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海外读史偶记
作者：陈鸿祥
一、“民国史”里的“新陈代谢”
吴大猷先生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学者。他去世前曾为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作总序。实际上，这是由台北学者新编的中国近现代史“系列著作”，包括“晚清篇”(刘广京著)、“民国篇”(张玉法著)及“中共篇”(陈永发著)，凡三种，不下一百二三十万言，应该可称“卷帙浩瀚”了。其中之“民国篇”，即《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6月版)约五十万言，著者张玉法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土、“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此书遵史家应具之“史料翔实、叙事客观”的守则，尽量容纳两岸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对1921年以后的历史，征引大陆学者8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并详注出处。我不知著者与大陆文史界是否有直接学术交往，但从书中引文看，有些章节大量征引出诸大陆的文史书刊，包括权威的《中共党史研究》和有关省、市党史及其他文史期刊。张先生的论说尽管与我们并不一致，但其尊重大陆研究成果，颇令我钦敬。作为地方党史期刊的编辑，我更由此感到编发每篇文章，都应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务求其为准确的“信史”，切忌追求“卖点”而不顾史料的真实。读这部“民国史”，尚有颇令我感兴趣者，是其中包含的丰富知识。尤其是第一章《中华民国的开国(1912-1916)》所述史事，即使对于我这样年过花甲的读者，也早成了久远的历史。张先生于此不是“抽象概括”，而是博采广搜，举凡民情政情、风俗变迁，记述备详。例如，关于民国初期“破旧立新”。1895年广州举义失败，孙中山愤而率先剪辫，遂启民初全国一体剪辫；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倡穿中国特色服装并推行“中山装”，还有明令“不缠足”、“废跪拜”、“改称谓”(如改“老爷”为“先生”)、以人力车取代轿子等等，不是颇可以“抚今追昔”而反思今日之种种吗?再如，由“国歌”所反映的“新陈代谢”。书中指出，宣统退位(1912年2月12日)前，外人称中国为“中华帝国”(TheChineseEmpire)，但这个老大帝国却并无国歌；孙中山早在1906年颁发同盟会革命方略，在“军政府宣言”中正式提出新的国号为“中华民国”，但“民国”建立以后虽有“国歌”却随政局动荡而屡更屡变。书中据我国历史学家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台湾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对“国歌”的研究，综述中国近百年来“国歌”之六次变迁：一、清亡前夕，1911年9月，始颁由严复作词之“巩金瓯，承天帱”的《巩金瓯》为“国歌”；二、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2月颁布沈恩孚作词之“旧帮新造”、“民国荣光”为新国歌；三、1915年5月，袁世凯推行帝制，颁其“礼制馆”重订之“中国雄立”的“新国歌”，并在其称帝时将歌词中“共和五族开尧天”，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四、1919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组织“国歌研究会”，并于1921年7月1日以《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之《卿云歌》为“国歌”；五、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前，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决定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为国歌；六、1930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决定将孙中山1924年对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之“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训词谱曲为“党歌”，并于1943年由国民政府明令以此“党歌”取代《卿云歌》为“国歌”。我回国以后，注意到不少报刊竞相转载有关上述“国歌”的文章。一般读者(甚至报刊编者)，当然不会知道其内容出处。我们修史，修新的革命之史，人民之史，其实并不排斥“新陈代谢”，故增加一些此类知识也很有必要。例如，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史”，不可不追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前因后果，而了解此前半个多世纪内“国歌”“六变”，对于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不是同样很有帮助吗?
二、司马长风之“蒋介石论”
司马长风先生是香港已故的著名史学家。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分上、中、下三卷，洋洋近百万言，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一版再版，对大陆学术界颇有影响。他在此书《再版序》的开头“自报家门”说，“笔者的本行是研究政治思想的，1968年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史，1973年才转移兴趣于新文学史”。我此次从“俄图”借得其所著《中国近代史辑要》(香港创作书社，1978年3月再版本)，也许就是他6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产物。此书仅二百五十余页，与他的煌煌大著“新文学史”相比，只可谓“史学小册子”，大陆学术界似还未见有人提到此书。书中的“蒋介石论”，不免令人联想到他在“新文学史”里颇有争议的“周作人论”，虽不无偏颇之处，却又有其独立之见。
《辑要》据史实论述了1927年北伐“三阶段”、“二顿挫”，而其焦点还在第一阶段之第一“顿挫”。对此，司马先生写道：“由于4月12日蒋中正、胡汉民、吴稚晖等在南京反共清党，宁汉分裂，北伐顿挫”。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著者“秉笔直书”的史家态度。《辑要》接着概述蒋介石从发迹到末路的三次“下野”，并在叙述蒋1932年第二次“复出”时，作了如是论述：
这次复出之后，他专任军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在军政分权之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始进入稳定时期。及至1938年，汪精卫自重庆脱走，蒋氏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院务完全交孔祥熙处理；1943年8月林森逝世，蒋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从此裙带政治之风大炽，为蒋氏一生重大转变关键。
《辑要》认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氏声望达高峰，举国无匹，到此遂江河日下。”这里，著者将1932年蒋氏第二次复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及八年抗战之最后两年蒋氏独揽党、政、军大权三件事联贯起来，作了跳跃式的叙述，并评论说：
当蒋氏违心做一个职业军人，每有好的表现，一揽政权、党权，则暴露缺点，一无是处。综括蒋氏一生，有两大功勋将永辉史册，一是率军北伐，统一中国；二是领导全国军民抗日，获得最后胜利。
以上两事都属于军事，或偏重军情，至于政治方面，蒋氏建树少，失误多。最招非议之处在于军权干政。
其实，属于军事的“北伐”并没有那样“成功”，而是因蒋氏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打了折扣。八年抗战之所以“获得最后胜利”，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坚持领导全民抗战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更应有理有据地客观评骘蒋氏的这“两大功勋”，既非一笔抹煞，又须有分析地对待。司马先生将军事的蒋介石与政治的蒋介石“一分为二”而肯定了蒋氏作为“职业军人”的“表现”，虽有偏颇(实际上军事、政治密不可分)；但能如实指出其独揽政权、党权“一无是处”，政治方面“建树少，失误多”，却是有见地的。对蒋氏的历史功过，事实上早已由其从所谓“中山舰事件”开始的反共生涯以失败告终而划了句号，无须我们再去另作“新论”；但著者以独特的视角总结蒋氏“当政二十三年”的历史教训，一是“军权干政”，二是“裙带政治”，却颇有发人深省之处。
三、宋美龄与陈纳德
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宋美龄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被鄙视和唾弃。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一本出自美国女作家《宋氏三姐妹》一书在大陆流传，这才从影视及一些相关史传中开始显现她不是哈哈镜而是平光镜中的面貌。
当然，如同其他读者一样，我也注意到了近期出版并被尊称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新传或“评传”，因而使联想到这“尊称”的“原版”，在“俄图”借阅的那本《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
这是一本约计30万言的新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月初版)。著者林博文曾直接造访宋美龄。当这位“第一夫人”于20世纪末隐居美国蝗虫谷那幢宽敞豪华的别墅里度过她的百年华诞时，可能也挤入了被他戏称为“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驱车涌来贺寿的人群之中；所以，他能以记者特有的新颖、洒脱、生动、快捷的文笔，不仅写了“跨世纪第一夫人”的前天和昨天，更写了她年届期颐而犹顽健地生活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之今天。但我更赞赏的倒不是给她的身份追谥“第一夫人”，而在于伴随着她的荣辱走过来了的“跨世纪”；在中外历史上，以宋美龄这样身居显要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的世变，又有跨越两个世纪、活到百龄以上高寿的女性，迄今为止，尚无第二人。她以作画自娱，虽暮年而不失优雅的风度；当老蒋、小蒋父子“总统”相继谢世之后，她俨然“党国元老”，在一次国民党会议上训诲众人要“老树新干”相依相助，实际上是要“党人”团结一致反对背离“老总统”宗旨的“台独”。
跨越了两个世纪的宋美龄一生，最活跃、最有光彩的时期，无疑当数八年抗战。她除了曾只身赴美寻求对抗战的支持而外，还应公允地说，她在国内也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了有益的工作，其中“不可没焉”的一件事，就是书中比较详尽地记述的争取陈纳德率美国“志愿队”援华抗日。
宋美龄于抗战前夕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并因此被尊为中国的“空军之母”。蒋介石原是对现代军事，尤其是空军一窍不通的守旧人物。在此之前，他从意大利聘请“顾问”训练他的“空军”，装备意大利飞机，陈旧而落后。1936年意大利与法西斯德国结成“轴心”，蒋氏被逼解除了意大利的空军顾问，而改请美国帮助，并由宋美龄来负责筹建美式新型空军。据书中记载，宋美龄走马上任，先聘请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RoyH01brook)来华当顾问，并向他询问什么人可以在短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像样的军种?霍当即推荐了一个长相酷似“老鹰”而又“充满傈悍之气”的老飞行员陈纳德(CladeLeeChennauh)。1937年初，陈纳德接到了宋美龄来信，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当空军顾问?信中开出了聘用条件：月薪一千美元，此外还有额外津贴、专用司机与轿车、译员，并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在美国因病而离开军职的陈纳德立即答应，以到中国“考察农业”为名办理了护照，于当年4月1日从旧金山搭乘“加菲尔总统号”邮轮经日本来华。
如书中所写，陈纳德会见宋美龄，颇被她那“迷人的风度”和一口流利本色的英语倾倒，尊她为“中国公主”。陈纳德来华不久，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Jk一三”淞沪抗战，中国空军在江、浙、沪上空与日本侵略者激战中虽然英勇歼击了敌机，但仅有的那些战机也丧失殆尽。1941年夏，陈纳德筹组美国“志愿队”(AmericanVolunteerGroup，简称AVG)来华助战。当年12月20日，当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时，“志愿队”驾着机首漆有鲨鱼牙齿的美国P—40战机升空首战日机。日军三菱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遭重创后窜回河内基地。被中国军民夸赞的“飞虎队”(TheFlyingTigers)自此开始了对日作战，陈纳德也因而成了家喻户晓的“飞虎将军”。宋美龄曾于1942年2月28日偕同蒋介石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即席发表了一篇颇具诗情的演讲，称陈纳德与他的“飞虎队”，“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赞美他们翱翔天空抗击日寇“无异是用火焰”写出了“永恒的真理”。“飞虎队”援华抗日的正义之举，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誉。1942年7月，美国在华成立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司令并于翌年3月由准将晋升为少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五条件投降，陈纳德率领的这支航空队仍被称为“飞虎队”。我在参观俄亥俄州达顿市的航空展览时，曾欣遇几位当年来华助战的空军老兵，其中有1941年夏秋首批来华的“飞虎队”员，也有1942年以后第二批来华的“航空队”员，他们都无例外地以自己被称为“飞虎队”而自豪!
我觉得，对于宋美龄这样毁誉不一的人物，如果为她立传，为迎合社会兴趣而过多着墨于她的私生活，显然是不足取的。从政治上揭露“蒋宋联姻”、“四大家族”，以及宋美龄怂勇“孔二小姐”的种种丑闻，固然必要，但也不应忽视她的一些有益于国家的重要活动。
(责任编辑：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