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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定性的历史回顾
作者：姚金果
"机会主义"
目前发现最早提出中共中央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是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纳索诺夫 。他在1927年2月5日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称："现在一批有明显机会主义倾向的同 志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影响十分强大。……这种倾向暂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没有 固定在某个具体人身上，但这种倾向的表现可以在许多组织的活动中看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到同年5月，武汉国民 党中央开始发布对工农运动的禁令，中共中央在就有关问题与其交涉时，愈来愈处于被动地 位。纳索诺夫等人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不是莫斯科指挥失误，而是中共中央没有执 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5月21日，纳索诺夫与共 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曼达良联名致信联 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 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们破坏这条路线，他们常常在左的词句掩盖下实行机会主义政策 。""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错误根本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是来源于俄国反 对派在中国的思想上的追随者--右倾的彼得罗夫和布哈罗夫（即彭述之和罗亦农--引者 ）、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以及庇护他们这些人的维（即维经斯基--引者）对决议的否定和抵 制。"
在国共关系逐渐恶化之时，受到鲍罗廷排挤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因无法行使他对中共中 央的指导作用十分恼火。1927年5月至6月，罗易多次发电报或写信给斯大林、布哈林和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一面发泄对鲍罗廷的不满，一面指责陈独秀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6 月5日，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说："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 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我建议农民部的纲领应包括解决土地问题，谭不要率领考 察团去湖南，这些建议被政治局否决。陈（即陈独秀--引者）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 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 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历史记载不知何故在结尾出了差错
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在国内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每一个儿童从上小学时就从课本上知道 了他们的故事:1941年9月25日,我八路军某部七连六班5名壮士，在狼牙山上为掩护机关、群 众和大部队转移，在胜利完成原定的阻击任务后，为了不暴露部队的行进方向，把日寇引向 了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在打光了所有的弹药之后，宁死不屈，英勇跳下了万丈悬崖。60多 年来，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好几代人。与此同时，我们的教科书 、党史出版物、影视作品也大都记载着五壮士舍生取义的地点为狼牙山主峰棋盘坨。然而， 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当地有关同志的介绍以及查阅当事人的回忆录之后，就会发现事实却与 此有出入，棋盘坨并不是五壮士跳崖的地点，在那次战斗中，五位壮士甚至没有登上过棋盘 坨顶峰。而围绕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其前前后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将军与老道
狼牙山位于易县西南方向，属太行山脉五台山的一个支脉。当年，在这里指挥抗日斗争 的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
从1939年开始，日军加紧了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每一次反"扫荡"的斗争都充 满了血与火的殊死拼杀。几番较量后，杨成武想到，如果在每次反"扫荡"作战中，我们都 有有利的地形和巩固工事可利用，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他从《水浒传》三打祝家庄的故事 中得到启发。看到狼牙山地区沟壑纵横，山水相连，奇峰险石间，野兽踏出的小径曲折回环 ，走起来恍如置身迷宫；主峰棋盘坨，山道更加复杂变幻，死路活路难辩，就像祝家庄的盘 陀路。如果稍加改造，狼牙山地区就可以成为易守难攻、能进能退的既设阵地。就在杨成武 开始打狼牙山的主意时,他刚好结识了一位在狼牙山上修行的道士。那是在1939年的1月，老 道下山化缘，路过部队驻地，便同杨成武认识 代理人。他不顾共产国际提纲、(中共)五大决议、莫斯科指示和政治局决定，反对共产党党 团在国民党内工作，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
纳索诺夫等人和罗易对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的指责虽然不具备权威性，但无疑对联共（布 ）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产生了影响。这年7月初，斯大林从来自中国的消息中断定，国共关系 已很难再维持下去。得出这个判断对于斯大林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因为此时联共（布）内以 他为首制定的对华政策正面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攻击。为了不给反对派以口实，斯大林只能 为莫斯科对华政策辩护。
7月1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提出："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 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 正确性。"很显然，如果莫斯科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错误只能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身上 。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负责人布哈林也开始为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辩护 。7月1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机构中存在"社会民主党分子"，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 ，中国革命遇到严重挫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未能经受 住"火的洗礼"。
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7月专门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 形势的决议》。《决议》肯定共产国际近一年来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发出的指示是正确的， 批评中共中央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策错误，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应当依照共产国际 的指示，展开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地批评和揭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急进'的领导 者之不彻底的和怯懦的立场，警告群众预防军阀方面叛变的可能，武装大量的工人，十二分 坚决地推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没有 执行这些指示。中央不是领导土地革命，而在许多场合之下，作了制止土地革命的因素。党 的个别领导者，提出了显系机会主义的口号……。"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对中共 中央进行改组，以"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
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中共中央进行了改 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 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就这样，斯大林等人为彻底开脱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找到了替罪羊。大革命刚刚失败，《 真理报》就开始刊登署名文章和社论，追究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的责任。7月16月，《真理报 》发表曼达良的《中共领导为何失败？》，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当了动摇不定的小 资产阶级政客的尾巴，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陈独秀则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 的机会主义代表"，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 七会议）。会议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虽然在"机会主 义"前加了一些修饰词，如"我们党的指导犯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坏的一种机 会主义"、"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但会议认定是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没有 提陈独秀的名字。这说明，在莫斯科方面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共中央身上，并且 指名道姓地将陈独秀作为"罪魁祸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认同莫斯科的评判。 一方面，中共中央承认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对大革命失败负完全责任；另一方面又提出这个 错误的责任应由党的领导集体来承担，并不追究陈独秀个人的问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指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 锋--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首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 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可以看出，中共六大仍然将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归 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而没有追究陈独秀的责任。
"陈独秀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面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 文，一面反思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他对斯大林等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中央和自己 身上十分不满。他认为自己对大革命失败应承担一定责任，但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 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因此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
1929年春，陈独秀和彭述之等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后，在思想上产生共鸣 ，开始在党内组织"左派反对派"。同年7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在中东路事件中交恶后 ，陈独秀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拥护苏联"的口号，认为应提"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 路的卖国政府或误国政策"的口号。他的提议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与此同时，陈独秀与中 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一系列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号召 全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并决定将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 进行挽救。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 决议》，要求陈独秀等人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但陈独秀等 人未能接受中央这一决议。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开除出党。
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在联共（布）内掀起的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 少数派的斗争，在1927年末即以后者的失败而尘埃落定。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时候，联共 （布）内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仍在进行之中，"托洛茨基主义"一词频繁出现于联共 （布）的政治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主义"一词便被制造出来。
1930年1月至2月，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专门学术会议，讨论"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 源"。这次讨论会虽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的名义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并非都是专家 学者，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领导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 ，还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等。在与会者的发言中，陈独秀的名字直接与大革命时期的错误 联系起来，"陈独秀主义"也基本取代了"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提法。这次会议可以说 是直接追究陈独秀个人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肇端。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名叫古德科夫的人(即沈泽民)在发言中提出： 应将"陈独秀主义"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来"。于是 ，在继他之后的发言中，有人便指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错误具有"右倾 机会主义倾向"等。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于同年9月在《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五 期上发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对所谓"陈独秀主义"进行了全面剖析，并且扩展了"陈 独秀主义"的含义。他写道："陈独秀主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 义和孟什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 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廷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 纳在这一中国孟什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含义的扩展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在30年代中期，"陈独 秀主义"仍然指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17 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一方面批评党内的关门主义倾 向，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提出"丝毫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的斗争"，认为"一九二七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 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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