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
作者：柳哲
办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我非常赞成，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供我所知道的有关研究资料。”
曹聚仁，1900年7月7日出生于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墩头镇)。这位曾经在20世纪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22岁便准确笔录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书《国学概论》出版；20多岁，以中等师范生的学历，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成为名教授；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名闻上海滩。1935年，他力主抗日，与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等成为抗日救国会的11名委员之一。抗战爆发，他脱下长衫，持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使该报当时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50年他只身赴港写作，之后又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在此期间，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曾秘密邀其“畅谈”，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
曹聚仁逝世后，其遗札数百封为其胞弟曹艺先生珍藏，从中可见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
一、致蒋经国函
遗札中有几封寄给蒋经国的书信底稿。其中一封写于7月19日，未署年份的信写道：“聚仁此次以5月5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14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来就是了。
目前，国际形势如此复杂，聚仁殊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作，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座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这一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惘然!以聚仁这两个多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所见更有进步，秩序也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13日我和朋友同在汉口，晚间且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切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
周氏(周恩来总理——笔者注)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座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再不必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
聚仁回港以后，看了最高方面所刊印的《苏联与中国》(蒋介石著——笔者注)，实在有些不快意。这一类书，聚仁不相信会有什么特殊效果，但刊印的时期并不适当。北京方面的反应如何?我还不曾知道。为了彼此信赖的基础，似乎应该把不必要的芥蒂消除掉。
北京方面的朋友，嘱聚仁奉候起居!”
除此信外，曹聚仁在另一封通报庐山、溪口情况的信中写道：“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尊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据当时陪同曹聚仁参观庐山、溪口的徐淡庐先生回忆，曹聚仁每次访问大陆，多是他负责具体接待工作，与曹聚仁十分相熟。当时，曹聚仁受蒋经国先生之托，拍摄了庐山、溪口的照片，均已寄给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徐先生现仍保留着他们当时所拍的庐山、溪口的照片。
同函又写道：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市区也在修筑马路，交通非常便利。以牯岭为中心，连缀庐山北部、西部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休养疗养地区。平日约有居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为山中游客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体系。
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影，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庐山内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做老人(指蒋介石。——笔者注，以下均同)优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来日国宾驻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归省，仍可居美庐，又作别论。
美庐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盖亦期待台座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据本函可知，曹聚仁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以将庐山作为“终老怡养之地”。曹聚仁还在另外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家财政充裕，民生经济稳定”、“政权获得人民支持。”“……并非聚仁危言耸听。只有和平解放台湾，台湾才有政治新机，中共也可加强建设力量。此乃两利之自求多福途径，不可交臂失之。”“……聚仁离京时，经文白兄(即张治中)送之于车站，郑重相嘱‘好自为之’!此语对聚仁没有多大关系?不再多事就是了。为台座着想，倒是一生成败关头，不可不留意的。”又云：“聚仁决不考虑个人出处问题，严光还是严光，事成之后，决不居功，愿以新闻记者终其事。”
二、致费彝民函
曹聚仁在病逝前半年的1972年1月12日，曾给《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先生写过一封信，坦吐肺腑之言，可见他在病魔缠身时的心态和系念所在。函云：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笔者注)，已经不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先生(指陈毅——笔者注)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是第一回返京(指1956年7月1日首访北京那一次——笔者注)，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叨在知己，略尽所怀。即颂年祺!
弟曹聚仁顿首
一月十二日(一九七二年)
此函谈到40年前，陈毅和蒋经国曾有在福州口外川石岛“初步接触”，以及蒋介石不愿做“李后主”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三、家书
此外，曹艺还保存着曹聚仁大量的家书，有不少内容与两岸和平统一有关。从中可见周恩来对此事的关注，台湾当局的心态以及国际环境对两岸的影响。现摘录如下，略加注释，信中所称“那边”，均指蒋氏父子，“那件事”，指两岸和平统一。
家书之一：“我最近就要回北京了，预定的日子是8月11日回广州，可能迟几天，也可能早几天，等周公(周恩来总理。——笔者注)的电话。因为周公不一定在北京，所以等他的来电……世事难知，这回的空气大不相同了，我们实在不愿再有战事了。(7月30日致曹艺)
家书之二：“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5月16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三：“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国家了。”(11月1日致曹艺)
家书之四：“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笔者注)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10月5日致曹艺)
家书之五：“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1958年7月初，北京叫我不要回去，可是到了18日，又叫我40分钟内动身，我什么都方便走了。”(1月21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六：“我的出书，也是配合京中的意思，向海外宣传的；我的报导，比较客观一点，在海外影响较大。……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2月20日致曹艺)
家书之七：“我在香港，又是住两处的，最近我找到一处合意的房子，不久就可搬进去。 这一年，我一个人，有三处房子，真是妙不可言的。”(曹艺先生曾告诉笔者，曹聚仁当时热心于做国共和谈的桥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两次主动找他，以10万、20万美金引诱他，希望曹聚仁去美讲学，不要插手国共和谈，曹聚仁都婉拒了。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曹聚仁的安危，为他在港澳安排了多处住所，过着“狡兔三窟”的日子。)(3月8日致曹艺)
家书之八：“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珂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笔者注)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1967年11月18日致曹艺)
家书之九：“我4次回国、都是在北京上海打圈子，也是无可奈何的。希望公事办好了，能够在国内好好旅行一下。在公事未办好前，只好一人往来的。这道理，你当然明白的。”(3月14日下午致王春翠)
家书之十：“世局一直在动荡，我的身体也支不住出远门，那边也只是拖一天是一天，做养媳妇不如做婆婆也。我们也不能想得太天真的。”(12月29日致曹艺)
家书之十一：“我最近很忙，本来26日回广州，因为那边要我留在香港，就迟延下来了。”(9月24日致曹艺)
家书之十二：“本来，我以为我进行那件事，一定会顺利的，可是国际情形，真是风云变幻无常，他们(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的幻想很多，也就拖着拖着， 一直到现在， 还是阴晴难定。本来，我总想那件事办好了，和妈妈回乡一趟，了了她的心愿，而今当然成为虚愿了。”(1月8日夜致曹艺)
家书之十三：“国际局势十分复杂，而中苏关系带来的麻烦更多。那边也不一定如你所想，因为这一线并未断过，北京也叫我留在香港等接洽。这十年中，那边并未有什么动作，这就是我的力量了。”(5月24日致曹艺)
家书之十四：“最主要的原因，是公事未办好，不能不等着那边的消息的。”(3月25日致曹艺)
家书之十五：“我的工作，绝对保密。他们(指批斗曹艺的人。——笔者注)要知道，就问周总理去好了，这是总理吩咐我的。”(1966年7月22日致曹艺)
家书之十六：“但，从我的工作说，由于中苏矛盾表面化，那就困难重重了。不过，北京要我一直留在这儿，等下去，只好这么等了。(1965年12月22日致曹艺)
家书之十七：“这两年，我一直向北京请求回国去，但京中为了那件事，非叫我留在香港不可，这5年来，自从中苏有了破裂痕，那边的主意也改变了，真的以为鸿鹄将至了呢。我的惟一贡献，就是要那边莫乱动。目前情形，当然不同了，我们有了原子弹，中苏也恢复和好了，那边不会动了。要回国也可安心了。你想，我若回国，那边动了，我怎么说?”(11月12日致曹艺)
家书之十八：“我也不知能不能回国，因为国际局面变化大，我要听京中的吩咐。我已要求了几次，都无下文。总理以为我的工作十分重要。(12月1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十九：“不过，你不久会明白，让你先回南京是不错的。南京户籍的事，我已正式托了徐主任(徐淡庐。——笔者注)了。总理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原配夫人来了吗?他们也都知道了，他们怪了我。……因为是国事，你还是不在这里的好，你不要想得太多。”(10月26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二十：“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二十一：“我的行业，要等北京的命令，我回国，当然不会为参加‘十一”的。这几个月，局势大变了几回，所以北京的主意也变了好几回。”(11月9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二十二：“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
家书之二十三：“我们飞回上海，当然一般的观感大不相同了。陈毅副总理和统战部王部长又先后在锦江、文化俱乐部请了客。”(8月3日致曹艺)
家书之二十四：“我到香港，大约有20天勾留，便到日本去，12月底可以回北京了。这是我的打算，也许有变动也未可知。”(10月29日致曹艺)
家书之二十五：“我为了养病，准备移住澳门去，实在太烦杂了，我的工作情况，你是明白的，一直替国家在做事，你可以对儿女们说一说的。”(1965年12月22日致曹艺)
家书之二十六：“世局变化大极了，我只要等北京的指示，一点不敢自作主张。那边也是发寒热病，挨得一天是一天，我们不可想得太天真。中苏关系会如此演变，也是始料不及的。”(4月19日致曹艺)
家书之二十七：“许多年前，我曾以但丁自比，并非我会那么狂妄，会以但丁的天才及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徨苦闷，不知应当把哪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来，他终于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了。这是我走的路子。”(致曹艺)
家书之二十八：“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只是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耳。”(1971年7月28日致曹雷)
家书之二十九：“……我，最近这几年，怕的还得工作下去。我精神这么不济，双方都不让我走呢!……许多事，只好听其自然，今后一年，会有大变化呢。”(1972年1月4日致曹雷)
家书之三十：“……我在海外是‘哨兵’工作，不问一切，就这么守下去，至于命运就难说得很。今后几个月中，世界史可能有大变动。老实说，我是决意‘尽人事以听天命’的，你们也不必多想。”(1972年2月5日致曹雷)
家书之三十一：“世局变化很大，有的事，可能一夜之间成熟；我们希望在北京住家。这当然是梦想，也许不是梦想。”(1970年11月27日)
(曹聚仁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写毕于北大归鸦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