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九) 东风压倒西风……

作者:青 石




  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倍感压抑,心情很不舒服。但第二次去莫斯科,情况则截然相反。他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心情愉快,意气风发,俨然成为世界舆论、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注的中心。
  毛泽东第二次赴莫,是在1957年11月。此行主要是去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到达莫斯科参加这个会议的党多达64个,其中12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并且有一些资望甚高的老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礼遇明显是最高的。所有党的领导人都住在莫斯科的其他旅馆里面,只有毛泽东被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叶卡捷林娜女皇的寝宫里;所有的领导人讲话都要事先把印好的文稿交到大会主席团去,只有毛泽东破例可以不用讲稿,即席发言;所有的发言者都要站到主席台前的讲台上去讲话,唯独毛泽东可以坐在自己的坐位上讲话……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这些人利令智昏,最好臭骂一顿
  
  1957年的赫鲁晓夫,正在走向其权力的巅峰,但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至少他在内心里还不是很踏实。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当时他还只能用一条腿站着,随时都还有可能被人推倒。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时,在党的领导人中排名靠后。前面还有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第一副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等五六人。不仅如此,由于赫鲁晓夫在政府中没有职务,只是被委托集中精力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的地位和威望,都显得不那么突出。
  不过,赫鲁晓夫这时的地位,很有点像列宁逝世时斯大林所处的情形。斯大林当年的主要权力也是在党内(总书记),他正是靠党的系统扳倒了原来排名在他之前的三大政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排名在他之后,但仍具威胁的另外三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知赫鲁晓夫是不是仔细研究过斯大林扳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经验,反正他也是靠主持中央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先是协助马林科夫搞掉了内务部头子贝利亚,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而后借口马林科夫不该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发动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解除了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紧接着又进一步发动舆论批判莫洛托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僵化立场,解除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最后,斯大林去世不过三年时间,赫鲁晓夫就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确立了自己的“一把手”地位。
  但是,赫鲁晓夫的地位这时并不稳固,老资格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以及伏罗希洛夫等人毕竟还都在党的主席团当中。赫鲁晓夫坚持要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很明显是冒了风险的,但不如此,他就无法动摇斯大林遗留下来的这一套政治遗产,就不大可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而这样做的结果,由于多数党的领导人并不那么赞成,秘密报告一泄露,赫鲁晓夫难免要准备承担由此引出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思想混乱;第二大党中国党表示异议;欧洲各国共产党批评不断;苏共的中心地位发生动摇。再加上波匈事件发生,苏联被迫出兵,让大批拥护苏联的世界和平人士跌破眼镜……。要稳固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除了在苏联国内做各种努力以外,不能不极力争取中国党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一发表,苏共中央就很快通过了一个《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公开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领导了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到这一年的12月3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热烈拥抱,并专门把刘请到台上,坐到他和莫洛托夫之间,以示对中国党特别的尊敬。不仅如此,他还开始热情洋溢地大谈斯大林如何如何伟大,声称“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表示:“敌人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因此而感到骄傲。”
  赫鲁晓夫极力显示他对中国党的好感与尊重,除了希望毛泽东能够支持他以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派高级领导人去访问刚刚平定下来的波兰与匈牙利,并顺访苏联。这不仅可以显示中国对苏联的支持,而且可以促使波匈两国领导人接受既成事实,不致与苏联离心离德。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赫鲁晓夫的想法。但是,出面调解苏联与波匈两国党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有助于巩固波匈两国的共产党政权,有助于加强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团结,而且对进一步提升中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有益。因此,毛泽东支持派党的高级领导人出访东欧。周恩来因此担负起了这次出访的使命。当他在1957年1月代表中共中央应邀到达苏联之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再度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扬斯大林的话,包括说什么“‘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不可分割的”;肯定“当斯大林犯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的,如此等等。
  在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之后,又转过来顺着中共中央的口径称颂斯大林,甚至把自己也说成是“斯大林主义者”,这大概难以改变毛泽东对他的印象。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周恩来去苏联时,毛泽东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任务,就是让他对苏军准备武装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以及草率揭批斯大林等问题,当面向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提出批评,并要求后者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当时是到莫斯科来给他们“上大课”来了。这让当惯了老大,一向唯我独尊的苏共领导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不过有求于毛泽东的赫鲁晓夫,当时硬是忍下了这口气。据说当周恩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这番评论时,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在听不下去,站起来想要走开以示不满,赫鲁晓夫当即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硬是迫使她重新坐回到座位上。对于周恩来的批评,赫鲁晓夫也只是做了一些委婉的辩解,的确没有表现出后来那种一触即跳的坏脾气。
  赫鲁晓夫当时明确承认,秘密报告太过情绪化了,考虑不周,特别是没想到会泄露,捅了漏子。对于赫鲁晓夫的作法,中共中央讨论时已经得出了明确的看法,周恩来对赫鲁晓夫只用考虑不周几个字来解释,当然不会满意。他在随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实际上并没有虚心接受批评,他们的表态“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据毛泽东后来说,他当时就知道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未必谈得拢,因此在电话里跟周恩来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
  毛泽东是否真的会让周恩来把赫鲁晓夫等“臭骂一顿”,令人怀疑,至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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