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跨越不同营垒的友谊
作者：尚 鸣
少年立志匡济天下
张冲(1904—1941)，原名张绅，字淮南，浙江乐清县人。张冲少而聪慧，5岁能诵《诗经·关睢》，念小学时喜读王安石、苏轼、叶适的文章和陆贽的奏议，文思益广，作文常引证故事，洋洋大篇，自抒怀抱。他自言“平生最信仰范仲淹”，常常高声诵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东海之滨。这年下半年，张冲考入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60多名会员都是学业优秀、思想进步的同学，大家推举张冲为理事长。“醒华学会”经常聚会研究新文化，讨论新思想，上街演讲时事，唤醒同胞“复兴中华”。张冲还率领同学到温州各轮船码头检查，抵制日货，积极参与爱国活动，是温州学生界的活跃人物。
1923年夏，张冲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在东北期间，张冲曾秘密进行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特派员。1927年3月，军警在张冲住处搜出油印机和宣传品，他遂以“赤嫌”罪名被捕下狱，幸赖母校哈尔滨政法大学校长雷殷庇护，才免一死。“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少帅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经多方营救，张冲才得出狱。
1929年，张冲返回南京，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张冲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陈氏兄弟器重。30年代初，他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炮制反共《启事》
张冲官运亨通，他秉承蒋陈旨意，不遗余力地从事反共秘密活动。1932年2月中旬，在他的主谋下，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
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离开“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坛坫，穿针引线，成为代表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
“两西”会谈
1937年2月初，潘汉年带南京政府谈判代表之一的张冲重返西安，介绍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见面，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
1937年2月11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历时一月，其间，国民党方面主谈者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知后坦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关键问题并未解决。张冲藉此还向周恩来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
这年4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克农约请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此事结果不详，至今仍是个谜）。而西安会谈虽然因为顽固派的阻梗而未取得理想结果，但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由于西安会谈收获不大，中共认为有必要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国共双方商定在杭州再次举行会谈。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在潘汉年陪同下从沪抵杭，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已先同宋美龄、宋子文等会晤，并通过宋美龄将中共意见先交给蒋介石。西湖会谈地点选在西湖烟霞山“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洞。会谈开始，双方略事寒暄，周恩来就单刀直入，提出中共的建议，表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蒋介石也显得很爽快，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他个人合作，并称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具体问题都是小节，容易解决。很显然，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取消中共的独立性，把中共合并于国民党。周恩来据理反驳，力陈中共的主张。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蒋介石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一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回陕北起草这个纲领。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正式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
诚访延安
国共双方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共举行了五次正式谈判，（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自始至终参加这场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而后者也积极参与，热心投入。对此，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后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解放后回归祖国，曾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的贺耀祖对张冲的评价说：“他洞然于民族的危机，抗战的需要应取得之途径。在辅助总裁从事内部团结工作，在南京、陕北间曾多次作善意的努力。”后来，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这样回顾道：“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在这段谈判时期，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5月下旬，由张冲出面与中共牵线搭桥而组成的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随团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毛泽东也在一周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参观结束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已将一部密码交与周恩来带回陕北，以供两党联络之需。
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电文才放心离开。一天夜里，张冲拿来蒋介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回电交给译电员，因身体不适离去。谁知电报只发了一半，译电员就去睡觉了。次日清晨，张冲到电台一看，大惊失色，狠狠地训斥：“你们知不知道这电报关系着抗日救国的大事!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事！并且，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字斟句酌修改好的要电，如果不给我即刻发出去，我要找你们算帐！”电讯人员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张冲如此声色俱厉，感到问题严重，马上用多部发报机一齐呼叫陕北，叫不应也把电文发了出去。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应呼叫：“你们发的‘盲电’都收到了，当即送给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发生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无法答应你们的呼叫。”至此，张冲才如释重负。向电讯人员拱手道：“你们辛苦了！”带着笑意离开电台。
联俄联共
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五年多时间里，虽然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但正如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所言：“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张冲也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他常说：“周恩来先生是当代出色的政治家。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担任外交部长的一定是周恩来先生”。当然，他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不都是一团和气、一帆风顺的，但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确实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张冲精通俄文，熟知苏联的风土民情，他的第二位夫人还是苏联人，故从1932年起就参与了对苏外交。1936年春，张冲与孙科、冯玉祥、陈立夫、邵力子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张冲担任理事。该会在汉口推请张冲创办俄文专修学校，张冲不顾教学俄文有被“赤化”的嫌疑，慨然应允，为“联苏”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1月，他又作为赴苏“实业考察团”（实为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议定苏联援华办法。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接触的斯大林单独约见张冲达五小时之久。这次出访，争取到了大量的军援，如后来保卫武汉时的唯一的一支国际空军部队，就是由苏联空军组成的。张冲回国后即被蒋介石遴选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专司对苏事务，成为国民党内主张联苏的中坚分子。他与冯玉祥、贺耀祖、邵力子、张治中等“亲苏派”时相往来，与驻苏大使邵力子（接替杨杰）以及被称为“国共夫妻”的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倪斐君夫妇的关系更非一般（张冲逝世后，丧仪及生平事略均由贺耀祖主持和撰写）。张冲内引外联，广揽人才，积极开拓，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争取外援做出了贡献。因而周恩来谓其“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为此，苏联总顾问回国述职返回重庆时，还带来了斯大林送给张冲的一件高级西装大衣，以示问候。张冲则以顾问处名义向斯大林回赠了一件珍贵的水獭皮大衣。
与此同时，张冲仍尽心尽力地从事国共的联络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重庆，凡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要求和见蒋，或蒋介石要见周，都由张冲充任联络和安排，并居中周旋，从大局处努力。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是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苦心孤诣力维大局
在交往中，周恩来对张冲的影响很多，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他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当《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社论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后，他则深表同情。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受阻，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个多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当夜，中共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远处看，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琢之多，甚且浸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态，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周恩来语）。由眼前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张冲力促国共合作的如此作为，自然深遭顽固派之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就在此时，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谈出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顽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张冲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确实很艰难。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因此，他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间频频穿梭往来，以期双方都能做些让步。更何况一月“皖变”、二月“报事”、三月“参政会风波”、四五月“中条山战役”都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发动制造的。一次，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张冲又与周恩来谈了3个小时，他苦苦哀求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参政会，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请求也可以。周恩来马上劝道：这不是个人问题，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人身伤害，我们确实无步可让。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才软了下来，又是召见周恩来，又是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等，国共关系才趋向一定的缓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对他“慰勉有加”，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虽然他仍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为弥合国共两党裂痕而奔走呼号，但他己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痛。他每天一回家，便大声叫喊着夫人的名字，仿佛是怕家中出什么事。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至刚，郑重嘱咐：“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冲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说完，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也嘱咐叶至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临末一面，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8月1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既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建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送挽联。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送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器泣己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为：“国士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送的挽联曰：“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对张冲的过世尤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有感于此，他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汉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2000余字的纪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代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抗日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参加了革命。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