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9期


“文化大革命”中的马石江

作者:曾宪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马石江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马石江得了绝症。急忙打电话给他的夫人王攸琪询问,攸琪大姐为了不让我着急,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嘱咐我不要再向别的同志说了,这倒证实我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由于马石江在上海治病,从生病到去世未睹他一面,连接他的骨灰回京也未得到消息,至今深以为憾。
  马石江,1964年任中央团校常务书记、第一副校长,负责全面工作。文革前,他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就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觉得他水平高,分析问题深刻、全面,处理问题果断、机智,他在员工面前从不摆领导架子,吃在一起,玩在一起,一起"打打闹闹"也是常事。
  "文革"中和"文革"后,马石江在老中央团校人员中的威望就更高了。因为他没有在江青、陈伯达这股恶势力面前低头,更没有在团校造反派们的凌辱折磨中屈服。他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的铮铮铁骨,在事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使我油然生敬,激动不已。
  1966年"文革"开始后,经党中央确定,北京市中学文革工作组由团中央负责派出。团中央确定海淀区中学的工作组由中央团校派出,团校副教育长周杰任海淀区工作队长。7月27日周杰主持召开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场设在展览馆剧场。会议进行中间,北大附中一名学生站起来要求发言,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周杰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让她发了言,发言后这个学生就离开了会场。没过半小时团校一位司机匆匆来主席台告诉我,吴德和王力来了。我当时是海淀区中学文革工作队办公室主任,这次会是我参与组织的,当听说吴、王两位大员来了,就急忙报告给正在讲话的周杰。说时迟,那时快,周杰刚放下话筒,身穿纺绸衫裤、手摇芭蕉扇的王力就来到了主席台前,周杰伸出手表示要握手欢迎,不料王力用力把周杰的手一挡,将他推到一旁,径直拿起话筒开讲。他说,我和吴德刚才在江青同志那里商量了一下,认为海淀区工作队是压制革命的工作队,我代表江青同志宣布罢周杰的官!(大意)此言一出,刹那间会场静下来,我也蒙了,倾刻会场又乱成了一锅粥,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吵成一团。我乘乱返校向马石江报告了这一突发事件,马石江一听也惊呆了,一再追问我有没有听错。等周杰回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后,马石江为江青这一无理举动震怒了,他拍案而起,组织人员向中央写信,状告江青,为周杰也为整个工作队申冤。马石江告江青当然是失败了,只争取到按邓小平总书记的意见让周杰回团校工作,而马石江却由此获得了弥天大罪。造反派反复揪斗他,质问他为什么要反他们的"旗手江青同志"。而马石江的回答就是一句话,党员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和意见符合组织原则。
  周杰被罢官,海淀区工作队遭了秧。全区各校所有的工作组被赶,许多工作队员被殴打。打的最惨的是十九中工作组长缪子玲。一个人,为了保自己,指供出缪子玲是周杰的老婆。学生得知这个"机密"后,一股打黑帮老婆之风骤起,子玲被打得遍体麟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在场的医务人员一边剪一边流泪。工作队员被打成这种惨状,我们当然要向团中央领导、向胡耀邦同志如实报告。事情惊动了中央,先是周总理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来团校了解情况。工作队副队长滑隆和我接待了许明。我们选出三四个刚撤回团校已被殴打过的工作组员如实向许明反映情况。许明边听边流泪,最后安慰被打同志好好养伤,说她会向领导报告。这之后没几天,自称是"陈伯达派来了解情况"的同志来了,由我接待。正在这时,学生们正在批斗滑隆。这位同志和学生一起到了礼堂,坐在后排。只见几个学生把滑隆抬起来抛上讲台,台上的学生没等滑隆站起来又把他推到台下,如此反复了多次,滑隆稍微一挣扎,推搡踢打就来了,滑隆的眼镜都被打掉了。但这位同志回去后,陈伯达却向胡耀邦发难,说团校根本没发生打人的情况,耀邦是"谎报军情"!耀邦为搞准情况,直接找马石江了解。马石江被"谎报军情"的无理指责激怒了,他一五一十有根有据地向耀邦报告了周杰罢官后海淀区工作队员被殴打的真实"军情",有力地驳斥了陈伯达的胡言乱语。
  马石江作为团校头号走资派、黑帮被关进了"牛棚"。奇怪的是,马石江在"牛棚"中的一言一行,造反派很快就掌握了,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番批斗。我当时还算自由,就留了个心眼,细心观察。没多久谜底就揭开了,原来"牛棚"中有告密者。我寻找机会提醒马石江,马石江说怪不得在缪子玲被关"牛棚"时,我和个别人说关缪不合政策,他们(指造反派)都知道。马石江很气愤,但却坦然地对我说,"没什么,当共产党就不能怕斗"!铿锵铮言,掷地有声!
  1970年冬,在"五七"干校,我对驻团中央军代表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十分不满,就向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与此同时,中央团校干部林北燕等同志也给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北燕还把她们写的信的抄件直接交给了军代表。我们当时太天真了,以为信会到总理手里。哪知当时分管工青妇工作的纪登奎把信反而转给了我们状告的军代表。军代表于是扬言,你能告我,我就能整治你!恰在这时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于是我和林北燕一同被列为"一打"对象,即作为现行反革命来打,罪名是"曾、林反党反军集团"。马石江当时刚解放不久,被结合进团校(当时称为十连)的支委会中。当他得知我们两人被定为"一打"对象时,当时就明确表示反对,说,他们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呢!曾、林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怎么会是反革命呢!造反派恼了,就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打曾、林,一个拳头打马石江。两场批斗轮番举行。造反派给马石江定了一条十分可笑的罪名:"连环保"。说曾某人和林某人当初保了你,现在你反过来又保他们。硬要把马石江坚持组织原则,反对打击报复的原则斗争,诬陷为个人关系。
  马石江要调汉中北大分校工作,造反派可能想缓和一下他们和我们这对"连环保"的关系,派我架牛车送他到干校校部。在牛车上马石江问我造反派有没有跟我谈恢复我的党的生活的问题。我说谈了,但不是正面谈,而是质问我为什么不主动找他们要求恢复!我反问那个质问者,我主动要求就恢复,不主动要求就不恢复,这是什么组织原则!马石江听后赞许地嘿嘿一笑,说反正事情已经清楚了,需要耐心。
  马石江去世后,他在文革中遭到的磨难,我十分不情愿去触动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可是他在那场磨难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的政治品质,又使我激动不已,于是我写下了这篇短文,以激励自己和教育后代,让我们不管在顺境或逆境中,都要向马石江学习,做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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