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反攻大陆”的梦想与美国的“限制”术
作者：■牛大勇
到底谁被谁牵着走？
美台关系中时而有之的一种奇怪现象，典型地表现在肯尼迪执政头一年同蒋介石打交道的记录中：美国几乎总是放弃较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而迁就台湾当局。为什么会有这等怪事？从前文所述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各种意见中可以略知答案。实际上，影响肯尼迪政府对台政策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冷战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国站在与美国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台湾就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肯尼迪曾告诉蒋介石：“长远看来，自由世界通过增强民主制度并使之更适应世界人民的愿望，就能最有效地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基于这个意义，美国越来越重视台湾近些年来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央情报局头子克莱恩也不讳言，当年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让台湾充当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展示西方现代化和民主生活的橱窗。这个大目标的实现，是肯尼迪政府最看重的“国家利益”，其他相对来说都次要。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知道美国离不了他的台湾，所以才不时地挥动“反共”这根杠杆，要求美国这样做那样做，或不得这样做那样做。美国对此尽管不满，但为了冷战大局，到头来只有迁就这个小盟友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讲，肯尼迪当时即使想将对华政策做一些调整，也必须顾忌到台湾的反对，困难重重。
但是，美国政府在蒋介石集团意欲反攻大陆一事上，始终保持着警觉，利用各种手段加以约束，尽可能避免出现会把自己卷入战争的局面。在这一时期美国决策人的意念中，对台政策的另一目标就是不教蒋军渡海峡。
六十年代初，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大陆的经济困难，实行鼓吹多年的反攻。肯尼迪政府流露的想调整对华政策的种种迹象，更使蒋介石坐卧不安，急于以强硬的行动激化台海局势，迫使美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于是，“光复大陆”被蒋介石定为1962年实行的目标，厉兵秣马，跃跃欲试。这就把美国对华政策拖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肯尼迪政府煞费心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拖延蒋介石集团的反攻计划。美台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执，双方角智角力，斗劲斗狠。而这一切又都在高度保密的高层交涉中进行，外界难以察觉。围绕台海战略问题酿成的这场危机，就像貌似平静的大海一样容易给人某种错觉：海底暗潮汹涌，海面水波不兴。以至人们长期以为美国政府是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积极支持者，甚至是指使人。近年新公布的美国档案资料，为人们窥探这场暗潮酝酿的内情提供了绝好的线索。
想方设法“栓紧蒋”
早在1961年上半年肯尼迪就任不久，台湾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反攻计划，其中包括一次空投二、三百人的行动。7月下旬，经肯尼迪批准，美国只同意台湾分批空投6个20人小组到华南进行侦察活动。这显然把台湾当局的行动规模打了折扣，台湾当然很不满意。数月后，准备工作完成了，台湾却打起退堂鼓，理由是投入人数太少，达不到目的。
1962年，国民党领导集团看到中国大陆已明显陷入经济困难，中苏间的裂痕正在加深。而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和蒙古问题上的表现，更使他们忧虑美国政策会滑向“两个中国”或与大陆接近。于是想抢先发起反攻大陆的行动，迫使美国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大力支持台湾，最终把美国卷入同大陆的冲突中去。所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强烈鼓吹，1962年的任务是努力革新，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美国分析家认为，蒋对美国政策的上述理解，终将导致他越来越想赌老本拼一场，试试“反攻大陆”的可行性。
果然，蒋介石1月24日询问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同肯尼迪讨论全部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提议双方就时局交换意见，探讨在什么情况下反攻大陆是可行和必要的，或是可期希望的。克莱恩同主管情治系统的蒋经国私交甚笃，立即将老蒋的要求转报华盛顿。
肯尼迪的谋士们普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应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主要的顾虑是毫无胜算，反会给中苏提供一个重新合作的机会，使苏联成为最大获益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科默计算了反攻的各种前景后指出：“我仍然支持继续栓紧蒋。针对红色中国的重大侵袭行动的成功前景很成问题，特别是苏联握有在他们选好的任何时机反将我一军的选择。他们可能让北平苦撑一时，使其得到教训。但如果形势变坏到一定程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插手进来。果若如此，我们算是成功地把北平和莫斯科又推到一起了，实际上等于延长了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互卡脖子的时间”。
可是，怎样才能“栓紧蒋”？这是美国的难题。驻台北大使庄莱德拒绝按照国务院的指令对蒋直话直说，去提醒他那鼓吹反攻的元旦文告不得意味着政策的改变，采取行动前要先同美国商量等等。庄莱德断定，这样做只会伤害蒋，并激起他对肯尼迪新班子的潜在敌意。国务院于是改令庄莱德通过台“外交部”申明此意。
美国派遣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副助理彭威廉到台湾摸底。蒋介石则乘机试探能从美国得到什么。他在2月23日晚上的会见中宣称，并不想让美国“参加”反攻，但希望美国“默许”并秘密地给以“间接的后勤支援”。彭威廉未肯答应，只是大念“共同协商”的紧箍咒。
但是，念紧箍咒者，也有自己头疼的问题。鉴于蒋氏父子接二连三地催美国同意他们的反攻计划，急于若干月后就付诸行动，美国感到支持则惹祸，反对则失和，真是进退两难。
恰在此时，美台之间为着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年中国卷的编辑出版，又闹起一场风波。这一卷早已编好，原拟1957年发表。由于其中不可避免地收录了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甚至华盛顿的民主党政府对蒋介石内外政策和政治腐败的尖锐批评，其中一些文件曾经被1949年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选录，用以说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是咎由自取，美国不能负责。如今，大量同类的文件又要发表，其冲击力或许不亚于当年让国民党人寒心的白皮书。在台湾当局的一再抗议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总算拖着没出版。而今肯尼迪政府在学界政界各方压力下，觉得再拖下去，对美台关系的损害比发表还大，于是决定出版。消息一出，台湾舆情大哗，庄莱德也表示反对。美国这次顶住压力，终于在1962年3月20日出版了。
肯尼迪和腊斯克都觉得庄莱德受台湾当局影响太深，未能有效地代表美国表达立场。虽然明知会引起蒋介石的猜疑，还是决定召回这位已经和蒋难分你我的大使，改派柯克海军上将担任新大使。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和登陆作战的经验，但是比庄莱德更坚定地认识到美国的现实利益是阻挠反攻大陆。美国选这样一个新大使，也是煞费苦心。表面上似乎是重视和适应蒋之需要，实际上是为了“栓紧蒋”。
百般敷衍拖下去
在新大使到任前，克莱恩继续同蒋经国讨论反攻事宜。台湾要求美国援助空投二、三百人的队伍到大陆。克莱恩认为如果直言“不行”，将给美台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更可怕的是刺激台湾向大陆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硬把美国牵进去。他主张美国暂且同意为台湾大约五十到一百人的行动提供C-130或C-123飞机和其他援助，然后以“做准备工作”为借口拖延时间。
白宫的确担心这位倔强的“盟友”不顾一切地蛮干，所以屡屡表示愿意讨论蒋方的计划，但不做任何承诺。一再强调台湾有义务在采取行动前获得美国的同意，也一再指出蒋方所获情报不足以构成决策基础。实际上是有步骤地拖延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又不直言“不行”。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小希尔斯曼3月8日到达台北，当天便同蒋经国会谈。接着，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又被派往台湾去“栓紧缰绳”。肯尼迪令哈里曼向蒋阐明：双方1954年换文中的谅解，仍然支配着反攻问题的全部讨论，去年袭击古巴的失败，就是基于错误情报而贸然行动的前车之鉴。美国只能批准6个20人小组规模的空降行动，不能在现有的情报基础上支持空投200人的集团。
3月14日晚餐前后，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两次同哈里曼会谈。他试图让美国人接受他对1954年条约和换文的曲解：反攻大陆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只有义务同美国“协商”，没有义务事先取得美方的“同意”。哈里曼不得不一再重申：不仅要“协商”，而且要“同意”。蒋介石得不到松绑，只好表示将谨慎行事。他虽然已通过蒋经国向美国要求提供5架C-130军用运输机，但为了避免直接碰钉子，这次会谈时宣称不谈这类“技术问题”。他推销的“战略”是：大陆人民正孕育着反叛，但需要有较大的空投行动，才能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因此第一阶段需要美国空运帮助。引发大起义后，就不需要美国出兵了。他指出：目前正是天赐良机，必须抓住，否则便永远失去机会了。大陆的情况糟透了，秋季将是决定性的阶段。一爆发民众反抗，他就得采取行动。哈里曼深知台湾情报的浅薄和美国政策的底蕴，不为蒋的战略所动，只是提醒蒋：美国总统乐于谨慎从事，一个错误就是一场灾难。
哈里曼离台后，蒋氏父子又找“够朋友”的克莱恩，要求肯尼迪给予下述秘密保证：美国继续支持他的国民政府采取秘密行动，联络和援助大陆的反抗力量，当双方一致认为拟议之行动时机成熟时，美国对国民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予以秘密支持，提供能够运送大批武装分队到达特定目的地的飞机。蒋氏父子还进一步施加压力，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侵害了国民政府的主权和行动自由，应重新审查。
美国不敢贸然答应。根据哈里曼和小希尔斯曼同蒋氏父子的谈话和访台印象，美国情报机构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后果作了评估。结论之一是，台湾当局派出的特种部队即便能在大陆立足，也很快就会被打垮；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支援，就不会有明显的军事胜利；而没有明显的军事胜利，就没什么人、也没什么重要的军事单位会投向台湾部队。结论之二是，美国拒绝支持台湾的特种部队计划，将使美台关系紧张；在美国不批准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仍可能采取某种袭击大陆的行动。结论之三是，万一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受到威胁，苏联几乎肯定会在必要的程度上支持该政权镇压反叛，同时趁机努力将北京的政策和离心倾向拉回苏联的轨道。
白宫决策层3月31日开会，听克莱恩汇报台湾的反攻计划。由于大家都认为直率的拒绝可能引起大麻烦，讨论的焦点便转向怎样拖延应付。肯尼迪提议可以在美国为台湾准备两架C-123型飞机，并帮助训练驾驶这种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克莱恩认为这会令台湾方面感到满意。国务卿腊斯克提醒道：美国只是“准备”飞机，在作出进一步决定前不送往台湾。
最后的决策于31日当天书面下达给克莱恩。这份肯尼迪亲自批改的训令，共有七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向台湾方面说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联合调查大陆的情况，增加对未来详细计划的相互协商”。“美国赞成试探行动，特别是联合训练、装备和督导前已批准的侦察分队范式”。授权克莱恩就“计划和准备较大规模的相机而定的秘密行动”同台湾当局保持密切联络，其规模至多一次空投二百人。根据肯尼迪的旨意，在此应强调：“重要的是这种行动的准备和执行的全部责任由中国政府承担”。美方相应地为此在美国准备两架C-123飞机，并在美国培训中国机组人员。这种准备和培训要用六个月的时间，在双方共同认为行动时机成熟时，飞机将提供给台湾当局使用。肯尼迪在此亲笔加了一句：“一定要理解，我们将为这个行动准备能力，但此时尚未决定实行之。”
限制与反限制
选择拖延的办法，只能应付一时，不能避免最后的摊牌。而且还会反过来导致美国越来越深地被台湾当局“拖”入陷坑。
由于美国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帮助准备”，蒋介石只好同意把反攻的时间从原订的6月推迟到10月，也同意和美国官员合作，达成“对大陆形势的共同理解”。但他要求美国方面也同意：以10月1日为发动空降的开始日期，要联合研究空降成功后的“续进行动”方案，并根据彼时形势联合决定首次空降和续进行动的执行和时机。
对蒋介石的反提议，美国仍坚持原定的七点原则。关于空降，只打算研究其可行性，日期要双方讨论和商定，不能由蒋指定。准备的两架飞机也要在有过硬的情报证明行动会成功时才能提供。至于“续进行动”，更不在考虑之列。听了克莱恩的传达，蒋氏父子再一次跌入失望的深渊，但口头上仍表示，愿以七点原则作为同美国紧密研究与合作的基础。
这时，老挝三方政治力量的合作局势又起波澜，美国公然向泰国增兵，引起围绕东南亚的国际局势紧张。中国南方春荒严重，涌向香港的灾民潮于5月份达到高峰。台湾当局认为形势乐观，磨刀霍霍，试图冲破美国的约束。
蒋介石请再次回美国汇报的克莱恩转告肯尼迪：形势对美国以及国民政府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双方应就行动政策和路线达成一个战略协定。鉴于大陆的形势，国民政府必须采取某些军事准备措施。台湾上层特别是军界要求乘机采取积极行动的压力十分强烈，如果蒋继续推迟反攻大陆的行动，将面临难以遏制的不满和内部反抗。他已承诺10月1日前不采取行动，但到那时候就很难再拖下去了，除非美国答应再增加军事援助，使他有理由说服将领们再等下去是有好处的。他索要的军事援助包括C-123飞机5架，B-57飞机16架，登陆艇20-25艘。他还批评许多美国官员根本不同情他的“国家利益”。他希望肯尼迪明白，以报复相威胁，以限制美援来向国民政府施压，只能适得其反。
蒋介石的躁动和愤怒未能动摇美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情报部门5月间再次就中国大陆的形势作出评估，认为尽管中国陷入经济困难并存在广泛的理想幻灭和不满，但不可能发展成有组织的反抗。大陆政权拥有的军队、组织和交通网络足以粉碎任何初期的反叛。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调查后，也承认涌入香港的难民的态度“反映出大陆人民不想把不满转变为政治行动或迎回中华国民政府的统治”。
这与蒋介石的形势判断大相径庭。蒋断言大陆上可能发生暴动，国民党人可以掌握这种反叛，也可以通过小规模军事行动激发这种反叛。当然，台湾当局也承认，即使发生这种暴动，若没有台湾军队的大量增援和美国的最终卷入，至少给予后勤支援，也不可能反攻成功，重获对大陆的控制权。所以，尽管蒋介石不时以“采取独立行动”要挟美国，可是双方心里都明白：没有美国的援助，反攻绝无成功之可能。台湾不能同美国闹翻了。
美国非但不想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而且还想继续努力让他撤出惹是生非的沿海岛屿。这也是美台关系中更敏感、更有争议、也更令美国举棋不定的问题。
1962年5月，美国把对中国核试验日期的预估修订为1963或1964年。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国务院主管官员们几乎一致认为，如果台湾或美国需要同沿海岛屿脱钩，那么就应在中国核试验之前撤离沿海岛屿。可问题在于，无论是引诱还是压迫台湾当局撤离沿海岛屿，美国都难以做到。因为，引诱的代价是美国必须坚定承诺支持台湾反攻大陆，还要有充分的支持表现，才能使台湾当局相信撤出守岛重兵是为了使军队获得机动，可以用于反攻大陆。但美国政府显然不准备给予这种承诺。压迫的办法是明确否定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要求，停止军事援助，废除共同防御条约等等。施加这种极端的压力是相当冒险的，台湾当局绝望之极也可能同大陆拼死一搏，或是蒋介石在压力下倒台，台湾陷入政治混乱，甚至可能最终导致共产党占领台湾。这也是美国不肯付出的代价。此时美台关系因蒋介石坚持要发动反攻而处于紧张而微妙的状态，美国只能耐心而有分寸地进行周旋，不能再节外生枝地提出一个撤离沿海岛屿的问题来。除非是下决心不惜美台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同蒋介石的反攻计划摊牌。
美国军方的主要倾向，是不赞成弃守沿海岛屿，力主助蒋坚守，而且论证这是守得住的。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在最终作出谋求台湾当局撤离沿海岛屿的决策之前，应充分考虑他们关于这些岛屿的军事重要性和可防性的论断。他们认为：沿海岛屿与台澎防御密切相关，构成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防御海链上的重要一环。这些岛屿封锁了上海至广州之间的两个最重要的口岸（厦门与福州），使中共不能从那里发起对台澎的进攻。它们还为台澎提供了早期预警、监视侦察、心理作战的基地。如果美中发生战争，沿海岛屿可能是对华南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宝贵财富。从这种地方撤退，军事上是荒谬的。假如台湾当局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主要的岛屿是守得住的。若无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则不能够在任何较长时期内顶住中共的决定性进攻。他们的结论是，沿海岛屿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政治、心理价值。保住这些岛屿，连同保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的地位，将继续构成中共占领国民党全部领土的严重障碍。在这里失败，将大大损害美国的威信，降低对美国有决心在各地坚定防御“共产主义进犯”的信任度。
而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则不认为这些小岛有那么大的战略价值。他们相信中共如果不惜代价，总是可以夺占这几个岛的。况且一旦中国有了渡过辽阔的海峡，攻打台湾的能力，就不必同这几个远离台湾的小岛纠缠，可以将那里的十万蒋军置之不顾，直接渡海作战。由此看来，在这些贴近大陆，远离台湾的小岛上派驻这么多军队，简直是一种浪费。他们主张尽量劝诱，并在必要时辅以压力，让蒋介石撤出这些小岛。这些意见，反映在1962年3月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关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文件稿中。在收到军方上述反对撤离沿海岛屿的政策意见后，已担任副国务卿的马吉认为目前还不是讨论美国对沿海岛屿长远政策的时机，收回了这个文件稿。
1962年6月22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在其著名的以“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中国大陆的政策建议中，再次主张用美国的影响和援助来促进台湾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淡化国共内战。并将美国的威望同沿海岛屿防御脱钩，说服台湾从那里撤军或只作为有少量驻军的前哨阵地。
肯尼迪本人对沿海岛屿的看法，已经在大选中流露过。直至他横遭不测中断任期，也没来得及批准过任何对华指导方针性的文件。
为“春热”做“冷敷”
台湾当局继续以攻为守，5月23日又向美国官员提交一份有关反攻行动第二阶段的方案大纲。根据尚不完全的透露，其中拟议的反攻步骤有：在福建和广东沿海实施各种规模的突击空降和登陆，以诱发大陆民间的“反抗运动”；在若干地点实行登陆后，用常规作战为民间“反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点；将台湾的部队深入推进到福建、广东内地等。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小希尔斯曼针对台湾的反攻计划，提出四种可供美国选择的对策：默许、直率拒绝、权宜应付、有礼貌地拖延。美国的主要顾虑，一是判定蒋之反攻毫无胜算，二是担心给美国招致政治尴尬和战争升级的风险，及整个西方阵营在国际上的被动，三是担心促使苏联支持中国大陆，两个正在分裂的共产党巨人重归于好；四是怕中共在东南亚特别是老挝实行反击，使美国在那里重陷战争泥潭。肯尼迪很想对蒋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不支持你反攻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但是，强行阻止蒋介石的行动，美国没有必成之把握，反怕把蒋惹恼了，会不顾一切地单方面发动孤注一掷的自杀性反攻，把美国拖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局势中去。况且，美国国内尚有强大的亲台政治势力，牵制着政府的对台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看出，蒋在美国不支持反攻的情况下，也许会暂不采取单方面行动。可以在获得美国支持台湾政权并增强其军力的保证下，继续等待形势变化。而国际和大陆都存在着让蒋抱有希望的变化因素。这才是美国最希望诱导蒋作出的选择。总之，美国要避免明确拒绝最终援助台湾反攻大陆，使蒋介石方面一直抱着获得支持的希望而等待下去，当然美国为此也将承受蒋方不断施加的压力，美台关系将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紧张限度内”。
令人奇怪的是，明明情报不足，没有胜算，蒋介石却仍然沉迷于反攻的迷梦中，坚持要求美国援助，这是怎么回事？他真的相信反攻会成功吗？柯克向白宫指出，这不过是想以此把美国拖入进犯大陆的计划而已。肯尼迪等人考虑再三，决心继续给蒋介石的“春热”（这是柯克用以形容蒋头脑发热的词）做冷敷。指出他的大陆情报既不充分，也不可靠。情况不明，何以言战？继而冠冕堂皇地提出，需要由美蒋双方加强情报合作，待掌握充分和可靠的情报后，再研究怎样作战。5月29日肯尼迪召集的白宫会议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准备一个“特殊行动的单子”，以求获得更多关于大陆的情报，至于蒋方提出的增援运输机（2架C-123）、轰炸机（16架B-57）、登陆艇（7万-10万吨），则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以此压下蒋介石迫不及待的行动计划。
受命拟制“特殊行动的单子”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6月初顺访台北，同蒋介石等人围绕台湾各种形式的作战意图进行会谈。蒋试图把发动两三百人的空降，划在必须双方协商并获美国同意的“正式军事行动”之外。麦康坚不让步。蒋只好答应这种规模的行动也必须经美国同意，但忿忿地说自己设想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摆脱被强加的各种限制，领导一个“独立的革命运动”。
肯尼迪听麦康汇报了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后，惊讶地问：如果我们对他直话直说，美国不支持他任何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他又能怎么样呢？在场者都认为蒋会单干。有人指出蒋相信苏联不会干涉他在长江以南的军事行动。肯尼迪沉思了一下，指出苏联空军可能加入中共作战。麦康建议美国政府可以开始聚集空投和登陆器材，但要把这些东西控制在自己手里。腊斯克未置可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认为，在国民党的情报足以表明登陆有机会成功之前，不应聚集登陆器材。
就在美国煞费心机地拖延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并且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严峻反应迫使蒋介石从“春热”中清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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