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任仲夷主政广东
作者：■ 卢荻 刘坤仪
1980年初冬。北京。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正值此时，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回北京工作，并决定将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原国家轻工业部长梁灵光调往南中国，接替其职。
任仲夷之所以受命承担这一重任，原因一是，他在辽宁大力拨乱反正，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二是，他在1978年8月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上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是省一级领导中率先在全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佼佼者，其后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在“地方诸侯”中带个头；三是他倡议为国营企业“松绑”，提出在农村要敢于“抓富”，并恢复了过去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农贸市场。他在辽宁政绩斐然，有口皆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广东提出搞经济特区没多久时，任仲夷曾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表示赞同，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后因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搞特区而搁置。
任仲夷无论在政绩方面，还是在思想理论、胆识气魄和才干方面，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最后确定由他来接替习仲勋，执掌祖国南大门广东。
任仲夷和梁灵光赴穗前，1980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且和他们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叶剑英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珠江口已经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军。
任仲夷对叶帅的话，心领神会，他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在粉碎“四人帮”的举措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元勋，是希望他们到广东之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
叶剑英紧紧握住任仲夷和梁灵光的手，再三叮嘱他们要重视团结问题：“要搞好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好地方干部和我干部的关系。”任仲夷明白叶剑英这一番话的含义。五十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海内外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任仲夷和梁灵光一再表示：“请叶帅放心，我们一定讲五湖四海。现在，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个共同革命目标之下，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团结起来，没有一条理由不团结。”
叶剑英信赖地看着他们，亲切地笑了笑，“这样，我就放心了。”
任仲夷、梁灵光紧接着驱车抵达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对他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发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邓小平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任仲夷和梁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邓小平连连吸着烟，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接触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离开中南海，任仲夷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邓小平的讲话，他们相互交换着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改天，胡耀邦会见了任仲夷、梁灵光。胡耀邦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不停地打着手势说道，“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廉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一千元，是完全可能的。”
任仲夷觉得胡耀邦巧改民谣改得好，正道出了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
胡耀邦谈锋颇健，兴致勃勃，“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嗣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任仲夷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他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胡耀邦呷了口茶，继续说：“以前的问题，各人都有一本辛酸帐。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看干部，就是要看你的成绩，看你的风是正还是不正。干部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老的还是新的，只要工作有成绩就是好干部。工作松松垮垮，慢慢腾腾，象打太极拳似的不行，要打少林拳。”胡耀邦画龙点睛地指出：“要弄清广东的困难是什么，关键在哪里?目前有能源问题，运输问题，农业问题，但根本困难是干部思想不一致。”
和胡耀邦道别后，接着到了赵紫阳和万里的办公室。万里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1980年11月9日中央决定，任仲夷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广州。白云机场。一架银色座机徐徐降落。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背负着南粤人民的殷切期望，广东省新一任领导人任仲夷和梁灵光抵达羊城上任。
11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干部大会。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通知，会场响起一阵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掌声里充满了对中央决择的衷心拥护，表达了广东人民的殷切期望。广东干部欢迎思想解放，作风正派的任书记来治理广东。
任仲夷向大会传达了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时对广东工作所作的最新谈话的内容，并作了重要讲话。
任仲夷首先强调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团结，还必须用历史的观点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引导大家向前看。”“我们所有的同志，不管过去有过什么毛病，互相有过什么恩怨，只要现在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努力工作，就是好同志。在这个大前提下，大家都应当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任仲夷继续讲的第二点是，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把广东的经济进一步搞上去，把人民生活进一步搞好。他向大家交底，“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发挥广东的优势。广东的优势，不光是自然条件好，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授权广东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增大了地方的权力；二是允许广东对外更加开放，要使广东成为国家对外联系的枢纽和橱窗。”他又进一步为大家消除思想顾虑，要求各级干部大胆解放思想，他说，“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新情况。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我们应当大胆地使用它，并且学会善于使用它。”说到这里，他抬起了头，目光离开了讲稿，投向了观众席，成千上万双眼睛正注视着他，“总之”，他清了清嗓门后，声音更加清楚了，“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首次“亮相”讲话，任仲夷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已深得人心。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刘田夫、叶选平、李建安……在座的省市领导人会心地笑了。
最后，任仲夷强调，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改进作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今后党委的领导方法必须有所改善，党组织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而必须站在群众之中；党委不能象过那样包揽一切，管得那么细、那么死，而必须善于抓大事，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的积极因素”。
任仲夷讲话完毕，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真抓实干，创深圳速度
1980年11月23日，任仲夷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梁灵光驱车前往深圳、珠海视察。
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要内容之一。
深圳。历史上有粤省前哨、门户之称，南邻香港，北接东莞、惠阳，东临大亚湾，西连珠江口，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圳和香港两地边界接壤长达27.5公里，与香港落马洲相连的深圳皇岗口岸更是亚洲第一大公路口岸。可是，以往的深圳由于与香港一河之隔，是“边防区”，只重视抓“政治边防”，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在广东全省里竟属于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向往香港生活”，偷渡外逃，成为深圳突出的社会问题。连续多次的偷渡高潮，竟使深圳人口出现负增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批准在深圳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到处车水马龙，尘土飞扬。任仲夷不顾一路颠簸，舟车劳累，抵达市委后，立即听取了工作汇报，又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还专程前往蛇口看望正在当“开荒牛”的袁庚。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细致地对领导班子情况的考察，任仲夷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的“杀出一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任仲夷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作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任仲夷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他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他想，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他和刘田夫、梁灵光等商量，决定对深圳市领导班子马上进行调整。他们认为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调他回来，主要是让他负责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常务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然而，梁湘建国后一直都在广州工作，不想离开广州。任仲夷等反复做梁湘的工作，希望他去深圳，省委会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调些骨干，任仲夷等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调些骨干，任仲夷等全力支持他。先后调周鼎、周溪舞、邹尔康、甄锡培等到深圳。及时调整了深圳市领导班子。实践证明，任仲夷等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梁湘是个实干家，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并具有开拓精神，他率领深圳党政班子领导深圳人民勤勤恳恳地创业，对深圳特区前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同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到广东考察。任仲夷在向谷牧汇报特区建设情况时，他着重阐明对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的见解。他认为，建设特区，“不单是为国家挣几个外汇，更重要的是取得先走一步建设特区的经验，取得改革体制，搞好经济工作，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及党应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等一系列的经验。”他向谷牧提出，“深圳、珠海要搞特区，没有比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更特殊一些的政策是搞不起来的。”他又向谷牧汇报说：“省对特区要放宽政策，给特区更大的权力；同时把特区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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