓣，人们以此充饥，空气中充满了恶臭。没有吃的就杀野狗。大街小巷狗尾巴随处可见，招来苍蝇成群。
搜捕共产党员，有些人不问青红皂白就被抓走了。共产党员学联代表陈定一被捕后遭杀害，他的头悬挂在武昌汉阳门附近的司门口电线杆上，示众三日。我乘家人不备，偷去哀悼。我很担心其他同志，但我的身体异常虚弱，走路几乎昏倒，不能经常外出打探消息。
有一天听说和平门能开放几个钟头，父亲说，全家人去试试，看能否出城，以免饿死。于是我姊妹三人和嫂子，每人背一个侄儿侄女，兄弟则扶着父母亲，随着人流，慢慢地向和平门走去。路上不断地有人倒下去。我们将要走到和平门时，只见后边的人向前拥挤，将前面的人挤倒，又在倒下的人身上踩过去，踩得人哭呼惨叫。只开了一尺多宽的城门，又紧闭了。我们只好停下步，人群又黑压压地倒流过来，被挤倒被踩的人更多了。哥哥急忙护着我们，把我们引到附近的堂兄三哥家去休息。
三哥李哲暹是伯父的第三个儿子，前清的举人。三嫂出来迎接，热情地留我们吃饭。桌上摆出了他们存留的三嫂娘家送来的烘鱼、腊肉、腌罗卜、白菜和大米饭。我们饱餐了一顿。三嫂还要我嫂子带些腌菜回去。我们万分感谢三嫂为人贤惠，雪中送炭。以后出城无望，我们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躺在地板上。死的人多了，死尸运不出城埋葬，城里空气污染得不能呼吸。人们都快饿死、或窒息死了。
攻克武昌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终于攻克武昌城。在我家驻扎的军阀部队也逃走了。三姐和弟弟买了一篮子新鲜菜回家。全家人真高兴。我与组织也取得了联系。
所有党政机关和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都分配了办公房屋。中共武汉区委改成湖北省委，在汉口友益街办公。武昌白土塘刘家祠四号、五号两栋房屋也是省委的活动场所。国民党省党部设在阅马厂原省议会红楼办公。全国总工会也在汉口友益街；省农协在武昌三道街，省妇协在三道街八号教育厅隔壁。妇协斜对过就是中共武昌地委的办公处。原都府堤的武大附小是过去的革命大本营，那时我已离开了附小的工作，不用再去了。
武昌刚开城时，我还是“武昌善后委员会”的委员，有时布告上还有我的名字，并没有担任什么实际工作，但会议不能不去参加。当时，蔡畅已是党的省妇委书记，我被指定为省妇委委员之一。这时武汉已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各地人才荟萃之地，妇女界也不例外。如北方来的五四运动健将刘清扬、原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褚松雪、上海工运领导干部王亚章、上海大学毕业的赵君陶、南京来的李之良、湖南来的彭端淑、安徽来的彭淑兰等，都由蔡畅介绍到妇协工作。
国民党省党部召开四次执委会，将我增补为执行委员兼省党部妇女部长。执委会常委有董必武、钱介磐、何翼人。执委会每星期开一次会，秘书长是刘昌绪。执委会宣传要过革命化的新年，所以从1927年元旦起，各部都开始办公。
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办了分校，称武汉军事政治士官学校，其中女生队有200人，曾派钟复光、彭绮兰和唐维淑为女生指导员。她们都和妇协的关系密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经验而办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也有不少的女同志，她们都和妇协有来往，凡妇协举行较大的活动，只要通知她们，她们都集合到达。
收回英租界
1927年1月3日，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汉的宣传队在江岸演讲时，停泊在江中的英国军舰无故开火，杀害码头工人和无辜的群众，激起民众义愤。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和秘书长刘少奇亲自领导工人群众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各界爱国群众闻风响应。武汉军校女生队和妇协会员积极参加战斗。一时汉口江汉关一带，聚集了约40万人，其中主要是工人，冲击英租界。他们要求英军舰退出长江，退回英租界，高呼：打到英帝国主义！要为死难码头工人和群众复仇！这时，我原女师同学徐全值带领几名妇协会员，乘坐一叶扁舟，向英军军舰进发。当靠近英军舰时，她们将一个球形物抛向英舰。那个圆球用线绑着一纸命令：“命英帝国主义者立刻退出长江，还我租界！”英舰被民众高昂的斗志吓跑了。英租界当局不得不同意将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讨伐蒋介石运动
大革命高潮在武汉正方兴未艾，蒋介石却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惨案。他彻底叛变了革命。但这很坏的消息当时还不公开。
1927年4月27日，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得到通知列席开幕式。我以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会正式宣布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我党同志和工人群众、制造“四一二”惨案的罪行，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声讨。不料大会上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直到大会结束，也没有听到反蒋的动员报告。接着，湖南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屠杀工农群众，许多革命干部逃到武汉，女干部都住进妇协。
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妇女群众仍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艰苦地进行着各项工作：动员劝销北伐有奖债券；组织各级妇协参加湖南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大会，我代表省妇女部，褚松雪代表省妇协，在誓师大会上发表演说，鼓励将士北上消灭北洋军阀。我乘火车到信阳前线，慰问北伐军战士，还在国民党妇女部何香凝部长统一领导下，有组织地分派妇协会员到各收容伤兵的医院去护理伤兵，帮助伤兵写家信，分发各方面募集的慰问品。
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属独立十四军军长夏斗寅也叛变革命，从鄂西向武汉进攻。这时蒋介石在南京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支持，另立国民党中央，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之势。夏斗寅投靠蒋介石，趁武汉部队第二次北伐，城防空虚之际，向武汉进攻。不久，叛军攻抵贺胜桥、汀泗桥，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已派赴前线，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男学员全部开往前线抵御叛军的进攻。形势危急，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党团书记钱介磐连夜召开秘密会议，布置紧急措施。我每天晚上散会后都要向公安部长吴德峰了解当天的口令之后才能步行回家，路经大街小巷口时必遇放哨的儿童团。他们两人一组，将两根木棍交叉着挡住去路，并厉声问“口令？”如答话不对，不但决不放行，还要扭送附近团部看管，送公安部门审问。
军校女生队的西征和凯旋
湖北省妇协得知军校的女生队亦将开赴前线参加战斗，立即买了粉红缎子和黑丝绒做了两面锦旗欢送，以鼓励士气。第三天女生队出发前夕，蓝淑文和赵君陶代表省妇协，我代表省党部妇女部到军校赠旗并送行。全队战士在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后，整队出发。我们一路送她们上了火车，目送两面红旗随风招展地急驰而去，才心情沉重地归来。
武汉三镇秩序井然，但形势很恶劣。叛军所到之处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摧毁农协和妇协等群众组织。1927年6月6日，夏斗寅攻入阳新县，县妇女部长夏礼被害牺牲，区妇协组织部长吕湘珠被杀害时还有身孕。恶耗不断传来，大家异常悲痛。6月15日下午，武汉各界民众在汉口举行欢迎二期北伐将士凯旋大会，推定林祖涵、董必武、苏兆徵等十余人为主席团，林祖涵为总主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发表讲话。省妇协代表向大会提出临时动议，要求从速讨伐蒋介石，拿办许克祥，粉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的经济封锁。而早在五月间，我还代表过省妇协参加欢送叶挺将军率领独立师西征，消灭叛军夏斗寅的出征大会。
5月19日，叶挺率队击溃叛军，广大群众放鞭炮、游行、庆祝胜利。省妇协举行茶会，热烈欢迎参加西征的女生队凯旋。6月4日下午，英姿飒爽，步武整齐的军校女生队来到省妇协礼堂，和妇协的姐妹们叙谈她们西征的经过和感受。
她们说：和我们分别后，车从东门出发，夜宿古庙，驻扎了两天三夜，即奉命前往蔡棚，又到油坊岭，驻扎在农民协会楼上，后到咸宁。当时大部队已入咸宁，打到汀泗桥、蒲圻、嘉鱼、峰口、新堤、荆州、沙市去了。女生队开赴土地塘前沿，敌人从土地塘以北溃逃时，她们立即编为救护队，投入救伤工作，打扫战场，掩埋尸体，站岗放哨，巡逻守卫。女生队又编慰劳队，慰劳伤兵；编宣传队，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编调查队，了解群众情况。她们在行军中和其他部队一样，夜睡蚊虫成堆的草地，饿了吃糍粑，渴了喝池塘水。烈日当空时，汗水淋漓也要爬山；大雨滂沱时，坡滑泥深也要赶路。她们从不叫苦，也不怕累，没有一个人掉队。
叛军所到之处，对群众乱砍乱杀，农协妇协均被捣毁，老百姓逃避一空，整村不见人影。宣传队见贴标语没人看，就唱歌，演话剧，演双簧，告诉群众敌人已被打跑了。等群众惊魂稍定，恢复了生产，再帮助他们重组农协妇协。有些地方的农协被当地的土豪劣绅霸占，成为欺压农民的工具，农民说要打倒这种假农协。安徽来了一批女同志，省农协非常欢迎。她们经过短暂培训，都分派到农村去加强工作。6月27日，武汉的形势已很紧张，省党部妇女部举办妇女短训班，由我主持开学典礼并做了动员报告，要求干部下农村，坚持革命工作。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议案。宣布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封闭工农革命机关，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勒令工人纠察队交枪，要求共产党员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驱逐共产党员离开各级政府和国民党部。很快，汉口警备司令胡宗铎下令捕人。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失败了。
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漏网一个。”妇协会员，当时还在参加武昌群众大会，因而又被捕了一批人。省妇协做文书工作的彭端淑等被捕后，胡宗铎命20岁以上的女子站左边，20岁以下的站右边。彭虽年过20但个子矮小，就故意站到右边。胡将右边的关进监狱，左边的全都枪杀了！被关监狱的十几个人，团结友爱，结成“女弟兄”，称彭端淑为“大哥”，最小的是军校女生队的女生黄静汶（共产党员），她们机智地与敌人周旋，继续进行斗争。胡宗铎这个刽子手，凶残已极，竟用大卡车捕人，一车车地把无辜群众开到武昌小东门外，用机关枪扫射，杀人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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