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张东荪与北平和谈
作者：韩勤英
与国共的历史恩怨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钱塘人。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研习哲学，其间结识张君劢等人，开始参加清末立宪活动。1911年辛亥前夕回国，通过“殿试”，后潜往南京，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民国初年发表多篇政论性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时期，与梁启超等研究系成员关系密切。1917年担任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事新报》主编，并先后创办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等刊物，宣传社会主义。其间与陈独秀来往密切，曾被邀请参加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因政见分歧而退出，开始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1923年在科玄论争中，著文声援玄学派主将张君劢。1927年，创办《哲学评论》，同年被国民党视为“学阀”而遭通缉。
1930年，张东荪接受司徒雷登邀请北上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第二年他与几个友人在北平发起“再生社”，创办了《再生》周刊。1934年，被国民党“党外无党”所激，与张君劢等人以再生社为组织基础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1945年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开始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1931年—1934年，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批评，被称为新唯心派领袖。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身在北平的教授大多随其执教的大学而南迁，张东荪则留在沦陷了的北平，借自己担任教授的合法身份与中共合作抗日，并因此在日本宪兵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半年。
1944年，张东荪参加民盟，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春天，在北平筹建了民盟华北总支部，担任主委。同年11月底，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与中共一道向国民党争取和平建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承认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会议之后，张东荪发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正式倡导“中间路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拒绝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收买和拉拢。1946年11月，民社党应邀参加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为民主奔走的张东荪实际上脱离民社党，以个人身份留在民盟，并继续走“中间路线”。
张东荪政治思想的转变与民盟的历史命运有很大关系。1947年10月蒋介石以民盟“勾结共匪”“企图颠覆政府”等名义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总部迁往香港，国内各地方组织的活动一度转入地下。这一严酷的现实使张东荪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间”，中国实行民主的希望在中共身上，并开始自觉地声援中共的民主革命。1948年，张东荪发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提出“新型民主”，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表示初步认同。
民盟各地支部转入地下之后，张东荪仍任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他根据民盟中央的指示，为配合中共和人民解放战争做了很多工作。在北平，他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以及与中共地下党多年的联系开展工作。1946年春，北平军调部的中共负责人叶剑英、李克农、滕代远、徐冰等邀请民盟北平领导人张东荪等人亲切座谈，鼓励他们继续与国民党斗争。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吴晗、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参加他们的告别宴会，把一台美国制造的电子管收音机送给民盟。民盟利用这台收音机作为武器，昼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斗争。同时，为了帮助张东荪领导的民盟华北总支部开展工作，徐冰临行前给了张东荪1000万元法币，作为资助民盟开展活动的经费。
此后，张东荪曾通过秘密的渠道与中共地下党联系，设法与中共高层联络。他和符定一曾通过地下党直接致函毛泽东，讨论时局，交换意见。1948年当中共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后，毛泽东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一封指示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等人：“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同时转告张东荪和符定一，请他们参加筹备新政协。毛泽东特别向刘仁嘱咐：“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什么人。”可见，毛泽东对张东荪是很重视的，也是非常信任的。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立即向张东荪转达了中共中央的邀请，请他到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建议尽快准备离开北平，到东北解放区去。张东荪感到此时自己在燕京大学的课程还没有结束，突然离去，比较困难，希望等到学校放暑假时前往。但在张与中共地下党的一次接头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联系一度中断。暑假时，张东荪没有能够离开北平赴哈尔滨。此后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党由学委负责人崔月犁负责与张东荪秘密联系。这样，张东荪继续留在北平。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时张东荪已倾向于中共，但在公众媒体上，他坚持在国共之间保持中间的立场。这使得他在关键时刻能够作为双方之间的调解人。1949年1月，他接受中共和傅作义委托，参加了北平和谈，并在中共中央的邀请下前往解放区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同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2年，因所谓“叛国案”被民盟开除盟籍，退出政坛。1973年在北京去世。
斡旋于和谈之前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不顾各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和平祈求，非法召开“国大”，公开违背政协会议的商定民主原则，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加以还击，国共双方兵戈相见，战场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为坚守华北重镇，1947年11月，蒋介石任命颇有声望和能力的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1948年，“剿总”总部迁至北平，取代原来的北平行营。这无疑是蒋介石在积极备战。
然而，战争的胜败在于人心向背。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并有步骤地揭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9月份开始的辽沈战役一路顺风，东北的解放指日可待。平津局势一时十分紧张。保存着明清历代皇城文化的历史名城北平面临着空前的战火。
这是中共和广大人民及爱国民主人士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时身处北平的各界人士纷纷出面向傅作义请求和平，力保古都的文化遗迹。国民党原北平市长何思源也为和平热心奔走。张东荪在政协会议之后一度倡导中间路线，他坚决主张国共两党放下武器，通过谈判解决国内矛盾和冲突。此时，北平面临的危机是他最感痛心的事，他诚心希望两党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并以民盟华北负责人的身份积极开展活动。
傅作义作为一介军人，虽擅长打仗，但也有尊重文人雅士的传统。他曾邀请知名人士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这些人士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使他看清了大局；另一方面，傅蒋之间的内在矛盾很深，傅虽受蒋的重用，并非蒋的嫡系，蒋在委以重任的同时还派人暗中监视他。鉴于以上原因，策动傅作义和平起义成为各界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目标。
但是，直接接近傅作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各种关系网这时显得尤为重要。接近傅的高级幕僚，从而间接地影响傅的决策不失为一计良策。1948年夏末秋初，“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根据东北的战局，判断中共必胜，指示北平“小民革”的活动应配合中共的军事进攻，设法对傅做工作，争取武装起义。后来，“小民革”成员加入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发展组织中吸收了续式甫，并通过他找到了傅作义的同乡老友侯少白。侯少白后来成为把张东荪引见给傅作义的关键人物。12月下旬，民联通过侯向傅建议举行武装起义，反戈讨蒋；又通过张东荪先生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崔月犁的联系，同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络。
在平津战役爆发之前，中共北平地下党也在华北城工部（刘仁为部长）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以图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曾利用与傅是同乡的关系，通过刘厚同（傅的高级顾问）劝傅与中共和谈。后来他从刘那里了解到傅有意进行和谈，但为了调和双方意见，与将来执行和平协议，他需要有个民主党派参加谈判。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当时许多地下党员的公开身份是民盟盟员。鉴于这样的联系，杜任之找到了张东荪，问是否可以代表民盟作为第三者参加和谈？张东荪听了喜出望外，表示很愿意参加双方和谈，促成和平解放北平；但张与刘厚同有一个共同愿望，即在和平解放北平后，组织华北联合政府，这是后话。中共北平地下党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张东荪数年来一直在国内倡导和平、反对内战，是非常有影响和号召力的民主领袖；又担任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在谈判中可以作个第三者和见证人，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便同意由张东荪的联系人、学委负责人崔月犁代表中共北平地下党与张东荪正式谈一下，希望他代表民盟作为第三方参加谈判。听了崔月犁的意见，张东荪当即欣然应允。这样，杜任之便把张东荪介绍给刘厚同。在刘厚同的帮助下，张东荪与崔月犁得以与傅作义见了面。
除“小民革”和张东荪之外，当时试图在傅作义与中共之间充当调解人的民主人士还有彭泽湘。1948年11月，彭泽湘从香港赴北平对傅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政权。到北平后，他一方面由续式甫介绍认识了傅的老友侯少白，经过侯的热心奔走，傅对和平解决北平已有所考虑。同时，彭又约张东荪、张云川（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共同参与策动此事。另一方面，设法通过符定一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并于11月7、8日写两信给毛泽东，由符转交。
受托于傅共双方
当中共中央初步考虑在适当时候由张东荪参与双方和谈时，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1948年 11月4日，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开会，使得双方谈判问题暂时搁下。等傅作义从南京回到北平，辽沈战役已经结束。迫于形势，11月上旬，傅作义草拟了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求和谈的电报。11月1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平津战役打响。1948年1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以聂荣臻名义致彭泽湘的电报，要彭转告傅，既想和谈，就派正式代表来。彭迅速转告。12月初，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地的分割包围。北平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傅的身边，许多人也主张同中共进行和谈。傅于是接受联络处长李腾九的建议，派《平明日报》主编崔载之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出城与中共接洽。由于傅作义此时还心存幻想，提出的条件不为人民解放军所接受，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
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12月22日，新保安一战，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王牌军35军，23日攻克了张家口，断绝了他南逃、西去的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实力割据一方的梦想。人民解放军越来越猛的军事攻势，迫使傅希望尽快打开和谈局面。12月22日，傅作义对自己被中共权威报纸列入战犯名单不能理解，中共地下党联系人向张东荪、彭泽湘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图，彭、张又通过侯少白、刘厚同向傅传达了中共方面的意见，使傅平静了好多，决定不再去南京。
前文已提到，傅作义早就向刘厚同表示过自己的想法，向来对中共怀有疑虑的他希望请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知名人士在他和中共之间斡旋。在第一次正式和谈之前，傅曾请民主人士符定一、彭泽湘出面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与中共领导人见面，作出了试探和谈的表示。12月24日，面对尴尬的战局，候少白向他推荐张东荪、彭泽湘作为代表出城与中共谈判。尽管张东荪曾通过刘厚同与侯少白建议傅与中共接洽，傅也认为意见适当，但傅对张仍不甚了解，就没有及时表态。以后时局的发展迫使他在心中拟好派民事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作为正式代表，并请彭、张陪同，再次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提出了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并指示说：“惟我们希望傅方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笔者注：崔先生指崔载之）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同时为了保证张东荪的安全，又特别强调：“如张东荪先生出城不能保密，则张可以不出来。”电报在同意张东荪出城谈判后，又称“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也不要信任他”，故彭泽湘没有参加此次谈判。
笔者通过资料的考察认为，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中央对彭已不信任。另一方面，彭泽湘打算劝傅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但中共对彭泽湘仍然是既利用，又不公开反对。据周北峰回忆，1月5日晚，傅作义曾对周北峰说：“李任潮（李济深）派了个代表叫彭泽湘(李曾否认)，建议我‘反蒋独立’，举行起义，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我觉得李任潮的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个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这个人谈吐间一片浮夸气，我不打算理睬，也不答复李济深。民盟曾派张东荪来劝我与中共接洽，我认为意见适当，想派你作为正式代表同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与中共进行商谈。”中共的态度显然影响了傅作义，使傅也不再信任彭，取消派他与张东荪一起作代表的决定。相反，张东荪却以诚意获得了双方的信任。
当天，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向傅作义秘密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后，出现了打破谈判僵局的机会。傅考虑“民盟是一个大党，有声望、有威信，谈判时作为中间人可起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便请张东荪作为自己的代表之一。但“因从未与张有过接触，故傅先生亲自接见张，观察定夺。”《北平和谈纪实》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1月5日下午，傅作义让他的秘书长王克俊派车接来了张东荪。中南海居仁堂内，傅作义开门见山地问：“张教授，宜生想与共党言和，你意如何？”
张东荪回答：“言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总司令当机立断，不受他人甚至南京方面的干扰，实在令人敬佩。言和乃光明前途，不走和谈之路，古都危矣，傅总司令也危矣！”
张东荪教授的一番直言，使傅将军很痛快地下定了决心。傅作义说：“张兄所言极是，我想请张兄作为我的代表，代我辛劳一趟。如果张兄谈和成功，我傅宜生将感激万分！”
“您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大官，我乃民主同盟成员，怎能代表了您。但是，我可以参加和谈，把您的意见转达给共方，您需要再派一名正式代表，与我同往。”
“好吧，就这样决定，我再派一人和你一同去谈。不过，张先生，这事要十分机密，千万不能向外透露半点风声，否则，不但事情办不成，张先生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中央军委电报和傅作义会见张东荪的谈话可以看出，中共和傅方不仅对张东荪参加和谈寄予厚望，也对他的个人安全做了考虑。事实后来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1947年3月28日，张东荪曾在《时与文》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的《和平何以会死了》一文中说“……双方互不相信而要缔结一个契约，则必须有中人保人夹在中间。彼此虽互不相信而对于中间的保人却都是相信的。……具有这样中人保人的资格的，自然是在国际为盟邦，在国内为第三者。”不足两年，当他被双方选定作为第三方的代表参与北平和谈时，他亲身验证了自己的这一政治见解。
分析起来，张东荪之所以被双方选为和谈的代表，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在国共之间，他属于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尤其是解放战争后期，他对共产党的评价是较高的。1947年4月5日，《观察周刊》第六期发表了他的文章《追述我们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采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话算数的。反之，国民党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其实在心里与行动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第二，张东荪在历史上与中共交情很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为中共党人所欣赏，也深受毛泽东的尊敬和信任。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节通知”，号召各民主党派前往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张东荪热烈响应。毛泽东在给刘仁的信中也表明过想邀请张东荪参加新政协。
第三，傅作义虽为一介军人，却历来尊重文化名人，北平是一座文化名城，由一名文教界人士出城显然比较合适。张东荪又是民盟华北总支部的主委，民盟华北总支部是北平国共以外最大的政治势力，谈和能否成功都会对舆论产生很大影响。又是经中共同意、可信的好友和顾问推荐，比较安全可靠。所以，双方都认为选择张东荪参加和谈成功系数会较大。
见证《会谈纪要》草签
1949年1月6日，农历腊月初八。一大早，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派车先接上周北峰，又到李阁老胡同张东荪家接上张东荪。北平地下党员、学委负责人崔月犁向他们交代了出门的路线。张东荪和周北峰二人安全越过火线。7日下午四时，在二兵团护送下到达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村。第二天开始谈判，双方会谈有三次。
1月8日，聂荣臻司令员进入他们的房间，讲述了全国战局和平津前线的形势，尔后分别与张、周进行了晤谈。
当聂总问到张东荪出城前傅作义向他交了哪些底，傅对这次和谈诚意如何时，张东荪稍加思索说：“概括起来，傅先生表示了这样几点1．平、津、塘、绥一齐解决；2．平津以后能否有其它报纸，不只是中共一家的报纸；3．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这两条都是傅冠冕堂皇的陪衬话，实质是他要保留他的报纸，他要参加新政府）；4．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贵军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商拟订具体办法。”
聂总反问：“张先生，傅作义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
张东荪回答，“傅称中下级军官多为傅的人，能控制，能保证。如有不遵令者，傅可解决他。依我本人看，基本问题是军队问题，我是外行，请你们仔细考虑！”
聂总又问：“傅究竟是什么打算？能否永远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还是跟蒋介石殉葬，或者还幻想第三条路线？”
“我的观察，傅是决不能打下去了，其原因是主力被歼；美援无望；前不久有一批美援经上海时被国防部换了一批坏货，傅很不满意；城内粮食不能持久。傅一脑子旧东西，不愿在中共下面做事，第三条路线曾经有人活动过，我曾竭力阻止和破坏，现在傅打消了这一打算。我看傅还是要点面子下台，我把他这种下台称为‘光荣的交待’。”张东荪教授的话虽然不多，但说清了傅作义当时的思想动态。
接着聂荣臻又和周北峰谈，之后把所谈情况汇报了中央。
1949年1月9日凌晨2时，中央军委就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发来了电报，电报称：“……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顾。……
从这份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看出，因第一次谈判的破裂，中央军委对傅作义的和谈态度尚不能完全肯定。事实也证明，此时傅确未下定最后的决心。同时，对于张东荪这样一位民主人士担任中人的角色，军委在考虑到可行性的同时也怀有疑虑。同样是谈和，可以说三方都有各自的考虑：前文已提及，张东荪的想法是谈和成功后，在华北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与中共中央的想法显然不一致，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其实是很清楚的。
9日，双方正式会谈开始。周北峰首先发言，提出了六个条件。林彪根据9日中央军委电报的指示，谈了中共方面的意见。随后，聂荣臻又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平津战局，并说“傅先生除了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保全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外，别的再无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决心，当机立断！”
张东荪在这次会谈中没有太多发言，但听了林彪的发言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照解放军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先生一定能接受。
10日上午，双方就军队如何改编、城市如何接管、人员如何安排等具体细节问题，又进行了一次会谈磋商。苏静处长就所谈内容整理了一个《谈判纪要》，上面还特别说明，1月14日以前为傅方答复的期限。林、聂在“纪要”上签了字，随后周北峰也签了字。当“纪要”放在张东荪面前时，张东荪谢绝说：“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再说，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尔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这样一来，双方也就不好再勉强了。
据苏静回忆，这次谈判，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都很高兴。临别时，聂总还送给他们俩每人一双高筒皮靴，是攻打锦州时从敌人的仓库里清理出来的。这两双军靴与《和谈纪要》一起，成了这次谈判永久的见证。
张东荪在谈判中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原则性，另一方面向来倡导理性的他，自始至终将自己担任“中人”的政治角色把握得恰到好处。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作用，很少喧宾夺主，给谈判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参与不仅让傅作义心里塌实了许多，也为中共提供了比较准确的有关傅方当时动态的信息，为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自称得意之行
谈判结束的当天晚上，张东荪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平安返回燕京大学。他在燕京大学作了一个讲演，是关于为什么坚决主张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他形象地用“老鼠与花瓶”比喻傅作义的部队与文化古城北平。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取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他的讲演获得了广大师生一片支持和喝彩声。
周北峰当晚住清河镇，第二天回来时就没这么顺利了。他带着会谈纪要独自回北平，沿着公路刚走了半里路，子弹就开始从头上掠过；经过城门，又被带进了指挥所，本来安排的是傅系部队守门，结果却遇上了蒋系的青年军，并被勒令脱衣检查，脱得只剩下内衣，幸好文件被缝在了内衣里，才没有被发现。守城的兵只是抢走了他的香烟和一些随身的小东西。在中共、傅作义与民盟等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利用他的中央军和“中统”、“军统”特务设法破坏和平。虽然当时中共和傅方都对张先生的个人安全做了考虑，张东荪先生仍深明大义，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奔赴和谈，他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世人可鉴。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张东荪是个读书人，他爱书如命；他是个文化人，并以文化为其学术研究的中心。他喜欢北平的真正原因可能也正在于此。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9卷第6期发表的谢扶稚《怀念张东荪先生》一文中认为，张东荪当年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没有象胡适等人一样搭乘南京前往北平接人的飞机，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张东荪离不开他在北平执教29年所收藏的中外书籍。这种看法未免偏颇，却从侧面反映了张东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他甚至已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北平这座历史名城。
由张东荪和周北峰出城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尽管未能取得最终成果，傅作义也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解决军队问题的最后答复，但这次谈判为后来的谈判奠定了诚信的基础。随后，在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天津，近逼北平之时，傅作义再次派出周北峰和邓宝珊进行谈判，并于1月17日带回签定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北平的和平解放，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它创造的解决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也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应当说，对北平和平谈判的成功，先后有很多人都尽了力。但张东荪在关键时刻出城，不仅打开了双方第一次和谈的僵局，而且取得了重要进展。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事后曾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树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张东荪在《理性与民主》一书的序言中曾说过，将来要写一部自传，题为《我与政治》，细述自己从事学术而“不能忘情于政治”的原委和经过。据说此书的部分手稿在“文革”中已被焚于书斋。如今遗憾的是，斯人已去，无以为证。但他曾在1950年自题曰：“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这足以证明参与北平和谈在他一生政治生涯中所占的分量。
当然，历史本身是个多面体。透过这个多面体，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易为常人所知的东西。从张东荪先生参与北平和谈前后的言行来看，1948年夏，他没有前往解放区而留在北平任教，原本只是希望自己能对时局有所作为。而1949年 1月中旬，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与费孝通、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民主党派会议日，也正是他踌躇满志之时。张东荪先生万万没有料到，西柏坡与毛泽东的会谈，不仅暴露出二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而且注定了二人在对新国家政治生活未来构想上的种种分歧。所以，虽然在此后的几年中，张东荪与中共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却仍然不能逃脱被揭批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残酷命运。(责任编辑：吾 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