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8期
五十年前到大连
作者：胡 绳
上个星期收到你们赠送的《联谊通讯》(1999年)8月20日出版的第17期。里面有陈凌(陈梦云)同志的《统一战线工作上的一件大事——护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前前后后》。文中提到我的名字，引起我的兴趣。
我从来没有为你们的杂志办点事，只是白看。现在写封信，也算对你们表示感谢。上述那篇文章是你们从《群言》1998年第7期转载的，但既然我从你们刊物上首次看到这篇文章，就把可供参考的一点材料提供给你们。
陈凌同志的文章说的是“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这一年间，在中央香港分局四人小组安排下，先后护送了二十批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精英离港北上，安全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其中，由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出面租用外轮运载的有五批”。文章的作者看来是参与香港分局的组织护送工作的，因此所写甚细，但是在那凡事必须严格保密的情形下，留给几十年后的记忆一一都准确，大概是不可能的。
我是在1948年10月由党的香港组织安排经过大连到党中央所在地。当时我亲身经历的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但和陈凌同志文章中有关叙述却大相径庭。
我于1948年10月在香港得到党组织的通知，要我立即离香港，到在华北的中央宣传部报到。这时已经到了香港的沙千里同志也接到通知，要尽快到解放区去。沙千里同志是救国会有名的“七君子”之一。香港党组织由连贯同志安排我二人同行。连贯起先曾经说，已经为郭沫若等一批文化人租赁了一艘外国货轮定期驶往大连，我和沙千里也可搭乘这船。但是发生了种种情况，预定好的搭载郭沫若等人的外国货轮不但不能如期启航，而且不知要拖延到何时。于是连贯同志为了使我和沙千里早走，出了一个“怪招”。
连贯的“怪招”是，让我们二人以商人面貌由香港到韩国的仁川。当时在仁川有很多中国商人，可以利用仁川中国商人的关系，找船漂洋过海到大连。我把这叫“怪招”，是因为在此前和此后，没有听说有人走这条路线。而且我们走这条路，实际上不但没有加快，反而大大推迟，用了将近两个月，几乎陷在韩国汉城、仁川，无法离开。那时，香港到韩国之间有正式船运关系，但韩国和中国已解放的东北和华北各口岸之间当然没有这种关系。要从韩国的仁川港到大连(那时华北沿海尚未解放)只能靠私人的商船。我和沙千里同志顺利地到了仁川，因为有连贯介绍的商人关系，在仁川住下来也没有问题，但是下一步找走私商船去大连却不是预料中那么容易。简单一句话，这时已几乎没有商人敢于冒险走私，因为怕国民党兵船在海上打劫。我们在仁川寻找到大连去的私人商船，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我们乘此时机到韩国的首都汉城逛了两天，但是我们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国内正在进行着壮阔的淮海战役，我们却在参观韩国的故宫；而且还不知何时能脱身。这时要回到香港已很困难，因为进入香港的章程改变了，原来不需要任何证件，也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就能在香港登岸，现在有了根本改变，必须持有港英政府规定的某些证件才能在香港登岸。因此，可以说我们后路已被截断。
绝处逢生，我们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只走私船。这是一艘机帆船，运载的是布匹。在韩国的仁川海关登记驶往天津，它在汪洋大海中转舵到大连。我和沙千里就是走这条路北上的。由连贯同志提出的，由我和沙千里同志实行的这个“怪招”，显然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在陈凌同志的文章中，但这篇文章还是把沙千里和我载入分批北上的名单。下面是有关的文字：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等，香港分局由连贯陪同，宦乡随行。”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郭沫若、丘哲、茅盾夫妇，香港分局派了胡绳陪同。他们在11月24日离港，乘坐的货轮是在香港修理好的‘阿尔丹’号。”
胡绳、沙千里是10月下旬同一天乘同一只船由香港到韩国的仁川。那是一艘客货兼运而且有头等客舱的大船。连贯到码头相送，他对他安排的行程的后半段，即由韩国的仁川到大连也难免有些担心，所以要到码头再叮嘱一番。可是在陈凌同志的北上分批表上，沙千里、连贯成了同一批离港，而胡绳成了他们之后的另一批。这里说胡绳11月24日离港，但事实上，那时胡、沙二人大概已经在靠近大连的海洋上漂流。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最可笑的是我和沙千里搭乘的船离开仁川漂流了几天后，却还在躲避我们自己的船!那一天，船老板告诉我们，当天晚上可以到大连，不过他发现前方左侧有一艘大船，估计这可能是国民党的船只，它正在大连附近监视。他主张今夜不要向大连靠岸，先把情况搞清楚了再说。当时解放军虽已在东北、华北取得大胜，但海上的交通和贸易却仍是国民党军所控制。私人的商船往往以走私罪被没收。我们当然同意船老板的主张。当夜我们的船就找了一个荒岛躲藏起来，并观察那只大船的动向。到第二天，看到大船已经移动，对我们没有什么危险，才离开荒岛，驶往大连。
我有一首小诗就是记录了这段故事，诗曰：“鱼龙浩漫水无穷，一叶扁舟天地空。荒岛繁星夤夜泊，明朝破浪到辽东。”
安排我们到大连，却走到了李承晚的韩国首都。但也因此，五十年后我作为韩国的友人来到汉城，韩国朋友对于我如此熟悉汉城城内的故宫非常惊讶。
我想，我在这里举出的材料可以说明，不能要求回忆录一类文章内容太细。太细了往往不符合实际，或者说，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