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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主政南粤
作者：卢 荻
重新出山
建国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1952年，他调到北京，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八届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问题，受到牵连，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达16年之久。他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终于盼到了平反出头之日。
1978年2月，还下放在外地的习仲勋接到特邀通知，回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随后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当时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繁忙，但还是抽空接见了习仲勋。他征求习仲勋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这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邓小平等考虑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韦国清已经调到北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身兼数职，在北京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因此研究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大员坐镇广州，由他来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郑重地交代，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那里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希望他团结好本地和外地干部，妥善解决广东的历史遗留问题，率领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的各项工作搞上去，跟上全国的步伐。
其后，习仲勋驱车前往邓小平的住地。他向小平同志表示，自己已有16年与世隔绝，没有工作，这次一出来，中央就把他安排到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邓小平鼓励他大胆工作，要放手干，中央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在省委书记吴南生的陪同下，习仲勋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土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来到祖国的南大门，投入紧张又是崭新的工作。他一到广东，就参加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1978年4月6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会场上掌声雷鸣。
在习仲勋到广东工作不久，叶剑英到广东视察。习仲勋向他汇报来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后，叶剑英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要他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注意。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防偷渡治标治本并举
盛夏7月，烈日当空。习仲勋到职不久，在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深圳考察。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一看，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宝安靠近香港，近几年外流香港的有好几万人，土地丢荒有20多万亩。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一天，才抵达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翌日，在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的陪同下，习仲勋沿着一条沙土小路来到南岭村。这个地方是个山窝，断垣残壁，荒草萋萋，荒凉得很。这个村子十室九空。原来有600多人，近几年外逃香港500多人，剩下了100多人，大都是妇孺病残。接着，习仲勋来到沙头角考察，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照非常鲜明。香港那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凉，萧条冷落，很多人往那边跑，不回来。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他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后来，习仲勋有一次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逃香港，冲击边防线。习仲勋感触很深：建国20多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外逃的就会更多了。习仲勋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前来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当时，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广东对偷渡确实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广东边防几个县，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但也不管用。
习仲勋认为，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才不会外流。习仲勋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事情果然不出习仲勋所料。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的高潮，人数高达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
嗣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前往惠州，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他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同志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感到问心有愧。现在中央直接抓了，我们就要重视起来，坚决搞好。
接着，他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人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习仲勋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提出，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一定要打好这一战役。
紧接着，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专程到达珠海市召开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珠海由于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的人仍络绎不绝。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常人满为患。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勋同意“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一分析。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其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亲自领导下，广东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酝酿广东先走一步
1978年春夏之交，中央开始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为发挥这一优势，中央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的工作。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建立供应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他们和宝安、珠海制定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4月10日至5月6日，国家计委、外贸部经济贸易考察组抵达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看了不少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和一些商店，并同有关企业单位座谈。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他们在港澳地区实地考察经济的情况，引起广东领导人的很大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对开拓宝安、珠海的建设规划提出不少好的意见。他们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两地的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的轨道上来；要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等等。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领导人打开了思路，解放思想，向考察组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
6月20日晚上，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常委学习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同志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省委常委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习仲勋决定由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即和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召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工作的落实问题。大家认为，中央如此重视又这样支持广东，我们应该切实抓好，一件一件抓落实，决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上来”。大家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李建安和黄静波不负省委重托，他们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于6月23日联名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已初步勾划出深圳、珠海的未来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上采纳这一实施方案。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和省委根据广东的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习仲勋等人还到深圳、珠海、汕头察看地形、地貌，和有关人员研究特区和市政规划的初步蓝图。
同年10月初，习仲勋分别约张勋甫、吴健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前段时间中央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进行了经济考察。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建成两个出口基地。因此要求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省委同意这个建议。现着手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在张勋甫、吴健民分别表示愿意赴任时，习仲勋向他们保证，省委一定会全力支持他们。
10月23日，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1月23日，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省委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这是广东根据中央确立的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国策，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迈出的勇敢的第一步。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国务院还批复省革委会，原则上同意广东省提出的对宝安、珠海的规划设想。
1978年11上旬，习仲勋赴京参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在中南组作了长篇发言。他沉重地说，近10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因此，他提出要坚决把农业搞上去。他说，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作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习仲勋最后还谈到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他说：“最后讲一下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等问题。”他介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习仲勋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发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12月初，中央决定韦国清不再兼任广东省委、省革委会的职务，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改为省长)，杨尚昆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习仲勋和黄克诚等增补为中央委员。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讨论如何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的问题。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操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会议上，吴南生提议在汕头先搞试验。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会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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