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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作一支白色花
作者：晓 风
眼见阿垅平反已近20年，却始终没有专门研究阿垅生平及其著作的论著发表。曾有人搞过一份“阿垅年表”交给了某刊物，若干年了，不但没有发表，最后竟然连稿子都找不到了。近20年来，出版的阿垅著作只有有数的二三种，这较之他创作的数百万字的报告文学、诗和文学评论来说，连十之一二都不到，更不要说什么“文集”、“全集”了。因此，人们对这位曾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军官”、“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阿垅，他坎坷的一生和文学上的成就，都知之甚少。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憾事。
在这里，我想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综合一下，尽我能有的理解写出来，以略表对这位长者的悼惜之情。
一
阿垅，原名陈守梅，别名陈君龙。笔名除阿垅外，还有S.M，亦门，圣门，张怀瑞等。
1907年2月，他出身于杭州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家境贫寒。在读了五六年私塾和高小一年级后，就辍学到绸布店和鞋店当学徒以谋生。这位好学的少年只得利用夜晚的时间刻苦自学，他尤其喜欢文学，念了不少旧诗词。这段时期的自学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文学修养，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刚刚20岁时，他就开始在杭州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和散文了。
青年阿垅，不愿按照父母的愿望走经商致富的路，他要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来到了上海。和很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希望能继续学习，学得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经过一番努力，他于1931年考上了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学习很刻苦。空闲时间，就到图书馆去阅读进步书刊，鲁迅的文章更是他心爱的读物。不料，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了，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的校舍设备均被毁于日军炮火，他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慨。看来，面对外来强敌，仅靠“实业救国”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落后，面对强敌，就只能挨打而无力还手。十九路军的抗日热情鼓舞了他，他天真地认为，只有投笔从戎，提高国家的军力，才能拯救祖国与人民。他便于1932年考入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受训。1936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八十八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
可是，国民党部队中的种种腐败的情况，又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有一位少年时的好友陈道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使他逐渐倾向革命和共产党。在这几年中，对文学和人民的热爱使他写下了不少自由诗，进一步走上了文学道路。他发表的自由诗和散文均以倾向鲜明、热情洋溢著称，受到读者的欢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他以排长的身份，身先士卒，带领弟兄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敌机轰炸中，他脸部受了伤，流了血，不得不离开了他的队伍去治疗。但士兵们的勇敢精神、人民的牺牲精神和国民党军事上的无能，给他的感受太深了，难以忘怀。他把这些事迹和感受真实地记录在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中（后合编在《第一击》出版），以S.M为笔名，投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了，它们成了抗战初期《七月》中激励读者，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
关于这两篇，胡风晚年在他的《胡风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他的目光放在整个抗战的战略和战术要求上面，他的感情放在对每一个士兵的关心和爱护上面。他笔下的兵，每一个都是抱着某种单纯朴素的感情来参加战争的，差不多每个兵都对战争抱着单纯的信念，用纯朴的感情来依赖他这个排长。在国民党的不合理的军事制度和轻视以至压迫群众的部队中，他把这个排带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他这个排参加了艰苦的作战和铁血的战争。到负伤下来大半年后写这个报告文学时候，他沉痛地追悼了那些牺牲者，也不得不万分遗憾地提到，那些原来是具有一定战斗意念的兵，后来由于受到不合理的打击，终于变成了逃亡者……他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使读者一同受到严酷的考验。在续篇《从攻击到防御》里，他从这样的严重教训里对国民党错误的战略和战术提出了含蓄的、但却是痛烈的批判。这两篇，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胡风发表了他的作品，并和他通过几次信。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阿垅。他给胡风的印象是：身材不高、面容坚毅、真诚坦白，满怀激情却不溢于言表。整个形象令胡风信任，这之后，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的人事作风的不满，对共产党则充满了信任和希望，他非常想到延安去，向往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胡风便介绍他去见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他印象也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继续为共产党工作。
1938年11月，阿垅动身去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单身一人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垅语）延安。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和延安抗大学习。感觉到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朝气蓬勃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满怀激情地歌颂着：“一月的夜的延安：／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哨》）；“歌声／笑声／标语和漫画／学习，工作／人多得像蜂一样，／而窑洞像蜂窠啊。”；“夸耀什么鱼米之乡／‘天府之国’呢，／讽刺什么穴居野处呢，／文化么／在这里。”（《窑洞》）。
二
到延安刚几个月，还在他沉醉于新的天地中时，他却由于旧伤复发牙床溃疡导致了糜烂发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带病坚持野战演习。一次，终于因体力不支摔倒在野草丛中，右眼球被地面上的杂草蒺藜刺伤了。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较差，治疗不便，经组织批准，他被送往西安医治。遗憾的是，眼伤牙疾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便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我所爱的山水”（阿垅语）了。
在西安养病期间，他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它反映了南京失守的情况，斥责了国民党军的混乱失职，控诉了敌人的残暴罪行。这是当时惟一的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当时，有人告诉他，有几个参战的日本军人写出了反映这场战争的报告文学，在日本国内起到了宣传侵略战争的作用，并被誉为“伟大的作品”。面对敌人的狂妄和谎言，他被激怒了，为自己这被侵略的国家没有同样的作品来予以反驳而感到惭愧，也感到耻辱，更感到愤怒。他在文章的《后记》中写道：“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产生于侵略！……中国有没有‘伟大的作品’呢？有的！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而且，墨水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即使是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的复写，那不久也可以出现的。……否则，是中国的耻辱！我是这样才写《南京》的。”
写成后，他把它投给了当时抗敌文协正在举办的文学评奖活动。按评奖规定，作者的姓名一律密封，评定结束后方得打开。包括胡风在内的评委们一致同意给这部作品一等奖。但由于好事者拆开了密封口，泄露了作者的姓名，评奖活动进行不下去了，只得给了这部作品的作者一等奖的奖酬，而没有正式宣布。他也就用这笔钱做路费来到了重庆。阿垅后来曾听取了胡风的意见修改了这部作品，但始终没有定稿、发表出版。直到抗日战争50周年的1987年，才由后人将当年的旧稿（修改稿已找不到了）重新整理出版，交给中国的读者。几年后又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精神向日本人民作了迟到的介绍。
1941年，阿垅来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如果说第一次进部队只是出于单纯的抗日爱国热情，这一次却不同了。明明对国民党的腐败是那样地深恶痛绝，那样地失望，但理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自觉自愿地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他知道，自己在国民党内已被看做异己分子，绝无可能再上前线参加抗战，如果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另一方面，在这里还能取得一定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工作呢。
于是，他一次次地将可能收集到的包括国民党军队编制和部署情况等的材料交胡风转给了延安，又为一心前往延安的青年提供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的方便条件，还掩护过受到国民党追捕的革命学生。
抗战期间，他还用不同的笔名创作了不少包括政治讽刺诗在内的诗作和评论，仅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上就发表了21篇，包括报告文学、散文、诗和诗论等作品。他又与友人方然等一起编辑了进步文艺刊物《呼吸》。他的战斗是全方位的、深入人心的。
阿垅的旧诗词写得不多，但很有特色。有一篇《咏荆轲》（念奴娇）就很为胡风欣赏，后来还专门将它书写给友人：
轲今去矣，便悲歌为别，风寒天冻。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太子人来，将军头在，肝胆吾济重。指心而誓，男不死何用。
慷慨纳器图中，搴裳殿上，谈笑兼人勇。刀戟森森光不定，大步而前无恐。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为中。锋芒深着，秦庭震震摇动。
这里把在敌人面前的慷慨豪情和英勇无畏表现得是何等淋漓尽致！
以理想主义者诗人的气质，而不得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深入敌人内部孤军作战，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当时，他的朋友们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极苦的先生”，也就是“唐吉诃德先生”的谐音。
三
1944年初，阿垅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很快他们建立了小家庭。从此，他的人生旅途上有了志同道合的伴侣。不料，两年后，年轻的张瑞却因承受不住感情上的纠葛而弃世，留下了刚满半岁的儿子。悲悔交集的阿垅深感忽视了妻子的感情生活，铸成了悲剧。但无论如何，人死不能复生，他只得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抚养着幼小的儿子。
后来，他的那些革命活动，终于被国民党发觉了，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经过分析，他觉得这应该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就连夜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可是，前脚刚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签发的通缉令也跟着到了重庆，他干脆离开四川，乘船南下。到了南方，他化名“陈君龙”避居在杭州、南京一带，过着困窘的生活。为了谋生，也为了怎样对革命更有利，他利用旧关系，再度进入国民党军事系统任教官和研究员等职。在此期间，他虽因进步活动而受到国民党的“管制”处分，但他只要有机会，仍然不顾危险地通过胡风和诗人罗飞（杭行）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情报。
偶然间，他从旧同事周某处得知国民党对我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即被称为“左轴回旋”的计划内容：以两个师守住一点，以九个师从左边迂回包围过去，向那一点会合，把解放军围在中间吃掉。他便连夜跑到上海告诉了胡风，胡风也毫不耽搁，马上就将情报转给了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不久，胡风在信中对阿垅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云。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后来，又在信中说：“前天知道，上次告诉他们的话似乎使他们得了大利。希望继续得到，云。那么，经常留意罢。”后来才知道，这里指的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我方打了大胜仗，国民党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被击毙。阿垅的情报是帮了大忙的。直到建国前夕，阿垅还通过军中的旧同事蔡某弄到了关于台湾要塞装备的军事资料，托胡风转了上去。建国后，当胡风遇到廖梦醒时，廖还向胡风问起“那个不知姓名的朋友”呢。
在此时，他还支持南京友人们办的不定期也不公开的进步小刊物《蚂蚁》，成了这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尽管政治上不自由，经济上又十分困窘，但并没有间断写作，仅1948年在杭州期间，他就写了三卷本六七十万字的诗论《诗与现实》，探讨诗的美学，对当代的诗人和诗作做出实际的恳切的分析和批评。由于他对虚伪和空虚的作品的强烈反感，追求艺术上的完美和真实的情感，也就引起了某些被批评者的敌对情绪。这部论著当时只零碎发表过一些，全书的出版已是解放初的事了。但出版后由于是“小集团”之故，不久就被收入库房，不能发行。
四
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追求多年的梦想实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迫害统治结束了。阿垅和他的朋友们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生活，经朋友芦甸和鲁藜的介绍，他来到天津，任天津文联创作组组长及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他终于能从事心爱的文学工作了。
他热心扶植文学青年，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现今的著名作家林希，那时还只是一名高中学生，热爱文学，喜欢写诗。阿垅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他的诗，关怀并鼓励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写作中的缺点，真诚地对他寄以希望。
正在满心欢喜事业有成之际，却兜头泼来一盆冷水。他的两篇文章《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及《论倾向性》受到了莫名其妙的批判，党报上的批判文章判定他“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文艺领导指责他是“社会民主党”，并且不给他以解释的机会。最初，他为了维护党内理论家的威信，作了诚恳的检讨，《人民日报》发表了。不久，他觉得这样违心地检讨于真理无补，于是又写了论辩文章给《人民日报》。这次却被压了下来不予发表了。就因为阿垅是“胡风集团”的主要作者和理论家，就活该受到如此不讲理的批判。打击阿垅的目的实际是为了打击胡风。
尽管条件如此困难，他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他诚恳的劳作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政治上也信任他。他的入党申请早就由支部通过了，但报上级又被压了下来，直到他锒铛入狱，也没能正式入党，不过，他仍是一如既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955年5月28日，阿垅被捕。此时，他那刚半岁时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还不到十岁，又与相依为命的父亲分开，成了孤儿。而这一次竟又是永别。
他的罪状除了是“反动军官”外，还有一封给胡风的信是他“反共”的主要罪证。那就是被列为“胡风反革命”《第三批材料》中第四则的摘引：“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材料》编者按中这样指出：“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的确，从字面上来看，这封信可以这样理解，善良的人们也是这样相信了党报的编者按。但是，在审案时，胡风和阿垅都申辩说，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是为了掩护，不得不用反语来写出蒋军的计划。并且就在审案初期，当年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证明了阿垅通过胡风向我方提供国民党军事情报一事，这就足以证明他写这段话的真实目的了。但尽管这样，并没有改变对阿垅的定性。对这段话的正确结论直到1980年在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才做出：“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反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遗憾的是，这桩冤情在阿垅已辞世后的13年才明辨明了。
在监狱中，他天天面壁而坐，沉默无语。可是内心却像开了锅一样地沸腾着，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小儿子，疼痛得揪心。他更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是反革命？自己的一片赤诚怎么会被这样误解？想到这儿，他的心更痛了。
1947年在重庆他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
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
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
而基督有博爱的罪
而欧基米得有几何头脑的罪么？
……
花在开，
雷雨在酝酿，
孩子在梦醒时唤着爸爸回来，
小草在妻底墓上用露珠幽然哭泣，
炮兵连在闹市上轰然通过，
既然没有糖果，当然没有犹豫
我无罪；但是我却把有罪当作我底寒伧的行囊了
我是在劫夺了我的祖国敞胸而岸然旅行。
在反动统治下，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被控有罪，那时，光明的新中国在向战士招手，可现在，被自己热爱的党和祖国说是有罪，希望又在哪里呢？
1966年2月，在监禁了10年多以后，总算正式开庭审判了。据当时参加了这次审判并作为证人的林希和李离回忆，当时的阿垅依然挺直着军人的腰板，倾听着对他的审判，证人们念着被事先指定背出的证词，法庭一片肃静。最后，阿垅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问到他是否上诉时，他十分严肃地说：“我放弃上诉。”是的，上诉有什么用呢？能说自己终生热爱的党犯了错误吗？被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只有他和胡风、贾植芳三人是被正式判刑的，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这时，离“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已很近了。
到了1966年8月，曾对他改判“提前释放”，可又始终未予以执行。这时，他患骨髓炎病重，疼痛难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曾给儿子写信希望见上最后一面。由于可以想象的原因，儿子终于没有去见他。在病痛和悲愤的折磨下，1967年3月15日，阿垅病逝于天津新生医院（想必是公安部门的医院），死于本应年富力强的60岁。遗体火化时只有号码没留姓名，也不让留骨灰。多亏了一位好心人，将骨灰装在一个破木箱里埋到了火葬场的墙角下，这才得以保留了下来，不致死无葬身之地。
随着胡风一案的平反，1980年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宣告他无罪。1980年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3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找到了他的骨灰正式安放。
五
在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恢复名誉后出版的第一本“七月派”诗选《白色花》中选入了阿垅的十二首诗。其中写于1947年的《无题》中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被人们到处传诵着，成了“七月派”无罪的宣言。而他写于1941年的《纤夫》中的，严肃、坚定、沉默的，一寸一寸地前进着的，一直迫近“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的纤夫形象，也使人们初次看到了阿垅的内心世界。
胡风曾有过一句名言：“战士和诗人其实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阿垅的一生足证，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早就听说，阿垅有一篇遗书，在平反复查的讨论会上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只是，几经查寻，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份遗书。后来，我在他的儿子陈沛那里见到了从天津公安部门抄录来的几段话：
一九二七年开始了我底政治生活。近三十年的时间，我从孤独而且困苦和艰险的摸索开始，从民主要求开始，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结论，是生活的结论，是五十年血肉的代价求得的结论。这就是我底历史底本质，我底思想和行动底过程和总结。特别是到过延安以后，从一九三八年起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是像一个党员似的要求自己而生活和工作的，是忠于党而无愧于党的。
我绝对不是反革命分子！
我请求党和政府：也许必须宽恕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千万不要在政治上毁了这些人！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不是遗书中的话，但看到它，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些话语，真正是从他滴血的心中掬出来的，是他对祖国和人民庄严的誓词，是他60年生命的全部！
诗人战士阿垅，敬爱的陈叔叔，望您的灵魂得到安息！
2000年5月15日
附记：
本文刚刚写完，黎辛同志就给我寄来了他发表在今年《文艺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篇题为《阿垅在狱中写给党组织的信与贺敬之为胡风案件落实政策》的文章，其中抄录了他不久前才找到的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阿垅遗书，也就是阿垅写给审讯员请转给党组织的一封信。这太可贵了。我愿将这珍贵的文件再次抄录给读者，作为本文最好的结尾：
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
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又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要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信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从根本上说，“胡风案”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说谎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所以，最后，我唯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的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签名后，阿垅又加了以下几句话：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另外，阿垅还有一封短信，但没署日期，据黎辛同志估计，应该属他最后的遗言：
党：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陈亦门
看到这些，我想，每一个真诚的人都会在阿垅的面前肃然起敬，为他感到骄傲吧！
2000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