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三）
作者：赵 明
1967年2月间，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 、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异议 。谢富治是唯一发言为林彪、江青等辩护的人。会后，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会议情况，江青说 ，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被否定 。此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决定。"中央文革碰头会"名 义上由周恩来牵头，成员大多数却是江青的人。在篡夺了中央决策大权之后，江青即向毛泽 东提出，要谢富治等加入中央文革小组为成员。主席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中央文 革小组会议。从此，谢富治就正式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从2月22日起，中央每次开会，江 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就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在会上围攻批判谭震林等人；并将 党中央内部的问题公诸于众，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社会上掀起大规模地反击所谓"二月 逆流"的浪潮。
3月1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小组会议上讲道："北京有一个黑司令部，北京大 联合不起来与这个黑司令部有很大关系，可能又要出现陶式（即陶铸）第二个人物。"当天 深夜，中央统战部几个造反派头目秘密碰头，刘郢对孙超、韩戈鲁等人说：听说中央正在开 会，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如夺 权、大联合等接过去为他们推行路线服务；最近可能揪出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 人物。刘郢转向孙超说，可以按他说的这些意思，写一张大字报用"东方红公社"若干人联 名的形式贴出去。第二天，孙超把他写成的大字报稿拿给韩戈鲁看，韩在稿子末尾加上了一 句：把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随后孙超将稿子传到"东方红公 社"，张贴了出去。大字报的标题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号召"革命 同志坚决把那些负隅顽抗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新的代表人物揪出来"。
3月8日，在谢富治等人亲自部署下，北师大谭厚兰带领一批学生冲了农展馆。3月10日 ，谢富治、王力等人一起去农展馆，公开支持谭厚兰等人。谢富治高呼口号"打倒谭震林" 、"反击二月逆流"。紧接着，攻击叶剑英、陈毅、李富春等同志的大字报和标语贴遍了首 都街头。
7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划成立"揪陈联络站"，围困外交部。谢富治几次跑到外交部 门口，煽动说，"小将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8月15日，中央文革小 组策动批斗陈毅。会前，召开两派代表参加的预备会，周总理被迫主持这个会，实际上却是 谢富治操纵了这个会。谢富治公开对抗周总理，挑动一派群众要把陈毅搞臭。周总理气愤地 对谢富治说：把陈毅同志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
1968年3月，为了反击在全国到处刮起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江青等制造了所谓"杨 （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谢富治紧跟江青诬陷他们同"二月逆流"搞在一起。4月，谢富治授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社论《彻底粉碎' 二月逆流'的反扑》。在将社论稿呈送姚文元等审阅时，谢富治写道：送文元同志审阅并请 酌转陈伯达、江青同志阅审。这样的社论，我自己水平低没有把握。文章指责有人"打着反 对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掀起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
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当陈奇涵谈到朱德反对毛主席时，谢富治诬陷 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就反对毛主席。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 陈毅是朱德的参谋长。这些人都应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 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 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 朱德、陈云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在小组会上，谢富治还多次指名道姓地攻击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 等中央领导同志。他说：
"二月逆流"李富春同志自己承认是刘、邓的第三套班子，反对"文化大革命"，为刘 邓翻案。徐向前同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干什么工作，解放后更没做什么工作。他是张国 焘干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当了全军文革小组长之后却跳出来参加"二月逆流"，反 对中央文革，搞翻案，使出张国焘的军阀作风，镇压革命群众，至今态度很坏，不作检查。 陈毅同志说话不算话，反复无常，不能信任。叶剑英同志带着旧军阀的作风，混入我军，未 得到改造。聂荣臻同志和杨成武搞在一起，互相吹捧，搞反动的"多中心论"。对这些人，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一保再保，可是他们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后，搞阴谋，镇压 群众，乱党乱军，混淆是非，把责任嫁祸于中央文革，真是忘恩负义！对这些人必须彻底批 判。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发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简称"非委会 "），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传单原稿和作案工具等全部查获。而陈伯达、谢 富治硬说这个案件有后台，一再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1968年4月28日，陈伯达、谢富治第一次接见"非委会"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反 革命传单是经过几道手续的，不是直接给他（指在押犯），是有计划的"，"这个写东西的 人，不会直接刻版的，写稿的不是刻版的"，"抓到刻版的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 ，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反革命传单 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反革命纲领"。谢富治也跟着说："对敌人要狠，不能仁慈， 不要右倾"，"要一追到底，把他的后台揪出来"。
8月19日，陈伯达、谢富治第二次接见"非委会"专案组。陈伯达说："几个煤球工人 （指在押犯）不可能写出来，就是大学毕业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 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你们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 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突出'二月逆流'的东西"。谢富治更露骨地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 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总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他干的，就是 要把后台揪出来。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邓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
12月6日，陈伯达，谢富治第三次接见"非委会"专案组。陈伯达指使办案人员："这 个传单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语言，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谢富 治更明确地说："别在渣子里作文章，要追到他的后台。"
1968年12月，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当时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把追查、逼供的范 围扩大到被审查的"五·一六"对象。他们对"五·一六"审查对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大搞逼供信。结果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 常委"有：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刘长胜、刘宁一等；"委员"有：王 震、伍修权、肖华、余立金、王炳南、刘晓等。并诬陷：除了这个"伪中央"以外，同时决 定成立一个指挥全国统一行动的委员会，名字叫"中央（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这个" 叛国集团的活动，到11月份是个高峰，准备好了一个篡党夺权的班子，准备里应外合"， "主要是准备武装叛乱"。对这个被逼供出来的假案，连有的审讯人员都认为荒唐离奇。谢 富治却说："周（慈敖）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 "并指示赵登程等人继续加紧逼供，说："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 写好。一、窃密的策划、盗窃的单位及机密的内容。二、材料的去向。三、里通外国的情况 。"
1969年2月13日，周慈敖在逼供下，又诬供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同志签署了 一封给蒋介石、蒋经国的电报，胡说电文内容是要求与蒋"联合起来，'挽救'中华民族命 运，希望他们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被诬陷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当选为九届中委，但是谢富治 等制造"伪党"假案的诬陷活动仍在继续进行。5月24日，为了获得所谓"物证"，谢富治 批准对经委干部陈大伦的保姆和保姆的儿子、女婿等人办"学习班"，逼迫他们交代所谓陈 大伦转移的"伪党"材料。陈的保姆于当年11月7日被逼自杀身亡。
1969年6、7月间，谢富治等人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遭到专案组一些同志的反对，要 求向中央反映。李震、赵登程等人为了掩盖罪责，8月4日联名向谢富治写报告，提出封存或 销毁诬陷材料。谢富治不得已指令将档案封存。但是，制造"伪党"假案的罪恶活动事实上 仍在继续进行。1969年8月21日谢富治仍指示办案人员搞证据，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 ，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斗争要坚决不 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对 敌斗争，要坚决搞，要拼命搞，不要为反革命作解释；不要为反革命平反；不要为反革命翻 案。"
1969年11月，由于"九大"以后的形势所迫，加上追逼所谓"证据"材料的学习班逼死 人命，又制造不出证据来，才不得不把制造"伪党"假案的活动停了下来。(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