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头一炮
作者：吉伟青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四人帮"罪行和流毒还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批判，正在此时，中央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一场大论战》一文的发表，为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彻底批判黑线专政论，为否定"两个凡是"，打开了一个缺口。
七一年全教会与"两个估计"的出笼
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炮制了所谓"两个估计"，这个文件是由迟群找人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塞到"全教会纪要"中，用中央的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全国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战线的成果，否定了毛主席对教育战线的根本评价。
"四人帮"第一个估计，是说从全国解放到"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稿说："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张春桥在改稿上又加上了"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全盘否定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就肯定的高教六十条。他们在文件中写道："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教育第一‘、‘业务挂帅‘等反革命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
第二个估计，是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是有了"显著的进步"，而只是"不同程度的进步"。张春桥在改稿上，加上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一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显著进步都不见了。这一估计，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贯肯定广大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估计被否定了。
这就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基本内容。总的说来，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以来至"文革"前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不占主导地位。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用七一年"全教会纪要"的形式，将"两个估计"发到全党全国各条战线，一直到各种各类学校，掀起一股"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他们污蔑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散布"读书无用论"，反对大学招生(反对高中毕业生考大学)，污蔑普通大学是封资修的大染缸。"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宣称"解放以来的十七年的教育，自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教育"。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朝农经验"，"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推行"两个估计"的产物。
"两个估计"在教育战线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使我们党和国家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四人帮"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乱扣帽子
"四人帮"一伙为争夺这次教育会议的领导权，挖空了心思。迟群曾公开扬言：科教组不要过去高教部和教育部的人。会议领导小组12名成员中，"四人帮"的党羽几乎占了一半。出席会议的631名代表，"文化大革命"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只是沾过教育工作边的，仅占三分之一，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情况。尽管这样，大多数代表在"四人帮"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中，还是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许多代表认为：在十七年中，我们的教育工作，虽然有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应该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代表们说，党中央历次文件，包括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教育工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毛主席在1964年春节谈话中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周总理在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包括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教育工作也是肯定的。解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乱扣帽子。迟群污蔑这些同志"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同志"到底是哪条路线上的人"，叫喊"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
会议筹备期间，"四人帮"及其迟群，到处搜集污蔑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材料。会议开始以后，他们借口"大批判开路"，把这些材料抛出来，大造舆论。"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摆出一副"传经"的架势，嚣张地说："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这个党羽秉承张、姚的旨意，第一个抛出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黑货。"四人帮"还以"联系实际"为名，鼓吹解剖所谓"封、资、修大染缸"的学校，把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有的省因为找不出"四人帮"一伙需要的所谓由"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学校领导权"的那种"典型"，会议"简报"就不反映他们讨论的情况。会议期间，"四人帮"安插亲信，收集情报，秘密串连。几乎每天晚上把他们指派的几个所谓"联络员"纠集起来，分析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动态，经常向王洪文汇报，听取"指示"。王洪文还亲自到会议驻地探望，为他们出谋划策，撑腰打气。在"四人帮"一伙的把持下，这次会议造成了一个对十七年、对知识分子只许说坏话，不许说一句公道话的局面。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完全背叛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败坏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小平同志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
1971年全教会上"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这两顶大帽子紧紧扣在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不得翻身。到了1977年，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极"左"思潮还远远没有肃清，人们的思想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没有人敢于触动"四人帮"用中央名义下发的《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正是在此时，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了。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有学者、教授和专家参加的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上，首先对大家最关心的"两个估计"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十七年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两个估计‘必须进行彻底批判"。他还就高校问题提出恢复高考。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两个估计"出台背景，以《情况汇编》的形式，上报了中央，这个材料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复。小平同志还专门就这份材料，召集教育部领导同志进行谈话，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9月19日，小平同志又召集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这次谈话他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再一次明确要否定"两个估计"，他说所谓"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纪要》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提出立即恢复废除十年的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招收大学生。最后他说，教育要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要敢于大胆讲话，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教育部组织班子起草批判文章
小平同志在1977年9月19日对教育部的批评，教育部党组十分重视，9月底，一方面立即安排大学招生事宜，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另一方面，党组决定由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琦同志挂帅，抽调专人组织写作班子。当时，从教育部抽调罗劲柏、姚介厚、魏一樵、章学新、黄展鹏(人民教育编辑)等同志，并从《红旗》杂志社借调张炯、从南京工学院借调刘仰昭等，又把我抽调出来(我当时任《人民教育》杂志总编辑)，这样共十余人，脱离原单位，进驻百万庄新疆驻京办事处，组成临时写作班子，筹划写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写作组的日常工作，李琦同志指定由我负责。
在酝酿撰写批判"两个估计"文章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批判"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批七一年全教会《纪要》，这在当时是个棘手的问题，而且是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虽然李琦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的讲话精神，我和罗劲柏等对批毛主席圈阅过的红头文件(即七一年"全教会纪要")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事，仍心有顾虑。在李琦同志耐心解释和指导下，写作组拟定了撰写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和文章的框架，并暂定题目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以下简称《论战》)，同时，还敲定写这篇文章的四条基本原则。(一)这篇文章是批"四人帮"谬论的头一篇，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有气势，应该"高屋建瓴"，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求写作组每人写一部分，然后集体讨论由吉伟青、罗劲柏同志汇总修改，几易其稿。(二)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消除思想顾虑，放开胆量去收集资料和思考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正确的论据辨是非，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大量事实，彻底揭穿"四人帮"篡改历史，污蔑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丑恶嘴脸和滔天罪行。(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解放以来至"文革"前十七年的各个历史时期，教育战线克服种种困难，力图奋进的事实，作出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工作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公正的评价。(四)写作组既是撰稿者，又是组织者，要做好这篇文章，就要走群众路线，就要集思广义，不能只关在饭店里闭门造车，并强调多多征求有关领导和教育战线上的专家学者的意见。使这篇文章成为发挥集体智慧，具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佳作。
在《论战》起草过程中，教育部党组由党组书记刘西尧主持，有雍文涛、李琦、刘凯风、刘雪初等副部长和高教司、普教司主要负责同志前后举行过五次党组扩大会议。对《论战》草稿由我宣读，逐段逐句的进行讨论推敲，提出修改意见。在此期间，写作组还专门请何东昌(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龚育之(当时在毛泽东著作编写委员会工作)、方玄初(当时任《人民教育》副总编辑)、王通讯(《人民教育》总编室主任)、孙长江(《人民教育》编辑组长、当时兼任审查"四人帮"在教育部的骨干分子薛玉山专案组组长)以及《人民日报》记者保育筠等同志，对草稿的结构和各章节的资料使用、论据的阐述等，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同时，《人民教育》编辑部的连健生(当时任办公室主任)、翟福英(《人民教育》编辑)等同志，提供了许多有关教育方面的资料。所有这些，都为写好《论战》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批判"四人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是怎样被发现的
在《论战》写作的后期，正当写作组和部领导感到稿子显得有点平淡，批判的力度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在偶然的瞬间，发现了毛主席在七一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问题曾同"四人帮"部分成员谈过一次话，针对"两个估计"发表了重要指示。可是，"四人帮"为掩饰他们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和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一直未向与会同志传达，只在"四人帮"分管科教工作的极少数骨干和亲信中作过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过程是这样的：
说来也是一个"奇遇"。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线索的是《人民教育》编辑部孙长江同志，他当时是审查"四人帮"教育部的余党骨干分子薛玉山的专案组组长，他在查看薛的笔记本时，突然发现他笔记本上有记录不全的毛主席指示，孙喜出望外地立即向李琦同志作了汇报，顿时引起李琦同志的高度重视，随即由教育部党组请示中央审查办，允许查看迟群、谢静宜(迟、谢当时任科教组长、副组长)的笔记本，由孙长江同志负责审阅核对他们笔记本中关于毛主席七一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指示的记录。整理后，经写作组研究建议写进《论战》稿中，报教育部党组请示乔木同志同意，决定写进稿中。用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驳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谬论，同时，也揭露"四人帮"不择手段封锁毛主席指示的险恶用心，这样文章就显得空前有力了。
《论战》草稿经胡乔木三审定稿邓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
李琦同志将《论战》草稿曾三次送请胡乔木同志审阅修改，乔木同志看的很仔细，在他审阅第一稿并将修改后的第一稿送请小平同志审阅，10月31日小平同志批示，"此稿写的不算很好，但还可以用"。小平同志的评价，是对我们的鼓励，使我们很受鼓舞，按照他的指示又对草稿逐段逐句进行修改。
在乔木同志审查第二稿时，他对草稿中引录的毛主席七一年全教会期间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文前后，加上了两段我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是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
这里，我们授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注：毛主席七一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因到中办和中央档案馆都没查到原文，故发表时称作是"毛主席指示精神"。)
乔木同志在毛主席指示全文前后增加的这两段话，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已不是一般的批判文章了，而是教育部授权代表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告毛主席对"四人帮"倒行逆施针锋相对的批判，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四人帮"颠倒黑白、造谣污蔑的丑恶面目，彻底揭穿"四人帮"及其死党封锁毛主席指示的卑鄙伎俩，使他们的阴谋彻底大白于天下。
乔木同志还把草稿中一些不确切、不恰当的提法，作了多处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改的也很仔细。文中凡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语录，一律改为黑体字。对乔木同志这种认真、严谨和博大精深的功力，特别是他那种卓越高超的哲人胸怀和政治气魄，使我们深受教育深受感动。
胡乔木同志审阅修改后定稿的草稿清样，由他于11月13日迳直报送邓小平同志审核。11月17日上午，稿子退回。小平同志批示，"此稿可以发"。得到这一消息，全教育部都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乔木还批示，《论战》可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并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同时通知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1977年19日至20日前后全文载登。人民出版社也于1977年11月出版了《论战》单行本，书内还收录了《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一文，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人民教育》杂志也在1977年第11月号上全文刊载。
历时两个半月，经教育部党组多次讨论修改，写作组日夜奋战以及广泛征求意见修改补充，经乔木同志三次审改报请小平同志批准同意发表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就这样面世了。
(责任编辑：吾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