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与日本右翼人士对话
作者：马叙生
投石问路
我在外交学会工作时，曾多次接触过这类日本人士或他们的团体，最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5月下旬那次。应外交学会邀请，由20几个团体30余人组成的日本右翼人士访华团(日方称“民族派有志访中团”)抵达北京。这些团体包括祖国防卫队、日本皇民党、大日本朱光社、大日本同胞社、国粹青年队、亚细亚精神民族会议、松魂墅、大日本忧国同志会等等，它们大部分来自大阪和东京地区，成员绝大多数是这些团体的头号人物，团长是祖国防卫队的会长角野周二。我作为外交学会常务副会长，全面负责这次访问的组织工作。
这些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下了飞机，个个把脸绷得紧紧的，以怀疑和警惕的眼色环视着一切，一路上不与我接机人员搭腔。一代表团成员事后说，刚到北京时他们都提心吊胆，怕中国人对他们进行报复，有些人头天晚上连觉也没睡好，后来发现，外交学会不仅没有敌视他们，还以贵客相待，能平等对话，他们的心情才轻松下来。
外交学会领导人原会长刘述卿、新任会长梅兆荣和我本人会见日本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座谈。我们针对这批特殊客人的疑惑，做了些释疑工作，对他们表示欢迎，称他们为“日本右翼朋友”，并说，访问日程完全是按他们的愿望安排的，包括同中国专家讨论南京大屠杀问题、钓鱼岛问题，同北大师生会见等。这时，客人方面开始出现活跃气氛。
角野二周发言说，他们代表团中不少人历来反共，反对中日友好条约，多次举行反对中国人访日的活动。但现在看到，中国方面对他们以朋友相待，对日本民族有高度评价，希望代表团的人士在这次访问后，改变过去对中国的观点。接着，代表团其他成员向主人提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进一步探听中国人对日本右翼的看法。例如，有人说他们反动、保守、主张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都是误解，不符合事实，其实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现在希望听听中国人对这些说法怎么看。这显然是在投石问路。
我方回答了日方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提到，我们对个人或团体的评价是以其言行为依据的，例如，过去上钓鱼岛闹过事的后来停止了，过去对访问日本的中国代表团举行过反对活动的后来不再搞了，我们对这样的团体或个人自然会相应地改变看法。
向南京死难者表示哀悼
这批右翼人士此次访华主要是想同中国人讨论南京大屠杀和钓鱼岛问题，显然他们自以为有过硬的论据来同中国人进行较量。我们邀请了北京的几乎所有权威的日本问题学者、专家参加这次研讨会，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朱成山馆长。日方主动放弃联合主持的权利，研讨会自始至终由我主持。
在讨论南京大屠杀问题过程中，日本人为否定死难30万人所摆出的“论据”，没有一条是我方事先未预料到的，都是一些推理性的辩解之词，诸如，当时南京的居民不足20万，日军的刺刀杀人数量有限(即所谓物理学上的理由)，日军的过火宣传是为了表功和鼓舞士气，不足为据，等等。而我方的每一个发言均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确凿地证明了南京惨案的受害者在30万人以上。所引用的资料权威性极高，很多都是来自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官方文书。我注意到，随着讨论的深入，日本人的情绪显得不安起来，有的面部充血，有的交头接耳。开头他们发言踊跃，有的试图对我进行反驳，后来竟无人举手了，讨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免得使客人有受审的感觉，我说，日本代表团人数多，不必每方一人地轮流发言，日方可多些人发表意见。果然，接下去日方一连数人举手发言。
一位副团长说，“首先我要对南京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并说，他们只是从前人和书本上知道有“南京事件”的，右翼前辈说只死了5万人。战时死人是难免的，希望中国不要把事件定性为“大屠杀”，如果能定为“牺牲”，日本民族运动(右翼)将愿因此而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努力。
另一副团长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发动战争者有罪，今后他们将致力于日中友好工作。
接着又有五六人发言，主要内容有：多数日本人对战争是有反省心理的，不否认“南京事件”的残暴性和悲剧性。对中方提出的事实和数字提出不反证，不予反驳。和平需要人民间的友谊和对历史的认同，讨论历史问题是必要的，但讲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等等。
还有人提出，希望中国人和民族派组织联合调查，以澄清历史真相。对此我表示，如果他们来华考察南京大屠杀问题，外交学会可以大力协助。
搬出太监、小脚保面子
可以看出，日方有些人对会议气氛深为不安，特别是代表团的三位事务局长和副局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均为右翼骨干分子)，又是交头接耳又是互使眼色，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果不其然，局长先生要说话了。下面是他在会上发表的一段奇论：
日本是农耕民族，而非狩猎民族，在长久的历史传统中形成了善良的民族性，何以到了战时突然变得残暴起来呢？令人不能理解。中国人士的发言把日本人说成一个残暴的民族，但是，论及民族的残暴性，日本人远远不能与中国人相比。中国在历史上实行过太监和缠足这样的非人道制度，在中国至今还在公开处决犯人，台湾的游客在大陆遭到抢劫，并被全部赶进船舱活活烧死(指千岛湖事件)。这样的暴行在今天的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说日军投尸长江，这违反日本民族的宗教习惯。日本军刀最多刺死三五个人就不能用了。当时发表的“杀百人竞赛”照片是为了鼓舞士气，有虚假成份，不具有历史价值。总之，所谓南京大屠杀虽然不是捏造，但近乎捏造。
这显然是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稿子，集中表达了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基本观点。其实其中的说法在讨论中均已被中方令人信服地批驳过。
这时，中国同志都把眼光聚集于我这个主持人，意思是我们应进行反击，有的还举手要求发言。我想，讨论会进行得非常成功，中国专家们的论述使日方许多人思想上受到触动，代表团中那些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拿不出象样的论据与我们对阵，心里又不服输，以至恼羞成怒，才有组织地安排那位事务局长如此粗鲁的发言，他们企图为讨论定调，同时也想挽回一点面子。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日本人的阿Q精神也真够意思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针锋相对地揭露日本人如何更残暴，就可能形成关于中日两民族哪个更野蛮的论战，从而扭转研讨会的方向，上了右翼极端分子的当。于是，我即席讲了几句：
如果日本朋友有误解，中国学者可以进行解释，如果有不同意见，你们尽可以据理论辩。但是事务局长先生脱离讨论的主题，对中国人民说了污蔑性的话，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你们是客人，我不愿把话说重了，我们也不认为值得进行反驳，但我要对他的发言表示遗憾。希望他的那些话不要影响我们的正常讨论。
我说完之后，中国同志露出同意和满意的神色，而日本人则面面相觑。会场上沉静片刻之后，正常讨论恢复进行。事后，那位局长不止一次地向我工作人员道歉，并说不是他的本意，是代表团内有人要他出面说那番话的。
笑逐颜开告别北京
关于钓鱼岛问题讨论接近尾声时，日方一人士提出要做总结性发言。他喜形于色地说，关于“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中方摆了中国的论据，日方摆了日本的论据，但是日方的又多又充分，中方是反驳不了的，因此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即“尖阁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必再讨论了。我原本没想做什么总结，这一来不做是不行了。于是我说，关于钓鱼岛问题双方都提出了各自论据，但中方论据多为两国官方文件，权威性极高。而日方的论据，条条虽然不少，但缺乏有价值的东西，多是牵强附会，似是而非，例如你们认为最过硬的一条是(1953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那句有利于你们的话，可那是一篇署名文章，又有多大分量呢？早从隋朝开始，钓鱼岛已是中国领土，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然后我介绍了中国政府对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政策主张。尽管如此，日方仍认为在钓鱼岛问题的讨论上他们占了上风。
日方在讨论过程中还提到其它问题，主要有：中国军费不透明，比公布的要多许多倍，中国还要买航空母舰；中国对邻国构成威胁，中国是否称霸应由邻国判定；宣传南京大屠杀不利发展两国友谊，只能激发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不承认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因为那是对战败者的审判，是不公正的、违反国际法的。对这些问题我方均做了有力的反证或说明，当我方引用毛主席关于日本人民是伟大人民，以及中国从来都把日本人民和侵略者加以区别时，从许多日方人士的反应看，似乎他们对这句话闻所未闻，表情中浮现出新鲜和安慰之感，有的还为之动容，不由地道出一声“谢谢”。
到了访问后期，客人们脸上已是阴霾散尽，个个有说有笑。我请代表团吃烤鸭，几乎所有成员都轮流到我所在的头桌坐一会儿，干杯，照相，道谢，说几句表达心情的话。有些话是发自肺腑的：
——我曾经签名反对天皇访华，没想到五年后自己也来到了中国，很值得，很值得，日中之间的一道墙越来越薄了。
——我办公室一直挂着一条横幅“打倒共产主义”，现在我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取下来。(后来我又见过说此话者，他主动告诉我，横幅已取下，并且不再挂了)
——京都市有许多中国留学生，过去由于我有偏见，对他们不友好，今后我将把他们当作朋友。
——过去我不愿同中国作生意，今后我将组织日本青年人访华，让他们了解中国，发展日中贸易和合作。
有好几个人向我表示，以往他们经常组织人到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和大阪的中国总领事馆闹事，发誓今后再也不干了，请中国朋友放心。
席间，角野团长对我说，他上次来华曾看到中国的变化，这次又看到了新的变化，这使他更加意识到，日中必须友好相处，回去后要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一点。他说，他这次把儿子也带来了，就是为了在这方面带个头儿。
访问了四天，临结束的头天晚上，日方在昆仑饭店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外交学会的领导、工作人员和所有参加研讨会的中方人士都请到了。席间那热烈而轻松的气氛与代表团刚来时那冷漠而紧张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