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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南抗法战争
作者：张广华
1953年3月23日，韦国清、梅嘉生率领部分顾问人员随人民军前指赴上寮，帮助组织与指挥上寮战役。上寮地区即是老挝的北部地区。人民军第304、308、312、316师部队一进入上寮地区，法军便开始大撤退，逃出桑怒的法军被西进的越军截断退路，一次即围歼掉1000多人，芒夸、川圹、扳班等重要据点敌人也闻风狼狈逃窜，一直逃至查尔平原。在丰沙里和芒赛方向，人民军也攻占了4个据点，法军向琅勃拉邦逃走。从4月中旬开始到5月3日结束的上寮战役，共歼敌3个营和11个连，解放了桑怒全省和川圹省、丰沙里省各一部分，扩大了老挝的抗战根据地，使它与越南西北、越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印支抗法战争的大后方。
法军在上寮地区惨败后，法国政府撤换了沙朗，改派纳瓦尔为印度支那远征军总指挥。纳瓦尔一上台，就提出了“先南后北”的军事方针和“集中组织主力集团，执行机动作战”的计划，妄图在1954年春季以前全部占领南部、中部，然后集中兵力在北部与越南人民军决战，夺取决战的胜利。为此，由法国本土、北非和朝鲜抽调12个营来增援侵越远征军；同时，保大伪政权也扩充伪军9.5万人。
1953年8月中旬，法军从那产撤退，人民军原定那产为主要目标的作战计划要作改变。8月13日，越共中央电请中共中央“对情况认识和今后作战方向问题”，“帮助提供意见”。同时，人民军总部重新制定了冬季作战计划，把作战方向放在北部平原，放弃了夺取莱州的原定计划，把包围那产的部队撤回清化。
中共中央8月27日、29日两次致电军事顾问团并越共中央，分析了纳瓦尔上台后的形势，在29日电报中明确提出：“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北部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及高棉，威胁西贡。这样做就可以缩小伪兵源、财源，分散法军兵力，使之陷于被动”，“这是夺取越北平原的先决条件。”“这一战略计划的实现足以击败法帝在越、寮、棉的殖民统治。但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必须长期打算。”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将使纳瓦尔计划与企图完全落空。
1953年9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人民军冬季作战的方案，胡志明作出了“战略方向不变”的结论。会议肯定了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的把主攻方向放在西北和上寮的方案。1953年10月25日，韦国清由北京返回越南后，进一步向胡志明、长征、武元甲转达了毛泽东、彭德怀先夺取西北和上寮，进而向南推进的战略计划的具体意见，并把中共中央获悉的纳瓦尔计划文本转交给越方，胡志明极为赞同和高兴。武元甲因此也积极贯彻去西北和寮国作战的计划了。
11月20日，人民军正在准备发起第二次西北战役向莱州进军时，纳瓦尔派6个营降落在西北靠近老挝边境的战略要地奠边府，并继续增加兵力，开辟机场，构筑工事，囤集物资，建立坚固的集团据点群；同时，增兵上寮，建立起连结上寮和奠边府的南乌江防线，企图阻止人民军完全解放西北和进军上寮。
根据敌情的变化，军事顾问团领导人迅即与人民军总军委进行研究，决定调整作战计划：先打莱州，后打奠边府，并安排增调步兵、高炮、炮兵、工兵等部队，筹集作战物资，为进攻奠边府做准备。越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发动奠边府战役。316师在进军西北途中，得悉莱州之敌已在12月7日向奠边府撤退，随即遵照人民军前指命令，追击敌人，歼敌大部，残敌逃往奠边府，莱州地区即全部解放。随后，第316师、308师从北、南两个方向形成对奠边府的包围，其他参战部队也按预定时间向奠边府周围开进。
当时，防守奠边府的法军只有6个营，工事也不很坚固，为不失战机，曾设想发动突然攻击一举歼灭敌人。但由于山高林密，越军火炮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而法军兵力很快增至16个营，并划分南、北和中心3个分区，建成了由49个大小据点构成的8个据点群和2个野战飞机场。法国国防部长及高级将领视察后，吹牛说奠边府是“不可攻克的堡垒”，是东南亚的“凡尔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速战速决”已难实现。韦国清、梅嘉生与越军前指领导人武元甲等研究后，一致认为，解放奠边府的决心不能动摇，并确定把“速战速决”改为“稳扎稳打”，采用严密包围，逐点分割攻占，逐步紧缩、层层剥皮、波浪式推进的作战方法，最后发起总攻，全歼守敌。
为打破法军的空中优势，军事顾问团建议越军用炮火压制法军飞机的起飞和降落，破坏机场，打击和限制法军飞机的空中活动。同时，建议正在中国装备、训练的越军4个47毫米高炮营，提前返越参战。越军采纳这一建议后，先后击落击伤50多架法军飞机，法军的空中支援越来越困难，守军士气也越来越低落。
在军事顾问团指导下，越军学习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展冷枪冷炮的活动，迫使法军不敢轻易离开工事活动，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与此同时，工兵顾问及由朝鲜战场抽调的10多名志愿军工兵工程人员，深入前线阵地，具体指导越军构筑工事，并把坑道挖到法军阵地前沿，为逐点歼灭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之后，越军于1954年3月13日和30日先后发起第一、第二阶段作战，相继攻占北分区的据点群和中心区芒清东的所有高地及西、北两侧的一批据点，并占领芒清机场，切断了中心区与南区的联系。至此，法军孤立的中心区已陷于越军的炮火控制之下。
在这关键时刻，美国以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北部湾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曾德福公然宣称，准备用美国B－29战略轰炸机大规模轰炸包围奠边府的人民军，并示意将考虑在越南“使用原子弹”。韦国清告诉越军前指领导人，美国的战争恫吓的目的是压越军撤出奠边府，为陷入绝境的法军解围，越军已具备发起总攻全歼守敌的条件，绝不能功亏一篑，坐失良机。越军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在河水泛滥之前发起总攻。
与此同时，为发起总攻的弹药等物资，已由中国境内运来，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的越军75无后座力炮营及火箭炮各1个营也相继赶到。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顾问团，“为了全歼守敌，取得战役的全部胜利，应很好组织发挥炮火，不要吝惜炮弹的消耗。我们将供给、运送足够的炮弹。”
5月1日夜，奠边府战役总攻开始。越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奠边府发起猛烈攻击。6日傍晚，越军炮火猛轰法军中心据点，刚刚进入阵地的12门6管火箭炮发挥了威力，摧毁了一个又一个法军据点。7日17时半，奠边府法军总指挥官德卡斯特里准将及其参谋部军官从地下指挥所里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举着白旗投降。举世关注的奠边府战役，以全歼1.6万名法军和伪军，及大量军用物资的缴获而胜利结束。
奠边府决战的胜利，很快导致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签订，法军撤出越南、老挝、高棉三国。越南北方完全解放。越南反法战争的胜利，为越南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帮助越军建设，部队素质和战斗力不断提高
军事顾问团在帮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从多方面帮助越军进行建设，不断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边粤战役一结束，军事顾问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结合人民军实际情况，提出发展更多主力部队的建议。在与人民军总部研究后，于1951年初，帮助越军起草了《建设主力部队方案》和编制装备计划。经越共中央批准后，在已经建立起来的308、312师和313师的基础上，由中国装备、组建320、316两个步兵师和拥有3个炮兵团和1个工兵团的351工炮师。这年年底，人民军又在中部战场组建了步兵第325师。至此，在一年多时间里，人民军已逐步发展到拥有6个步兵师和1个工炮师的正规武装力量。应越方要求，顾问团向各个师派出了顾问组，师、团二级均有中国顾问。原来在营一级当顾问的同志，边粤战役后全部撤回。由于部队的扩大，统一了编制，改善了装备，加强了训练，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这就为军事指导思想上的首次转变，即由游击战斗向运动战、攻坚战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1953年西北、上寮战役后，越军开始第二次军事指导思想的转变，即由小规模的攻坚战向大规模的攻坚战转变。适应这一转变的需要，中国援助增建重炮、高炮部队。军事顾问团还帮助编写攻击集团据点群的教材，统一作战思想、加强攻坚技术战术的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攻坚作战的能力。
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订、越南实现停战以后，由战争环境转入到和平环境，逐步向实现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发展，是越军又一次指导思想上的转变。在军事顾问团帮助下，人民军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编制，改善了装备，新建和增建了特种兵部队，帮助研究和部署了军队未来作战的问题，对部队进行了系统的正规训练，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有了进一步提高。
在加强部队军事建设的同时，军队政治建设也得到大大加强。军事顾问团在边粤战役前后，就从保证战役胜利和培训干部入手，大力加强越军政治建设，认真加强对部队的思想领导，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几年时间里，顾问团帮助越军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开展对世界形势、政治整训、政治整军等多次重大政治思想教育，同时结合思想组织的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纯洁了组织，激发了干部战士巨大的抗战热忱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
与此同时，大力帮助越军进行党的建设。在军队中公开党的组织后，帮助建立与健全了党委制，制定了党委和支部工作条例。各级政治机构和业务部门也逐步健全起来，明确了工作职责，业务干部的培训和各部门的业务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军事顾问团在帮助越军培养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政治顾问帮助越军总政治局举办的以培养中高级干部为重点的轮训班，先后办过8期，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后勤干部；在顾问团帮助下，各师和各个联区也开办了多次基层干部轮训班。由中国帮助在云南(后迁广西，停战后迁回河内)开办的越南陆军军官学校，也有中国顾问全面帮助工作，几年内培养了上万名干部，对加强人民军干部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在干部工作上还帮助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战争实践中调整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行了以工农为骨干，同时也重视非工农出身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的方针，使部队大量优秀的工农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非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政治立场。
在人民军后勤建设上，主要帮助树立正确的后勤指导思想，把服务于前线，服务于部队，保障作战胜利，作为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帮助建立、健全与整顿各级后勤组织，加强后勤系统的政治工作，培养后勤干部的业务能力和勤俭节朴的作风；帮助建立与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整顿财经工作，加强财经管理，使后勤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不断提高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在帮助后方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人民军后方根据地公路的恢复和建设，通往前方水陆交通运输线的建设，以及兵站和医院救护系统的建立等，都是在中国大力援助和军事顾问团帮助下进行的。在各次战役中，从战前的后勤准备到战役过程中各项后勤保障的实施，均是由军事顾问团具体帮助人民军后勤总局进行的。由于军队战役后勤保障工作越做越好，就对夺取历次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军队建设和发展壮大，当然离不开武器装备的改善和充实。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惟一的向越南提供大量无偿援助的国家，从枪炮子弹到瓷杯毛巾，应有尽有。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法战争中，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枝(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各种军用物资。军事顾问团有关顾问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在南宁设立的办事处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保证军事顾问团胜利完成历史任务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十分重视。出国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亲自接见顾问团人员，作了明确指示，提出严格要求；在越工作过程中，中央领导也十分关怀，多次给予重要指示。顾问团向越方提出有关作战和建军的重要建议，都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审批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军事顾问团的许多指示文电，都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对每一个重要战役和每一项重大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顾问团都有具体指示。韦国清、梅嘉生、邓一凡和罗贵波回国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王稼祥等领导同志多次召见，询问情况，给予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是军事顾问团胜利完成援越抗法斗争任务的根本保证。
1952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向顾问团全体同志发出慰问电，指出顾问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不但对越南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斗争有意义，就是对世界民主阵营的斗争也是有意义的。”同时指出：“你们切不可因此而骄傲自满”，“你们在不同程度上还有缺点”，“有待你们迅速改正，以便把工作提高一步，完成中央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顾问团全体人员从中受到极大鼓励和教育。
1953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顾问团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兄弟国家当顾问，无论对中共还是对兄弟党都是政治责任极端重大的事，应当全心全意地帮助，尽一切可能避免帮倒忙。中央特别指出：顾问与越共党的关系是兄弟党同志间的关系。顾问不能亲自动手，也不能首长负责，只能提出必要的建议，且只限于比较重大的问题。不能强制对方接受，不要干涉对方的人事，不宜出台唱戏，更不应出台扮主角，要坚决防止与纠正某些越俎代庖、喧宾夺主的错误做法。
1954年8月，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建立中国驻越南大使馆。9月1日，首任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递交国书，中国驻越大使馆正式建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消中国军事和政治两个顾问团的建议，越共中央讨论后，表示同意撤消顾问团的组织机构与名称，赞成今后公开聘请顾问。军事系统顾问，仍应以适当方式帮助工作。
1954年10月河内解放。同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军事顾问团随同人民军总部进驻河内。此时军事顾问团多是1953年后逐步由国内调换来的人员，其中电台、供给、医务等工作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正在国内休假的副总顾问即军事顾问团副团长梅嘉生及部分师、团顾问，根据中央指示即不再回越南工作。
1955年7月18日，韦国清回北京休假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就军事顾问团撤消问题作了详细指示。他们强调指出，根据新的形势和情况，军事顾问团要分步骤地撤回来，顾问团对越南是有帮助的，组建部队、训练部队、组织作战等，都取得了很多成绩，在帮助接管城市方面也是有成绩的。在撤回以前，要教育全体人员不能有任何松懈，要善始善终地做好工作。
韦国清于8月下旬返回河内，向军事顾问团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此时，军事顾问团尚有军事、政治、后勤、炮兵、工兵、民航等顾问组，有数十名顾问和技术人员以及40多名团部机关人员。9月2日，军事顾问团党委作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具体安排，确定9月10月间和年底或明年春分三批撤离回国，受聘为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由大使馆武官处领导，并对保证做好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和搞好内外团结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1955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政治军事专家的决定》，并指定王砚泉为专家组组长，国林之为专家组党委书记。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在越方一再要求中国继续派军事顾问的情况下作出的。同一天，彭德怀将撤销军事顾问团一事写信给武元甲。月底，韦国清持信返抵河内，帮助越军总部进行一段工作后，在1956年返回北京。军事顾问团的工作至此全部结束。
这里还应该强调说明，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工作期间，受到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总军委的热情关怀、极大信任和支持。胡志明多次说过，对中国顾问“我是绝对信任的”。军事顾问团对越南有关作战和建军等重大决策的建议，都是胡志明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越南总军委和总部机关组织实施的。越南总军委和总部对顾问团也很关心、尊重和支持，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他们“更信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验的正确性”。这些正是中国军事顾问团顺利完成援越抗法斗争任务的重要条件。
(本文作者是原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秘书，现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