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苏联是由[灭史]而[灭国]的吗？
作者：马龙闪
出现这种说法，确乎应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研究苏联史的中国学者的一句苦涩之言。他说，苏联史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少有的几个最难研究的学科之一，因为在我们这里，无论是这个学科的业内人士或是业外人士，是学者还是非学者，似乎人人都是苏联问题专家；因为谁都了解一些苏联，谁都能对苏联问题说短论长，发表意见。这样，我们的研究就是很难很难的了。其实，这里只道出了苦衷的一半，还应补充另一半：不仅仅如此，一些有关苏联史上的问题，往往连苏联史学界还在讨论之中、尚未得出结论的，甚或连提也没提出过的，在该学科以外的一些人中，就已形成某种看法并几乎成了定论。我们现在遇到的“灭史灭国”问题，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发生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苏联史研究在中国这一独特环境中遭受的厄运。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国被人们倍加关注的情况，它作为一个“热门”、“显学”所具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某些“权力”因素，某种先入观念在这里所起的干预作用。
如果我们要从苏联史上引出的教训是科学的，就必须排除上述非科学的干预。为此，就必须严格遵循毛泽东的至理名言：结论不是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先，而应该发生在调查研究之后。照此办理，要弄清苏联是不是因“灭史”而“灭国”，就得首先看看苏联历史上的事实——究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史学是个什么情形，而苏联七十四年的史学又是个什么状况。不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遽下结论，似乎有违我们的“祖训”。
对整个苏联历史的评价，其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是30年代。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中对30年代还是这样评述的：这个时代“既有伟大的成就，又有悲剧性的错误，还有惨痛的篇章”(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在30年代历史真相大白的今天，怕很难对这个论断提出太多疑义。至于对列宁时期和其他历史阶段，戈氏肯定性的评论还多得很。这恐怕说不上叫“灭史”。直到苏联解体，从戈氏的言论中，从苏共中央的文献里，也很难找到“灭史”的根据。不过，从1988年6月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由于媒体失控，主要是在政论家、作家和极少数史学家之中，的确存在着“否定一切”和“抹黑”历史的倾向——1992年以后有了严重的发展，但这已是苏联解体以后的事，不在我们的论列之中。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苏联，严肃的、居主导地位的史学家，大多是反对这种倾向的。对苏联历史和现实否定最多的，并不是苏联史学界和学术界，而是角逐人民代表的那场竞选运动。一些极端主义政客为捞选票，借助新闻炒作，竭力诋毁苏维埃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蛊惑人心，这起了很坏的作用。但这不能算在史学界的帐上。正像苏联著名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沃洛布耶夫在1989年所说：“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我们的政论家、作家和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成为的那种工具。至于职业历史家(众所周知，他们在我国成千上万)，积极卷入这一工作的真是屈指可数。”(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第100页)这段话，对苏联史学界是否应对“抹黑”历史这桩公案承担责任的问题，基本上做了真实而客观的回答。
如果说仅仅是几个历史学家，仅仅是部分文人墨客，凭着他们的一支秃笔，涂黑了些苏联历史，就能造成“灭国”之灾，这似乎也太抬举了他们的作用。况且，由“灭史”而“灭国”云云，恐怕也有“意识形态万能”论之嫌。如果一个立国七十多年，屹立世界的泱泱大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被几个秀才掀翻了一个个儿， 这个国家也太弱不禁风了。如果它果真这么脆弱，那么，就须考虑一下，在这脆弱的背后是否还另有其他什么原因?是否还隐藏着什么更重大、更本质、更深层的“奥秘”?
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历史上，在其社会思想和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数十年如一日，长时期起着重大作用的，并不是上述史学中的“抹黑”倾向，而是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深巨、后患无穷的粉饰史学及伪造倾向。这是稍有苏联史学史知识而无偏见的人们都了解的。一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掩盖了多少历史事件，又歪曲甚至伪造了多少历史事实，恐怕这是要有洋洋数万言的专论才能说清楚的问题。仅举一例：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作为政党的产生和形成，由列宁认为的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就是为他制造同列宁并列的“两个领袖”的说法寻找根据的——须知，他只是在1912年这次代表会议上才成为中央委员的。至于其他对十月革命史、国内战争史、反对派历史的重要篡改和歪曲，则比比皆是，在这里无法一一枚举。为了筹备《简明教程》的编撰，为了粉饰、歪曲、甚至伪造历史，从1931年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到30年代中期对历史教科书和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批判，打击、清洗、镇压了多少正直的史学家，查禁、封存了多少史学著作和史学刊物，这恐怕也能写成洋洋大观的一部专门著作。在30年代经过对史学家的一连串镇压而形成粉饰史学及其传统之后，后来的苏联史又掩盖和歪曲了多少历史事件——苏芬战争的真相，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失败，战后的镇压，农业的危机，等等。在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历史上留下了多少空白点!除了赫鲁晓夫时期披露了一些历史真相外，直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和80年代中期，在提到1937－1938年被镇压的苏军高级将领和著名文化人士时，连他们死的年份“1937”和“1938”的字样都隐而不见；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记，也只写他们生前的功业事迹，而对他们被无辜镇压的事实，大都只一笔代过，含糊其词，竭力加以掩饰。为了文过饰非，特别是为斯大林讳，甚至制造政治压力，逼迫朱可夫元帅删改他的回忆录。凡此种种，都是粉饰史学造成的不可磨灭的铁的事实。公平地说，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为克服改革阻力而进行的重评历史和史学改革，又进一步平反了历史上的某些冤假错案，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这还是不能否定的。但以后媒体失控，产生了“抹黑”历史的倾向，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苏联史学中长期存在的粉饰倾向和伪造倾向的一种严厉惩罚，前者实质上是对后者的一种反动。
只要是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客观地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研究苏联历史，总结教训，就会看到，正是粉饰史学及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使苏联官方史学家和苏联领导不能面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因而不能深入、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造成苏联一再“克隆”错误，一再“克隆”僵化的发展模式，重犯了许多不该重犯的历史错误。
在苏联历史上，“克隆”错误模式、重犯历史错误的情况曾发生在三个历史时期：一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二是1945—1952年的战后时期，三是70—8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斯大林发动反“右倾”运动，搞掉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集团”之后，抛弃了由列宁提出而为布哈林坚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这实质上是回到新经济政策以前的轨道，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重犯了过去禁绝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
在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基础上，苏联在30年代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这一体制和模式，虽在30年代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其消极后果是不可低估的。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失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片面发展，民用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和平时期滥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阶级战争”的公式，进而发展成“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加之个人权力的滥用，导致了30年代下半期的“大清洗”和“大镇压”。
苏德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不能正视战争初期的严重失败，更没有从这一失败中检讨并反思30年代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而是沉迷于胜利的喜悦，被歌功颂德冲昏头脑，没有抓住战时体制转轨的机会，放弃了必要的政策调整，又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回到了30年代的轨道。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尽管很快恢复，但经济严重失衡，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危机不断，人民生活异常困难。由于个人专制进一步发展，政治镇压重演，意识形态批判连绵不断，按照俄罗斯史学家的说法，战后又回到了30年代，“1948年几乎重复了1937年”的镇压。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虽然平反了战后时期和30年代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为大批无辜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这一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由于阻力重重，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仍然被尘封在档案之中。对于个人崇拜的清算，也只是着眼于斯大林个人及其品质，实际上忽略了它借以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凡此种种，就使总结教训的任务停留在表面文章中。这样造成的必然结果，就使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又再次回复到了30年代。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这里所说的“回复”，主要是指对30年代思维模式和社会主义观念的恢复：商品货币原则再度遭到批判，坚持这一原则的“新商品”学派受到严厉打击；对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实行“准”30年代式的高压政策，广泛采用了开除党籍、机关除名、关精神病院、褫夺国籍、驱逐出境、逮捕关押等等镇压方式。
苏联历史上对过去僵化模式和历史错误的这三次重复，后果都十分严重。它扼杀了苏联半个多世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六次良性转折或转变的机遇。
第一次良性转折实际上是一次重大改革，这就是列宁提出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这次转折和改革，被20年代末到30年代对战时共产主义原则的恢复所扼杀，遭致了失败。
第二次良性转折的机遇发生在1932—1934年。这是联共(布)党内以基洛夫为代表的温和稳健派，企图纠正1929—1932年斯大林“大转变”后果的一次转折机遇，但斯大林借基洛夫被杀案，以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扼杀了这次转折的良机。
第三次良性转折，出现在苏德战争胜利之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败暴露了苏联体制上的问题，战争后期几百万苏联军队打出国门，看到了苏联同国外生活的显著差距，这使苏联社会深处涌出了一股要求改革的思想潮流，期盼苏联在战后实现政策调整，进行某种改革。但斯大林用战后新一轮的镇压扼杀了这一良性转折的契机。
第四次转折是赫鲁晓夫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因赫鲁晓夫的错误和传统势力的阻碍，最后由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发动“宫廷政变”，由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而宣告失败。
柯西金60年代中后期初显成效的改革，可称为第五次转折。这一转折为勃列日涅夫千方百计的阻挠而告终。
安德罗波夫1983年的“整肃”运动，堪称第六次转折。这一运动又因安氏的早逝和继任总书记契尔年科执行后勃列日涅夫路线而难以为继。
苏联历史上这三次对历史错误的重复，造成六次良性转折的流产，使苏联历史上堆积的问题陈陈相因，积重难返，导致80年代上半期走向危机的边缘。这样才引发了戈尔巴乔夫80年代后半期的改革。这是要解决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难题的一次改革，其难度之大，旷世罕见。以戈尔巴乔夫之能力，之威望，实难承担。但苏共党内又无法推举出更恰当的人选。因此，改革翻车，苏联才发生了崩溃和瓦解。
以上是苏联崩溃、瓦解的简单历史过程和主要脉络，从中可以看出蕴含的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
正如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俄共议会代表尼·雷日科夫所说，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使我们吸取任何教训”；“重读”过去的决议，“禁不住发笑”从前那种“万能的意识形态”。(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页)
听着现在这位俄罗斯共产党人的话语，对照我们一些同志所谓“灭史灭国”的言论，心里禁不住一阵苦涩：难道还不应该从苏联吸取历史教训吗?!苏联之所以失败，同它未能从过去吸取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历史错误有关；而这又同它长期存在的粉饰史学及其传统紧密相连。实际上，这种史学又同苏联那种理论脱离实际、只讲造势、只讲形式、不讲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形态及其宣传共生在一块。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灭史”，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灭”了苏联真实的历史，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和苏联长期僵化的政治经济模式共同作用，才使苏联“灭”了“国”。有些同志不顾苏联历史上这些深层次的经验教训，不看这一切对苏联亡国所起的根本作用，仅仅抓住戈尔巴乔夫时期只存在一段短时间的“抹黑”倾向，就夸大史实，煞有介事地大谈“灭史灭国”，这能令人信服吗?
胡绳同志去年在全国党史系统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到的教训，我看也应该是这样。”(《百年潮》1999年第1期，第4页)胡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从苏联崩溃的历史教训中引出的正确结论，这同苏联崩溃的历史实际是完全相符的。这才是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