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作者：王 珺
我曾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领导过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和这个部门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我头一次见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听他的报告，讲托派问题，大意是讲托派如何从一个政治派别变成帝国主义的间谍。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登长统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好像总是咬牙切齿，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为什么如此强调托派问题呢，后来才知道他惯于把“反托洛斯基派”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来整人。他刚回到中国，便制造了诬陷陈独秀是“托派、汉奸”事件。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托派”，还用逼供的办法搞了不少的冤案。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内部又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
1938年机关从蓝家坪迁到枣园。枣园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沟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葱笼茂密的绿色园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冈上高高低低的窑洞，西面有奔腾的裴庄灌渠。园里果树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鸟语，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宁静的所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度过了她重要的战斗年代，枣园便成了中央社会部的代称，较早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称为“老枣园”。1941年毛主席和他随身的中央机要处、政治研究室等几个单位迁到枣园，更加密切了部里和党中央的关系。
我于1937年在冀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底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在抗大政治部负责保卫委员会的工作，1941年12月，调到枣园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保卫班学习，从而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保卫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据知，延安时期，在保卫部门被关押的所谓“特务”、“叛徒”、“汉奸”、“托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经过审查已经证明完全是冤案，部门领导也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送到康生那里便一直压着，不予批准。如一位名叫蒋齐生的进步青年，1939年从上海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怀疑为“托派”，投入保安处监狱审查，1940年处长周兴即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送请康生审批，被康生压着，直到1946年才随“抢救运动”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员一同释放。这期间还有两个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钱唯人案。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办理或直接参与领导的案件，他讲课时常举为成功的案例，后来证明两个都是冤假错案。
王遵及案，即所谓“中国的川岛芳子日本女间谍案”。王肄业于北平春明女中，是抗战初期经过地下学联的关系从敌区北平到冀中投奔革命的进步女学生，因为她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聪明漂亮，应对有度，举止不凡，记忆超常，而怀疑她受过特务训练。前方战争环境无法审查，冀中军区把她送到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责成边区保安处审查。当时规定不许刑讯，审讯人员反复讯问，问不出结果，便恶作剧，把一条蛇放在王住的窑洞里，吓得她魂飞魄散，大哭大叫。没有办法，王被迫顺着审讯人员的意图，假供自己是日本间谍，按看过的间谍小说编了一套如何盗窃情报，如何进行特务活动的虚假故事。康生对突破王遵及案，颇为得意，在中央大礼堂开报告会介绍“案情”，在《共产党人》杂志登文章，号召全党提高“警惕”。许多人信以为真，传扬出去，说捉住了个“中国的川岛芳子”。后来我去边区保安处帮助工作，住在审讯科旁边，犯人放风时，科长曹光清把她指给我看，女孩身材修长，面目娇好，虽然愁云惨淡，掩盖不住娴静、清纯的气质，谁看了也不会相信是个女特务。后来康生还说她和复兴社有关系，要保安处严加审讯，又逼她承认了是复兴社成员。
钱唯人是共产党员，原任边区政府交通局长，因为联系修筑公路的事，和国民党有关方面常来往而引起怀疑。保安部门使用特殊侦察手段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将钱逮捕。在康生召开大会、亲自追逼下，钱被迫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王、钱两人曾被长期关押，直到1946年经过认真甄别，才得以平反。
康生从苏联回来不久，延安许多同志不知他是何许人，这两个案子传出去后，产生一定的哄动效应，使他声威大振，都知道康生是从第三国际回来的领导人，是个神秘人物，抓特务有办法，是个很厉害的、了不起的特别工作部门首脑。在保卫部门曾有年轻同志，幼稚无知，缺少经验，出于主观主义和对敌人的仇恨，使用了逼供的办法，误将好人打成特务的事例。但是康生不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不属于上述情况。有的老同志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刚刚回国，是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这个又显赫、又重要部门的首脑，特务不是什么时候想抓都有的，他新官上任，是否急于展示自己的手段和本领，故意制造假案，一鸣惊人，虚构政绩，以抬高他的身价和威信呢？根据他一贯的思想作风看，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完全排除康生“有意而为”的可能。
两个秘书的遭遇
匡亚明1941年曾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通报组组长，后担任康生的秘书。他1926年在上海大学和康生同学并同时入党。1932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担任共青团南汇区区委书记，因为上海党组织大破坏，许多同志被国民党逮捕或枪杀，严重的白色恐怖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说是匡亚明叛变告密造成的。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消除隐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组织研究决定对匡采取断然措施，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开了枪。后来证明这个情报是不正确的。匡亚明身负重伤，敌人在外滩将他逮捕，认为是共产党内哄事件，便以“共产党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为由，进行挑拨离间，竭力劝他“悔过自新，回头向善”。匡亚明对敌人的阴谋嗤之以鼻，高声痛斥敌人无耻伎俩，他说：“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们无权过问。所以发生这种误会，完全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疯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杀是剐，悉听尊便，不必嗦。”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匡一直大义凛然，坚强不屈，还在法庭上不断揭发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抗战爆发后，才由组织把他从反省院营救出来。匡亚明曾这样对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生涯中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一帆风顺，不但事业有成败，在党内有时也会受到很大的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委屈时就伤感备至，甚至消极悲观，政治动摇，也是有过的。而匡亚明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匡任康生的秘书，感到他有时批评人太苛刻。康生有一次征求意见时，匡便掬诚相告，没有想到康生因此竟对他怀恨在心。康生在西北公学讲课时曾对匡评价很高，在枣园，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诗：“故人不能忘，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和与他的友情非同一般。匡给他提了意见之后，就反目成仇了。全国解放后，匡任南京大学校长，“文革”刚开始，康生便把匡亚明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说明康生胸怀狭窄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感情用事，一点也不能听取不同意见，最后沦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决不是偶然的。
康生的另一个秘书沙韬遭遇更惨，而且由沙韬案引起轩然大波，牵连了不少人。沙韬原来是中央社会部干部科科员，1948年中央社会部随中央机关从晋绥迁到河北平山县。康生在山东任华东中央局副书记，致电李克农要中央社会部为他选个秘书。当时我任干部科长，经和副部长陈刚商议，提名派干部科的沙韬去。李克农对康生很尊敬，他说康生要人一定要选好干部去。李问我沙韬怎么样，我说沙政治可靠，处事细致、稳重，文笔通顺，字也写得好，完全能胜任。这样便同意派沙韬去了。全国解放后，机关进了北京。1950年康生忽然把沙韬送回中央办公厅，说他是特务。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改为军委联络部，部长是邹大鹏，仍归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管。杨尚昆要我部把沙收回。回来后，沙分配到某局做干部工作。1954年，康生听说沙韬仍在我部做干部工作，非常不满。李克农不得已，命干部局对沙进行审查，干部局指定科长吕造林办。吕深感为难。我当时任干部局副局长，管审干，吕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以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按原则办事。审查结果，沙历史、政治都没有问题。因为涉及康生，事关重大，李克农找了几个权威单位的领导：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中央公安部罗瑞卿、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及本部邹大鹏和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一致同意，并将结论报刘少奇审批，李克农为表示对此事负责，还把商量的经过郑重地写在日记里。刘少奇在结论上写了很长的批语，大意是说：康生当时在病中，他说沙韬有政治问题是不可信的，要告诉沙安心工作。结论退李克农阅后转到干部局，原件有中央同志亲笔批语，要求很快退中央办公厅保存。因为关系到我部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需要留个凭证，我亲笔将结论连批语照抄了一份，送各位部领导传看、圈阅后放入我的保密包，保密包还加盖了密封印泥，锁在干部局的保险柜里。李克农为保护干部，要沙韬改名张韬，与中组部商议把他调到边远地区，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该结论抄件因为内容牵涉较多，仍保存在我处。
“文革”开始，康生但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位高权重，很快找到沙韬，把他投入监牢，成立专案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任组长，对沙进行迫害性的审查。专案组特别向我调查沙韬的情况，实际是刺探我对沙韬的看法。我据实以告，说沙韬是好同志，经我们认真审查过，没有政治问题。这一下惹恼了康生、曹轶欧。我部造反派夺权，打开干部局的保险柜，在我的保密包里又发现了我亲笔抄写的、有刘少奇批语的沙韬结论，康、曹认为这是件大事。李克农已经过世，从部办公厅又查出李克农关于此事的日记，都送给了康生。康、曹如获至宝，认为这些都是李克农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陷害康生的铁证。这时单位早已改为中央调查部，马上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揪斗追查。1967年8月31日，康生、曹轶欧特别为此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调查部几个有关人员和造反派代表，追查李克农如何与杨尚昆等人串通，阴谋派沙韬去“陷害”他的内幕。他们气势汹汹地追问我：为什么现在还说沙韬是好人？我只好说我警惕不高，没有发现他有反革命活动。问我为什么亲自在保险柜里窝藏刘少奇的黑批示？我说重要政治文件我都放在保险柜里。康生、曹轶欧听了大发雷霆，对已故的李克农和我们几个相关的同志连批带训，追问、申斥达六个钟头，骂了个狗血喷头。会见后他们还单独找造反派代表说：康生1950年住北京医院，王臖也住北京医院；曹轶欧1956年入中央党校，王臖也入中央党校，肯定是李克农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要严加追查。我一回机关，便看到中心广场已经贴出字有斗大的、惊心动魄的大标语：“陷害康老的大特务王臖罪该万死！”造反派认为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点了名的、最严重的“反革命”，立即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批斗，坐喷气式，游街，抄家，戴高帽子，靠边站了11年，并牵连到我老伴杨戡，她也受到曹轶欧极恶毒的诬陷，多次被批斗。最倒霉的还是沙韬，后来才知道只是因为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一封信，便认为他是勾结饶漱石进行暗害活动的特务，被无辜关押七年，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因为康生对沙韬恨之入骨，在此案中广事株连，把中央调查部和有关方面闹得乌烟瘴气。李克农首当其冲，被康生多次诬陷和攻击，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李勾结刘少奇和彭、罗、陆、杨要害他，毛主席没有信。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在关押中，也都曾以“包庇坏人、迫害康老”的罪名，受到反复审讯和批斗。邹大鹏和已经到四川任省委书记的陈刚被康生及其追随者迫害致死，曾任该部副部长的刘少文、毛诚，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和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都因受此案牵连，而被关入监狱七、八年之久。
王实味和“五人反党集团”
王实味原名王叔翰，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家境贫寒。17岁中学毕业后，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在北大经同学陈清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学费无着，中途退学，失掉党的关系。1930年在上海以翻译小说挣稿费为生。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教员，不久被张闻天指名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十本马列论丛，其中两本是王翻译的；出版了列宁选集18卷，其中王翻译的有两卷半。王工作勤奋，4年共翻译出2000万字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比较有成就，被提拔为特别研究员。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并封锁陕甘宁边区，造成物质上的很大困难。在延安一些没有经过革命斗争实践考验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便不能适应艰苦生活的锻炼，或不习惯革命纪律的束缚，出现思想上的苦闷，有的产生不满现状、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工农干部格格不入，也有不少讲怪话、发牢骚的现象。这种情绪，在文艺界反映得比较突出，如作家萧军的言论和文章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场长赶猪去了》等文章中都有所表现，连当时延安举办的《讽刺画展》中，如华君武等人的漫画也有些作品是讽刺老干部或挖苦领导人的，其中最极端的是王实味1942年2月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野百合花》和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发表的《政治家和艺术家》的杂文，对他所不满的现象冷嘲热讽。那时延安物质条件困难，大家基本上都是同甘共苦的，对年老体弱或领导同志在服装和伙食方面略有照顾，王的文章便说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的干部是“小厨房阶级”。他夸大曾一度出现的粮食困难，说“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汤”。还说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把个别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应当说王写文章的动机是好的，但他的观点是偏激的。王实味的文章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暴露黑暗”，政治家搞纵横捭阖，灵魂龌龊，艺术家要改造人们的灵魂。王的文章在延安引起轰动，他的一些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的同情，因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加之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编印成小册子，在大后方广为散发，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时候整风运动刚开始，王实味便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重点斗争对象。康生直接插手了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斗争。斗争会开了16天，王在会上谈到以前曾接触过托派王凡西，帮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斯基自传》中的两章。康便向中央研究院的领导说王实味是托派，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分子。康生那时是领导全党整风的“总学委”的负责人，又是“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主任”，他的话各级领导都深信不疑。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最后中央研究院领导作总结，肯定了王是“托派分子”，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康生还使用迂回手段，通过批斗中央社会部的于炳然牵连到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和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里夫妇，经过中央研究院的批斗揭发，潘芳、成全两对夫妇和王实味常有来往，对领导也有些议论，便把他们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构成整风初期延安的一桩大冤案。康生对此案加以引伸，把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敌人的破坏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反特斗争，并夸大了敌情。后来把整风引导到“抢救运动”。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潘芳、宗铮。后来潘、宗在中央社会部分配工作，王实味长期关押在中央社会部的监狱。1946年11月，胡宗南要进攻延安，王随机关人员撤退到瓦窑堡，不久再转移到山西兴县，继续关押在兴县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黄河渡口，也轰炸了兴县，看守所被炸。公安总局准备疏散，同时写报告给中央社会部康、李部长，讲了王实味的“罪状”，还说他行军中表现不好，认为无法改造，而且战事情况紧急，建议予以处决。这时康生正在山西临县搞土改，报告首先送他圈阅，他表示同意，中央社会部也驻在临县，送到中央社会部，李克农也圈阅了。
1948年春，毛主席从陕北转移到河北省，路过临县时听说王实味被处决，很生气地说“还我个王实味来”。后来还几次批评过此事。李克农知道后，心情沉重，很快承担了责任，主动向中央做了诚恳的检讨称：此事“我应负主要责任，…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晋绥公安总局的请求将王秘密处死，充分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自以为是的错误……”请求处分。毛主席9月1日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交书记处各同志传阅。康生对此事却佯做不知，从来没有表过态。
“文革”后，经过家属及有关方面的多方努力，费尽周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2月决定推翻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1991年2月7日由公安部否定了王实味“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结论，但是恢复王的党籍问题仍未见解决。潘芳、宗铮夫妇均已辞世，生前一直在中央社会部，潘曾在一个很机密、很重要的单位担任副局长职务，虽然长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但工作埋头苦干，任劳任怨。1948年，我根据李克农部长的指示，研究解决潘芳的党籍问题。经过向杨尚昆调查，并征求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的意见，由于当时“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尚未正式平反，无法恢复党籍，机关党委决定，只能重新入党。宗铮因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她认为自己应当恢复党籍，而拒绝重新入党。他们俩恢复党籍的问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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