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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的争论

作者:吴永川




  关于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的争论吴永川政治与业务是什么样的关系,政治要不要落实到业务上?今天,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不过,有些同志未必了解,这些问题曾经被林彪反党集团搞得混乱不堪。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1965年,林彪发出了关于“突出政治”的一系列指示。根据林彪的旨意,从1966年2月开始,《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并且对林彪的指示作了连篇累牍的宣传。《人民日报》从4月开始也连续发表几篇认“突出政治”的社论。4月14日发表的《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有这样的论述:“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这是因为,如果政治不落实到业务上,不同业务相结合,那末,政治就会落空,政治目的就不能实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决定业务的方向和性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要落实到业务上,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既没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任何业务,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4月15日《解放军报》转载这篇社论,与以往大不相同,并不全文转载,而是用消息的形式,摘要发表。上面这些论述,都被删去了。
  接着,《解放军报》发表了许多报道和文章,强调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并且发表了几个编者按语,不点名公开批评《人民日报》。在这些按语中,以5月18日在一版头条显要位置刊登的长篇按语,影响最广。这篇按语写道:“突出政治究竟要落实到哪里?……能不能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呢?不能!什么‘政治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呀,什么‘没有无业务的政治’呀,什么‘突出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搞好业务’呀,等等说法,统统是谬论。”编者按还说:“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激烈,不狠抓兴无灭资的斗争,不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单纯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就必然会引导人们埋头业务,对阶级斗争不闻不问。这样发展下去,不正是为修正主义思想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吗!”那天军报一版“报眼”,还特意选登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5月20日,军报又在同样显要位置,发表编者按语,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批判‘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政治要通过业务来实现’、‘没有无业务的政治’等等谬论。只有彻底清除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军的影响,突出政治才能真正落实。”
  由于林彪反对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军内外,人们的思想被搞得非常混乱。广大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为国家做贡献的同志,被指责为“不突出政治”、“单纯业务观点”、“单纯军事观点”。而一些搞“空头政治”,空喊政治口号的人,却被看作是“思想革命化”。唱高调成了时髦,说空话比苦干实干吃香。看成绩,只看所谓“精神成果”,不问实效甚至排斥“物质成果”。一时间,说空话、大话,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大肆泛滥。“文革”初期,陈伯达更鼓吹“有了思想革命化,就有了一切。”林彪、“四人帮”给大批抓经济、抓工业、抓农业、抓军事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领导干部,强加上“不突出政治”、搞“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路线”、“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罪名,进行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出发,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对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统统是谬论”的问题进行拨乱反正。解放军报社的很多同志认为,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军报“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宣传是“欠帐”的,应当带头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拨乱反正,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这个提法恢复名誉。1978年4月3日,报社领导派我和另两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请理论部负责人谈对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的看法。他们说:“希望军报就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写出一篇文章来。军报写好,我们转载。”同时,他们向我们介绍说:“邓副主席最近讲,政治还是要通过业务来体现的。周总理过去也讲过,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意思都是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他们还对当时军报在这个问题上的宣传谈了自己的看法:“军报前一时期有的文章有个提法:‘一方面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一方面要落实到业务’(指1月24日军报编辑述评《军事训练三起三落的历史经验》一文),看后,觉得不太好把握。思想革命化本身就是政治,革命化就是政治觉悟,表现在哪里?没有成就,没有创造,工作搞不好能说是觉悟高?”
  军报社领导研究,由副社长薛真主持,我和孙浩刚同志执笔,就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写一篇有分量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在我们起草文章的过程中,不断收到这方面的来稿。其中较有分量的是哲学研究所一位同志写的一篇长文。我们给作者说明,文章准备用,待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刊登。
  在起草文章过程中,听说李先念同志在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等六个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政治落实到业务上,这是人所共知的起码知识。但1966年《解放军报》发表了好几篇社论,批判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一个会上去讲话,讲了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还讲了老干部年龄增长一岁,开明要增加一分。我也讲了这个问题,这就犯了罪,就受到了批判。我问军队的同志:政治不落实到业务上要落实到哪里?他们说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我又问,思想革命化了又怎么办?他们回答不上来。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嘛!现在我还要放炮,政治就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过了几天,领导又向我们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政治要落实到业务的提法是可以的,是对的,但也要讲思想革命化。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统一的关系。还要从实际出发,在一段时间内有所侧重,当有忽视政治的时候就要强调政治,忽视业务的时候就要强调业务。”
  由于思想比较明确,我们就比较快地写出了初稿,大概有八千字,标题为了鲜明,用的是《政治要落实到业务》。看过文章的同志,除了提出修改意见外,都希望文章快点改好,快点发表,快点“还帐”。当时,全国拨乱反正的形势也迫切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从4月中旬到5月上旬,我们先后大修改、小修改,小样发’了五六次。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许多人的思想由于长期受束缚,对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流毒,常常疑虑重重,左顾右盼。对要不要公开纠正过去以“统统是谬论”批判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错误问题,军报领导思想认识一时未能取得一致。因此,本已写好的文章始终压在那里不能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均先后发表署名文章,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平反,而军报仍是按兵不动。《人民日报》的同志开始还询问我们文章何时发表,后来见我们一拖再拖,不作明确答复,大概也猜测到军报内部思想认识不一致,终于不再等待。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文章开头即引用中央文件写道:“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生产上来。”’社论指出:“林彪,‘四人帮’反对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来……实际上就是取消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中央的决定是我们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流毒的锐利武器,是我们拨乱反正、澄清是非的重要依据。”《哲学研究》杂志1978年第7期,也发表了两位同志的文章,不指名批评了《解放军报》,说林彪反革命集团曾“利用一家报纸”,“抛出一篇精心炮制的《编者按》”,反对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
  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许多报刊积极进行宣传。军报感到了被动。1978年8月初的一天,报社领导把我找去,为配合一条消息,要我赶写一个编者按语,对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中去表个态。于是,我根据写好的文章,改写了一个比较长的编者按语。在我起草的稿子上,对“文化大革命”前夕军报宣传“突出政治”作了一点自我批评,但发表时删去了。这个编者按语在8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
  后来看得很清楚,围绕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在政治工作领域里,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左”的流毒的一个方面的反映。由于这种流毒没有彻底肃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围绕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仍然存在,模糊认识仍然存在。例如,1979年,部队在肃清林彪搞空头政治流毒的时候,很需要明确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军报的许多同志认为,应当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口号,因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四化,部队的中心任务是搞好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但有的同志却不赞成,主张要按照当时文件的提法,提“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的口号。许多同志认为这个提法不恰当。政治工作只是军队诸项工作中的一项,怎么能凌驾于军事、后勤等各项工作之上,起“领导作用”呢?后来,《解放军报》还是连续几天在一版用了“政治工作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通栏横标。事实证明,这个口号对当时拨乱反正、搞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政治业务关系方面的争论还反映在,有人主张在宣传中明确提出,“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部队要以教育训练为中心”、“医院要以医疗为中心”,有人仍持反对意见,唯恐这会削弱政治工作,降低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个时期内,林彪“突出政治”的影响之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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