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瞿秋白与茅盾的交往
作者：张开明
一对令人称羡的战友、诤友和挚友
1923年春天，24岁的瞿秋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比秋白年长3岁的茅盾为中文系兼课教员，讲授小说研究。在学校的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俩首次见面。鉴于秋白是江苏常州人，而茅盾则为浙江桐乡人，同为江浙大“老乡”，两人一见如故，颇为亲热。后来，经“在北京就是老相识”的郑振铎介绍，瞿秋白参加了“文学研究会”；而这个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文学社团则是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作家于1921年发起成立的。因而，瞿秋白与茅盾的交往多了，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1923年7月至1924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里，茅盾担任上海中共区执委委员，分工抓国民运动和妇女运动。
1923年6月被党的“三大”选为中央委员的瞿秋白，与茅盾、沈泽民等人，每隔几天，就要开一次会。由此，秋白与茅盾渐渐熟悉了。1924年至1925年，茅盾任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支部会议常在他家里开，秋白代表党中央常来参加会议，常与茅盾谈论政局和党内的问题。1924年冬，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了婚，搬到闸北顺泰里12号，正好住在茅盾家的隔壁（顺泰里11号）。这时，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女儿独伊才3岁左右，和茅盾的女儿沈霞同一个幼儿园。秋白对女儿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儿空就到幼儿园接送独伊和沈霞；父辈的慈爱溢于言表，令两个女孩感到格外的亲切而温馨，而瞿、沈两家也更亲近了。
1927年在武汉，茅盾担任《汉口国民日报》总编辑，秋白兼管党的宣传工作，而该报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常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1930年4月，结束了两年流亡生活的茅盾，由日本回到了上海，同年8月，瞿秋白和杨之华也从莫斯科回国。秋白听说茅盾也回到了上海，就设法找他。他用暗号代真名写信交开明书店转茅盾收。接到信后，茅盾和夫人便按信上的地址去拜访，得知秋白夫妻住在一座普通的楼房里，楼上为卧室兼书房，楼下是客厅兼饭堂。秋白与茅盾紧紧握手，一同到楼上闲谈，秋白问了茅盾在日本的生活，又向茅盾介绍了这几年国内的革命形势。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受到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同年4月下旬，茅盾从弟弟沈泽民口中得知，秋白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便急忙与夫人登门拜访瞿秋白夫妇，亲切地问候、叙旧。秋白离开政治局，在上海养病，可以有时间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
瞿秋白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和决策工作。冯雪峰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成为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而秋白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均与茅盾的相识与交往有关。正是通过茅盾，秋白才认识了“左联”的领导成员冯雪峰、鲁迅等，并从1931年到1933年底在上海同鲁迅、茅盾等并肩战斗，批判各种反动的文艺流派，深入探讨文艺大众化等重大文艺理论问题，在共同的斗争中，秋白与茅盾并驾齐驱，成为同一战线的一对难得的战友、诤友和挚友。
转变“左联”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
1931年春，瞿秋白通过茅盾了解到“左联”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问题，于是，他提出了关于改进“左联”工作的意见。在此之前，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对全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党直接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也表现出与“左”倾中央一致的错误：通过“左”的决议，不顾环境险恶和文化运动的特点，经常在节假日、纪念日举行无准备的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至组织罢工、罢课等不适当的活动。这些“进攻形式”的冒险行动使“左联”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盟员受到很大损失。1931年上半年，“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茅盾语）。1932年以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左联”的活动和处境也更加困难。在“左联”内部，还采取了一些过“左”的做法。早年太阳社发起人之一，后来参加了“左联”的党员作家蒋光慈（1901－1931）因主张“既然写作不算革命，我退党”而被党组织开除党籍，并在《红旗日报》上予以公开披露；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的郁达夫（1896－1945）因在“左联”中多次重申“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而“消极隐退”，被开除出“左联”。显然，这些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做法，不利于左翼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更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瞿秋白主张“左联”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对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与鲁迅、茅盾等都主张利用合法的形式，展开斗争，扩大左翼文化阵地。
瞿秋白认为，1930年8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有些论点不妥”，他提议“左联”就当前问题重新作出新的决议。根据瞿秋白的提议，由冯雪峰起草、秋白参加讨论修改、茅盾最后润色，为“左联”写成了新《决议》。1931年11月，“左联”召开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新决议。这个新《决议》由七个部分的内容组成：向新的时期进展；新时期的客观的特质；新的任务；大众化问题的意义；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理论斗争和批评；左联的组织及纪律。新《决议》公布于1931年11月15日“左联”的文学刊物《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上。这个新《决议》倾注了很多人的心血，特别是“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茅盾语）。为了修改好“左联”新《决议》，帮助“左联”整顿组织，克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瞿秋白还特意写了《斯大林和文学》一文。该文联系到“普联”（即“拉普”RAPP）遵照斯大林在全苏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精神，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极左的组织路线和创作指导原则（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强调作家成分和工农兵创作、打击“同路人”等），实际上是在批评“左联”八月“左”倾决议中的如下一段话中所包含的错误组织路线：“有人断定‘左联’的组织根本是作家的组织，因而是‘左’倾的组织。这个估量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左联’的组织原则不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同时它还有一定的斗争纲领。……我们要坚决地克服组织上的窄狭观念——组合主义。”当然，新《决议》还有些“左”倾错误影响的明显痕迹，如“对分析形势、明确任务等等，‘左’倾教条主义的味道依然是很浓厚的。”（夏衍语）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新《决议》标志着“左联”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茅盾认为，“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1930年8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驳，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决议》就文学大众化问题、文学创作问题、理论斗争与批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一反过去忽视文学创作的倾向，强调了创作的重要性，并就题材、方法、形式等方面作出详细而又比较明确的论述。茅盾还认为，“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此后，“左联”集体上街游行集会、飞撒传单的事几乎没有了，而代之以作品说话，用文章战斗。鲁迅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的观点，很快成为“左联”的共识。茅盾为此甚至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职务，潜心文学创作。瞿秋白建议将“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坚持办下去，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茅盾把秋白的意见转告给鲁迅和冯雪峰，他们都非常赞同。后来《前哨》被查禁，就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瞿秋白、茅盾、鲁迅以《文学导报》为主要阵地，先后发表批判文章，严正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等种种谬论。“左联”还创办了公开的大型月刊《北斗》，以刊登文学作品为主（也发表一些时事杂文和文艺论文），由丁玲任主编，刊物克服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号召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作家都来参加。在它的创刊号上，不仅有“左联”作家的作品，一些非“左联”成员的作家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陈衡哲等人的作品也在上面发表。瞿秋白更积极为《北斗》撰稿。他写了24篇杂文（编为四组“乱弹”）、一篇论文《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他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被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在《北斗》上连载。
根据瞿秋白的建议，左翼文艺界开始派人进入电影界，利用电影这种形象生动的艺术形式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于是，在1932年春夏之交，夏衍、阿英（钱杏?）、郑伯奇等率先接受明 枪镜钠盖氲Ｈ尉绫竟宋省Ｋ呛秃殍⒅Ｕ锏热俗槌杀嗑缥被幔贫ㄐ碌姆?针。不久，“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也聘请了左翼作家为他们创作、改编和修改电影剧本。田汉、阳翰笙、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以及许多党的文艺干部都参加了电影工作。正如夏衍所说：“这件事是我们从左翼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新文艺工作者为几家大的影片公司创作了大量进步影片，明星公司仅1933年内就拍摄了22部由左翼或进步作家参与编导的新影片。这些影片的新的题材、新的思想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这些影片公司成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至于整个影坛的舆论阵地也几乎被左翼电影界所占领。其中，《大公报》、《新闻报》、《大晚报》等大报纸的电影副刊均掌握在左翼影评家手中，就连国民党的《晨报》电影副刊《每日电影》实际上也是由共产党员主编的。这些由左翼影评家撰写的影评，广泛地宣传和讨论了电影文化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任务，向广大群众推荐国内外优秀影片，批评有错误倾向的或反动的影片和言论，推动了左翼进步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1931年8月起，“左联”改变了活动方式，盟员的作品尽可能在商业性质的刊物上发表，而以前此种行动则被认为是“妥协”、“右倾”的表现；并且在各学校组织以“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学生文学团体，申明宗旨是反帝反封建，而以前组织学生文学团体则首先标榜“普罗文学”。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查禁和摧残，从1932年起，左翼主办的进步刊物无法继续出版发行。左翼作家则仿效电影界的做法，亦采取合法斗争形式，他们不仅在资产阶级办的《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上发表作品，而且还“挤”进了包括《时事新报》和cc派办的《晨报》在内的国民党的报纸。
在“一·二八”抗战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倾向进步，对该报进行改革，“文坛新进”黎烈文应聘担任副刊《自由谈》主编，他约请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为《自由谈》写稿。瞿秋白在1933年3月至6月用鲁迅的笔名在《自由谈》和《申报月刊》上发表了14篇杂感。如《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揭露和讽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秋白还给《申报》写稿，表明他对于这种“打出去”的做法的积极支持。当时，经常给《自由谈》写稿的除了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外，还有一大 白罅庇敕恰白罅钡?老作家和新作家。《自由谈》也成了左翼文化工作者的一个公开的舆论阵地。与此同时，历史悠久的资产阶级刊物《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政治态度保守，但从1933年1月1日起，也开始发表左翼和进步作家的作品，直至这一年的年底。这些也有力地说明，瞿秋白关于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深得人心，受到左翼进步作家的拥护，并付诸行动。
为繁荣左翼进步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在“左联”，瞿秋白不顾工作繁忙，或对茅盾的作品提出修改建议，或亲自撰写文章，介绍并评论其文学新作，尤其是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对茅盾的《三人行》、《子夜》等给予必要的批评和评论，使茅盾获益匪浅。
——秋白认为，《三人行》给他最初的感觉是“这篇东西不是一口气写成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一切都是局促的，一切都带着散漫的痕迹”。秋白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明确地点出了政治立场与艺术表现的两者关系的辩证统一的问题，因为“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替代“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的，不能替代作者的艺术创造思维。他还认为，《三人行》是“很有益的失败”。在评论中，秋白指出：“茅盾在现在的一般作家之中，不能够不说是杰出的，因为他的思想的水平线和科学知识的丰富，超过了许多自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家之上。”
——1931年4月下旬，瞿秋白从茅盾处得悉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夕阳》（即后来的《子夜》），了解了前四章与大纲的基本内容及全书的情节，并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提出了修改意见。关于农民暴动与工人罢工，前者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秋白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茅盾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以后，秋白还建议茅盾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阅读茅盾这部长篇小说的原稿极为细心。茅盾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而秋白则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秋白还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在写作过程中，茅盾都照秋白的上述意思改了。惟有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茅盾没有按照秋白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材料零星不全，又不可能实地体验这些生活，茅盾认为与其写成概念的东西，不如割爱。于是，茅盾决定缩小原定计划，又重新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 突出了重点，这不能不认为是秋白“指点迷津”的结果。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1933年4月2日《申报·自由谈》即发表了瞿秋白用“乐雯”的笔名写的短文《〈子夜〉与国货年》。秋白认为《子夜》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1930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秋白指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金钱》），自然，它（《子夜》）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而“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茅盾虽然喜爱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他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而交易所投机的情况，茅盾则“得之于同乡故旧们”。这也许就是茅盾“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和“茅盾不是左拉”的缘由。
显然，瞿秋白的这篇短文尚“不能够详细的研究《子夜》，分析到它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一个机会了”。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有许多话要说”的瞿秋白于1933年7月16日，以“施蒂而”（秋白另一笔名“史铁儿”的谐音）的笔名写了一篇《读〈子夜〉》的评论文章，发表于1933年8月13、14日《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上。
秋白评论《读〈子夜〉》一文写于1933年7月，当时秋白已经完成了《恩格斯致〈城市姑娘〉作者哈克纳斯的信》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而秋白这篇评论颇受恩格斯的这封著名的信的影响。恩格斯的这封信主要是通过作品阐发关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秋白通过对《子夜》的评论强调作品的时代感和政治意义，使人从中颇受启发。
文学评论《读〈子夜〉》共分五段。文章伊始，秋白就对《子夜》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 ∷担蹲右埂房伤愕谝徊浚凰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来看，《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显然，秋白作为政治家，他的评论的着眼点仍然是《子夜》的政治倾向，是政治家的文艺评论。这种评论的方法所显示的是政治褒贬，但决不是用政治去代替文艺评论职能的庸俗社会学或教条主义。这是颇有道理的。秋白认为，《子夜》的“骨干”是：“一、帝国主义给与殖民地中国的压迫。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相互矛盾，主要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矛盾。三、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农民与地主的冲突。”
瞿秋白进而分析《子夜》，认为它涉及到当时中国的诸多问题：中国的封建势力，无时不在崩溃中；每一次军阀混战的发生，可就是各个帝国主义冲突的一幕；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抬头；懦弱无能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内部也含着很大的矛盾；现代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各人都有很大的分野线，形形色色；从许多不同生活方式的女性表现上，可以认出她们的阶级来；恋爱问题；对立三错误的影响作以表现来教育群众等等。这八个方面的问题几乎一半以上属于政治问题，其余是属于社会问题。当然，作品在表现这些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直接、坦露，而是用比较生动细腻的文学手法，使该书的“主题思想”显得比较含蓄、隐蔽：子夜，“即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秋白则说得更明确：“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而到了那时候，这国又不是‘大王’们的国了，也不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国了。”
瞿秋白在《读〈子夜〉》一文的最后，发表了许多十分可贵的意见：1.《子夜》在社会史上的价值是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因它大规模的描写中国都市生活，使我们看见了许多社会辩证法的发展）；2.读者往往对主人公吴荪甫表示同情；3.《子夜》许多处可独立成为短篇；4.将茅盾与美国的辛克莱作比较分析。美国作家辛克莱（1878－1968），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他们在大规模表现社会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风，拿《子夜》以及《虹》、《蚀》等来比《石炭王》、《煤油》、《波士顿》，特别是《屠场》，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截然不同的风格：辛克莱用排山倒海的宣传家的方法，而茅盾则用娓娓动人叙述的态度；5.《子夜》的结尾“太突然”。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秋白从社会学史的角度对《子夜》以很高的评价，这正体现了秋白作为政治家进行文艺评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是从社会学史角度评论《子夜》第一人，给作者与读者的启示是极为深刻的；二是秋白运用文学的比较分析手法，将茅盾及其作品、写作风格，与辛克莱（前有左拉）及其作品、写作风格相比较，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在当时也是开文学比较分析、评论之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秋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评论的手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这对当时、当代及以后的中国文学评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由于茅盾的自身努力与瞿秋白的关心和点评，使《子夜》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果然不出秋白所料，并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对茅盾的研究在许多基本点上并没有超出瞿秋白多少，其远见卓识真是令人敬佩。
1933年年末，瞿秋白奉党之命将赴中央苏区工作。临行的前几天，秋白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和要求：“我要和鲁迅、茅盾告别。”因为，他对艰苦环境中并肩作战的友人怀有无限深厚的亲切感情。那次，他和茅盾谈了好多话，也许是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又要踏上新的征程。这是秋白与茅盾的最后一次相见，不幸竟成了永诀。
1934年1月，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秋白矫健的身影消失在他曾战斗过、为党和人民贡献出了个人一切的夜幕下的上海，离开了他的亲人与战友，内心深处激荡着无限眷恋和充满希冀的情愫，也给他的亲人与战友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回忆与思念。
在茅盾的心目中，瞿秋白始终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肝胆相照的挚友！正如瞿秋白所说，“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秋白就是一个将自己生命“熔化”在中国人民大众的伟大的解放事业里的坚强战士和“永久的青年”。这也许就是茅盾在瞿秋白壮烈牺牲45年之后，激情著文《回忆秋白烈士》的缘由吧！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