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曾结管鲍情 长忆忘形交

作者:无 文




  1947年12月,西北大学经济系年过半百的教授罗仲言先生,辞别学校同仁和他的学生,带着眷属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转而执教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
  游子得返家乡,漫步湘江岸边,真所谓岁月如流,往事如烟。又是岁暮,又是风雪,罗先生携全家登攀岳麓山,冒雪寻旧踪。沿着熟悉的山路,登上了山顶的云麓宫。只见苍茫天地,献愁供恨,纷纷扬扬的雪花,仿佛翻飞着断续的往事:作别故乡数十年,跨越江河,跋涉欧陆,从北京的宫墙到莫斯科的郊外,从巴蜀古道到秦岭之麓,历经人事纷纭,饱尝世态炎凉,魂牵梦绕的总是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无以释怀的还是这里的人这里的情……此刻,罗先生良久伫立,眺望着更在风雪尽头、视野之外的北国山河,抚今追昔,感事怀人,一首五律不觉低吟出口:
  云麓宫前树,湖山劫后身。
  陵埋金剑锈,户沸诵弦新。
  水落蛟龙远,峰回雁阵亲。
  关河频北眺,风雪怅归人。
  ——《重登云麓宫》
  既为“重登”,想来应有“初登”。罗先生的:初登”当在何时?会同何人?这位风雪中的惆怅归人,关河北眺,又在向谁寄托着情怀呢?
  诗人在小序中给了这样的答案:“……清晨大风雪,直登云麓宫,距初游时已三十一年矣。感旧怀人,率赋寄二十八划生。”“二十八划生”——我们大概不会陌生——毛泽东。罗先生三十一年前与之同游,三十一年后又赋诗寄怀,且仍以“二十八划生”来称呼当时已是声名震慑四海、把握半壁江山的毛先生,足见二人的交往和情谊非同平常。
  时光应回溯到三十多年前——
  
  风流期共赏 同证此时情
  
  1915年的夏秋之间,长沙的数所学校门前出现了一则“征友启事”:“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文情真挚地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征友人醒目地写作“二十八划生”。数“毛泽东”三字繁体的笔画,恰是二十八划,故以此署名。当时的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入学两年,课内成绩出众,课余酷爱读书,常以天下为己任,惟时感“求涂不得,歧路彷徨”(1915年9月致黎锦熙信),故“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今番出此妙举,意在高山流水间。那一纸文字,贴到女校门前,曾引起校监的疑心,担心这外校学生对女生图谋不轨,差点闹出笑话。
  不久,毛泽东就收到了数封回信,其中最令他注意的是一封署名“纵宇一郎”的,文辞别有风度,署名同样不凡。毛泽东一见欣喜,立即复书约晤,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这位“纵宇一郎”,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长郡第一联合中学高班学生罗章龙。他早在二年级时就参与组织了学生团体“辅仁社”,旨在“敦品励学”、“治国平天下”,是一位学业成绩优异,力求上进的年轻人。也就是他,曾改名罗仲言,三十余年后重登岳麓,怅然抒怀。
  双方约定下一个星期日会面。对于未曾谋面的“征友人”,罗章龙心中似乎略存忐忑,特邀同乡学友陈圣皋同往。雨后初晴,气清日丽,在位于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罗章龙一眼认定走廊处一位仪表堂堂的少年就是要会的人,果然。见面行礼之后,罗章龙心中的不安顿释。随后,陈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毛泽东则和罗章龙在僻静处的一块长条石上,比肩而坐,促膝相谈。一个湘潭,一个浏阳,共饮一江水的两位少年,第一次见面,就相见恨晚地敞开了心扉:忆屈原贾生,谈诗韵曲谱;穷究宇宙源起,探讨人世曲折。不知不觉竟是二三小时过去,直到图书馆午休。临分手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愿结管鲍之谊。”
  自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风雨莫逆,遂有“管鲍”佳话以来,千百年间,堪称“管鲍”者可谓寥寥。而毛泽东一向骛高远,卑俗流,择友甚严,此刻一句“愿结管鲍之谊”,表白了他对罗章龙的看重,道出了心底的真切。观毛泽东的一生,所结“管鲍之谊”者,罗章龙一人而已。
  定王台一会,在当时两校学子中传为美谈,誉之为“三奇会”——毛泽东在一师被同学戏称为“毛奇”,是取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名将毛奇(Molkt)谐比,一语双关,说一师出了个奇特之士;而罗章龙和同往定王台的陈君,亦非俗流,在联中被称为校园“二奇”。“三奇会”既为巧合,又非偶然。
  稍后,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不可抑制地表露了当时新得知音的欣喜之情:“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遗憾的是,毛泽东为此晤所作诗文佚失了。所幸罗章龙尚留有一首五律:
  白日城东路,嫏嬽丽且清。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长沙定王台初晤二十八划生》
  风流共赏,情谊同证。“管鲍之谊”此结,似一发不可收。每逢周末,两人常相约出游:东城古堡天心阁,辛弃疾练兵的飞虎营……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曾一起步行去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又常去板仓的杨昌济先生家,在这里,罗章龙迟于毛泽东结识了杨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他们也曾相约同游衡山,但罗章龙因家人告病回了浏阳,毛泽东便独自游览衡山,登上了祝融峰。归途中情不自己,在路边的小客店里花了大半天时间,给罗章龙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开篇就叹曰:“诚大山也!”罗章龙为信中文辞情怀所感,读了又读,当时竟能将信的全文背出。信中毛泽东还附有此行所作的诗。遗憾的是,信与诗都散失了。不然,当为两人的管鲍情谊添一注脚。
  最令他们难忘的,恐怕是1915年深冬的岳麓行了。一日,毛泽东忽邀罗章龙共攀岳麓。清晨,出长沙南门,到朱张渡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熹、张栻二人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至自卑亭稍事休息后,二人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先到为胜。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见鸟迹人踪。两人在凛冽的朔风中,踏着积雪冰泥,艰难前行。足足有两个来小时,罗章龙登上了北海碑亭,从树丛间隙看见毛泽东还颇为艰难地在印心小屋的小路上彳亍。二人会合后,一同登上了山顶的云麓宫,自是一番指点江山,良多感慨。直至傍晚时分才下山,又在赫曦台伫足,读了当年朱张二人的联韵诗:“……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此刻,毛罗这一对挚友的情怀不也如此吗?直至80年代初,已是八十高龄的罗章龙在《亢斋汗漫游诗话》中,还记忆犹新地说,当时“我们”留下了一首诗:
  兵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
  乌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初登云麓宫》
  既有诗意浪漫,更是壮怀激烈。
  后人有据于罗章老言“我们”二字,将此诗视为毛罗联韵之作的,固然不无道理,但仅此尚不足认定。尽读二人诗作,尤其是早期篇章,毛泽东绝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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