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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德岷与他的《魂荡华蓥》

作者:陈启兵




  长篇小说《红岩》中的华蓥山游击队和双枪老太婆,以其大智大勇、神出鬼没,扰袭得国民党政权如刀插在腹,痛卧不宁而被国人津津乐道、经久不忘。现供职于渝州大学中文系的傅德岷教授,为拂去湮没在华蓥山游击队身上的历史尘埃与不白之冤,还这支英雄队伍革命的本来面目而禅精竭力,心智磨损30余年,同样值得记载铭刻。本文作者初次见到傅德岷的时候,惊讶不已:中等身材、秃顶,还是个残疾人,每每走动,手中的拐杖便在地上不停地移动,身子一歪一斜地晃摆。但他却使我钦佩有加,不由地想起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所说的名言:“虽然他的腰是弯曲的,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是高昂的。”
  
  结缘华蓥山游击队
  
  1958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通知各省(区)、直辖市作家协会,做好建国10周年文学献礼工作,拿出有影响、有份量的文学作品。当时重庆作家协会的不少作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于是人手欠缺。重庆市作家协会便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抽调30名优秀学生,到市作家协会协助工作,傅德岷是其中之一。
  被抽调的中文系学生,大多深入工厂搜集素材,写工厂史。因傅德岷是个残疾人,腿脚行动不便,就留在市作协机关整理资料。当时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克,是个女同志,在延安时就是有影响的作家。有一天,曾克主席带来一个年近60岁身披黑色短大衣的女同志,曾克主席介绍来者叫陈联诗,是当年威震川北华蓥山的“双枪老太婆”。
  陈联诗的丈夫廖玉璧,当年在成都就读于四川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时,就深受校长吴玉章的进步影响,接受了革命主张。后认识了陈联诗并结为夫妻。1925年,他们夫妻结伴到南京东南大学就读,廖玉璧在体育系,陈联诗读的教育系。两人在校期间都是学运先锋分子,在“五卅”运动期间,夫妻二人尤为活跃,廖玉璧在游行队伍中扛大旗特别扎眼。在国民党特务即行抓捕夫妻两人之时,他们接到党组织指示,转移回到四川老家岳池县。廖玉璧家是有田有地的地主。他回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接受组建华蓥山游击队的任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兄弟分家。他将自己所分的那一份田地、家产全部卖掉,换成现大洋全部购买了枪支弹药。并根据中共岳池特支指令,正式组建了华蓥山游击队,廖玉璧任游击队队长。这支队伍高举抗捐、抗粮、抗兵的旗帜,与军阀杨森展开了浴血奋战,亦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做了积极后援。后因叛徒出卖,廖玉璧和县特支的金化新、刘汉民等先后牺牲。华蓥山游击队不得不于1935年后转入地下。
  有石头就会有火种。1948年在党的重新组织下,华蓥山游击队重新崛起,配合大西南解放,举行了系列武装暴动。陈联诗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练就了超人胆略,能两手使枪,弹无虚发,成为令敌闻之色变的“双枪老太婆”。国民党反动政权对华蓥山游击队恨之入骨,开动一切宣傅机器,大肆泼污抹黑,诬称华蓥山游击队是“土匪队伍”、“乌合之众”,给华蓥山游击队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亦为其后来遭受厄运埋下了隐患。
  新中国建立不久,内有国民党残部与土匪作乱,外有台湾蒋介石政权伺机反扑,仇视共产党政权的美国又在朝鲜发动了意在扼杀红色政权的侵略战争。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大陆红色政权开展了声势猛烈的“清匪反霸”运动。就这场运动本身而言,无可非议,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生政权建立之初都要对图谋扼杀、颠覆作乱者采取铁腕行动。但由于解放初期时局未稳,法制不健全,人治成份较多,在“左倾”顽症思想指导下,排斥地下党、地方游击队的不正之风流行,加之又有国民党反动宣传潜伏的后遗症。在这种大的政治气候与背景下,华蓥山游击队遭受错误待遇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支生生不息、前赴后继的革命队伍没有得到新生红色政权有关部门的正式认可,并认为这支队伍“成份复杂”,有的地方甚至也认为是“土匪队伍”、“流氓武装”,因而不少游击队人员亦跟着被打成“土匪”类人物。
  历史是公正的,且是无法抹杀的。解放10年后,重庆市作家协会的正直文人、西南师范大学的热血学子,要拂去蒙在华蓥山游击队身上的尘埃,还这支队伍的本来面目。陈联诗很感动,她动情地说:“感谢大家,我等待这一天很久了,今天终于等来了!”华蓥山游击队和陈联诗这个特殊人物,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重庆市作家协会高度重视,要作为建国10周年文学献礼的重点、精品工程。经慎重考虑,曾克主席分工傅德岷与杨淑敏专门负责陈联诗的工作。陈联诗口头讲述,傅德岷记录、整理。
  听了陈联诗的介绍,傅德岷感到很有故事,于是仔细挖掘,因而进度很慢,每天早晨用餐后两人就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下班止,节假日也很少休息。陈联诗经常念叨:“盼了多少年啦,现在才有讲话的机会。”每每想起当年的烟烽血火,悲壮惨烈,常使她声泪俱下,哀痛难忍。傅德岷亦跟着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两人前后讲、记了两个多月,才讲、记到1935年。傅德岷在大开本的练习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10多本。转眼到了1958年底,眼看要返校上课,于是华蓥山游击队1935年后的事迹,便由女同学杨淑敏接着记录。杨同学是党员,她只记录概述性的过程,没有挖掘出能震撼人心的细节。陈联诗有碍于对方系无偿工作,不好开口说什么。
  1959年上半年,傅德岷又历时3个多月,将记录稿整理成40多万字,全部上交给重庆市作家协会。在整理华蓥山游击队稿件期间,傅德岷又在《红岩》杂志1959年第6期上推出万余言的小说《游击队的儿子》。这篇小说引起外界不小关注,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人赶到重庆市作家协会提出要将其改编成电影。曾克主席言明:“待书稿全部完成后,那时再拍电影会更加精彩。”
  一个在校就读的学生,能够在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红岩》上推出小说并能引起高度重视,确系不易之事,无言地表明傅德岷勤奋敬业的精神与深厚的实力和不小的发展潜力。按当时国家师资需要,师范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分到老少边地区甚至进西藏,留在大城市和大学的师范生实属凤毛麟角。1960年春天,傅德岷还差半年才毕业,西南师范学院为避免在毕业统一分配时傅德岷流失走了,采用“拔青苗”的方式让傅德岷提前半年毕业,并留校执教,傅德岷成为西南师范学院的教师。
  陈联诗因劳累过度,加之长期抽烟,患上了严重的喉疾,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在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傅德岷得知这个消息后,不顾自己的残疾之躯,从北碚赶往市内。这个昔日威震敌胆的双枪女杰躺在病床上已是孱弱之体,世事沧桑,令人伤感。学富五车,能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大学教师,此时感到不知究竟说什么才好,只是一再安慰陈联诗,说她的病情很快就会好转,祝她早日康复。陈联诗伸出的手,枯瘦似藤,长久而无力地抓握住傅德岷伸出的手,她觉得他的手是希望之手,正直之手,这只手一定能让华蓥山游击队血火历程昭告天下。她的声调呜咽喉梗:“华蓥山牺牲了那么多同志,长期被诬为土匪,你一定要把书写出来,为死去的同志鸣冤啊!”
  从玻璃窗投进的阳光,血红一样铺撒在陈联诗的脸上,她的双眼喷洒出极度渴望的神情。傅德岷的心灵受到地震般的震撼,眼眶内滚动着挚诚的热泪,他使劲点点头:“联诗同志,放心吧,我一定会记着你的话,完成你的心愿!”此次会面不久,陈联诗离世而去,时年59岁。
  
  初创与厄运
  
  1962年,重庆市作家协会与四川省文联合并,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傅德岷的整理稿《华蓥风暴》被带到省文联。一天,陈联诗的女儿廖宁君到西南师范学院找到了傅德岷,告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到了重庆,要与傅德岷见面。
  次日,傅德岷赶到王仰晨下榻的重庆宾馆,两人交谈了一番,王仰晨告之他看了《华蓥风暴》这部整理稿,认为很有基础。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也认为《华蓥风暴》不错。省、市作家协会把《华蓥风暴》列为与《红岩》同等份量的重要著作来抓。其间经过廖宁君、林向北的梳理,1964年春天,省文联印行了《华蓥风暴》的油印稿。5月重庆作家协会召开座谈会,讨论《华蓥风暴》,这时《红岩》已出版,取得极大成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这次座谈会对《华蓥风暴》给予充分肯定,罗广斌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对傅德岷说:“你们的整理稿我看过,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就吸取了你们的材料。”
  华蓥山游击队在解放初期未能被承认的原因除了当时特殊的历史大背景,还有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共岳池特支与华蓥山游击队直接进行单线联系的是游击队长、陈联诗的丈夫廖玉璧。当廖玉璧遇难后,华蓥山游击队与党组织的联系就中断了。据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四川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解放后任南充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的王旭武介绍:华蓥山游击队起事期间,他奉省军委之命,到岳池去与华蓥山游击队队长廖玉璧接头,刚走拢璧山,就闻讯廖玉璧牺牲了。当时王旭武不知再找何人接头,只好返回省军委。历史的因缘使华蓥山游击队后来不短时间无法与党组织联系,形同无娘孤儿。当时这支队伍周围皆是军阀围困,游击队犹如处于四水环围的孤岛,严酷的现实迫使华蓥山游击队只得隐伏下来,由原来的公开武装斗争转为地下行动,有时迫于生存,甚至用灰色的方式出现。
  胸中有奔雷,握笔走龙蛇。傅德岷在省文联不是单纯的写作,而是在完成一件重大的历史使命。京、蜀、渝出版界,国内文坛和广大知情者,存活于世的华蓥山游击队员,都在等待着、盼望着《华蓥风暴》的问世。
  当傅德岷写到第20章时,“四清”运动开始了。迫于形势,傅德岷不得不把创作停下来。1964年12月,他把原始记录、整理稿、修改稿、再创作稿,全部清点、包装,交给了四川省作家协会的陈之光,返回了西南师范学院。傅德岷等待着《华蓥风暴》再创作,重新执笔的时候。然而,等来的是“文革”全面爆发,是非皆倒,黑白全无。处于权力巅峰的江青,信口雌黄诬蔑:“华蓥山游击队都是土匪、叛徒,没有一个好人。”此话一出,凡参与《华蓥风暴》工作的人员均遭到程度不同的批斗,省文联的周可风、陈联诗女儿廖宁君先后离世。饮誉海内外、被称之为影响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傅德岷也是厄运降临,肉体、人格、精神均遭受肆意践踏、蹂躏。傅德岷被罗织的罪名有“修正主义苗子”、“写反党小说”等等。胸挂黑牌、头顶高帽,被人押着在北碚大街、学院内游行示众。一伙红卫兵冲进傅德岷的家中,大喊大叫,乱翻乱掀,将傅德岷呕心沥血搜集、保存下来的华蓥山游击队的资料抄走了。傅德岷感到自己的心脏在滴血。他冒着有可能遭受更大打击的风险,将1964年去华蓥山实地采访的记录本保存了下来。
  
  重上华蓥山
  
  “四人帮”一粉碎,傅德岷就意识到世事肯定会拔乱反正,完成《华蓥风暴》的夙愿,再次在傅德岷胸中跳跃、冲撞。他把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保藏下来的去华蓥山搜集材料的记录本找了出来,反复看阅,仔细回忆,拟出提纲。
  1981年10月,傅德岷请假自费到华蓥山地区搜集材料。华蓥山游击队主要活动地岳池县,解放后隶属于四川省南充市管辖。傅德岷在南充市拜访了有关人员后,随即深入到岳池、武胜、广安等地的乡村。华蓥山地区,坡陡岩险,路道蛇状,行走艰难。傅德岷拖着拐杖,踉跄蹒跚而行。抬眼望,树木丛生,野草漫铺,乱云飘浮。躲藏在岩壁穴洞内的山兽,一长一短地低嚎。这种萧瑟悲凉的氛围,不仅没有使傅德岷有丝毫的怯懦,反觉得那些牺牲了的游击队员的英灵,就在岩石、树丛、乱草中跳跃、奔走,并不停地呐喊、呼叫。
  许多存活于世的华蓥山游击队员,知道了重庆城的一个大学者、教授专门前来了解游击队情况,纷纷翻山越岭地赶到傅德岷的住地。当他们看到傅德岷还是一个瘸子,裤管与脚上的鞋溅满了泥尘,都感动得眼眶里布满了滚动的热泪。傅德岷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有个跑交通的游击队员,拿来一根龙头拐杖,告之曰系当年接头的凭证、信物。那名游击队员已是暮年老者,脸上的皱纹如同华蓥山上密集的沟槽,满头灰涩的头发,好像遭受了千百次凄风酷霜的侵蚀。老者将龙头拐杖递给傅德岷审视,沉甸甸地压手,冰冷冷凉气泛肤,无言地透溢着老者骄傲、自豪的人生历程。当老者从傅德岷手中把龙头拐杖取回后,他枯藤似的手掌不停地在龙头拐杖上摩挲,双眼闪动着赤灼的光。另一名华蓥山游击队员,拿出一张当年川陕苏区时期流通、使用的布币。国民党军队清剿他住地时,他把这张布币反贴在桌子抽屉的背后而幸存了下来。当年藏这种布币是要冒牵连家族的祸难。一旦被查出,国民党军队心肠一点不软,杀收藏者本人、烧房子,还要抓、关、打同宗同族者。但那名游击队员认为这是革命的真实见证物,只要能将它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即使杀头赴刑场都值得。一些来见傅德岷的华蓥山游击队员,情不自禁地唱起游击队歌或当年流行的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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