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关于苏联文学与中国的对话
作者：李 辉 蓝英年
李辉(以下简称“李”)：我对你的作品最感兴趣的是在《读书》上的《寻墓者说》。有人写文章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题目叫《从李辉到蓝英年》，这使我感到很荣幸。你这些年发表的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不少苏联时代的真实情况。你从历史档案中寻找问题，谈论的话题启人深思，帮助人们走进真实的历史。读你的文章，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能产生共鸣。
谈到二十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最为重要的是苏联。我想在一系列关于二十世纪的反思专题中，不能没有关于苏俄文学、文化、政治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这一方面的内容，题目不妨就叫“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参照系”。我想请你围绕这个内容谈一谈。首先我想了解你发现这些历史档案的过程，你为什么会对那些材料产生兴趣?
蓝英年(以下简称“蓝”)：我到苏联去讲学是1989年9月，正是苏联大解体的时代，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在看报纸，了解了很多情况，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后来我看到很多报纸对萧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苏联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他一份责任。我感觉到萧洛霍夫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就把兴趣转向了萧。当时报纸和杂志很多，我上午上完两节课，还要给教师上辅导课，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就直奔图书馆。我先在馆里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晚上不看电视，把它看完。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复印下来，积少成多。
有的材料是在特定情况下弓I起我的兴趣。俄国人在饭后都有唱歌的习惯，有一次大家唱歌，唱的都是根据伊萨科夫斯基歌词谱写的歌曲，如《卡秋莎》等，唱了十几首，我回去记下来一看，竟没有一首歌曲是歌颂农庄的。大家都说他也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可是“卡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她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家里还是集体农庄?谁也不知道。他歌颂的是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的是大地和人们之间美满的爱情，这也不是对农庄唱赞歌啊!后来，我翻他的《全集》，只有一首诗算是写集体农庄的，叫《生活地理学》，但是反映的农庄现实是穷困、落后的。他的《全集》对我触动很大，都说他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其实他连共青团员和农庄这样的字眼都很少用。我觉得好多问题我们理解错了，我需要了解真相，因此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
李：你说的理解错误，是读者理解的错误，还是翻译介绍过来时就是误导，或者说是作品本身就存在的？
蓝：两者都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和苏联都说它是歌颂集体农庄的小说，可是它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令人讨厌，反面人物倒挺真实。这部小说，写的是几个教条主义狂热分子领导一群“二流子”清算种田能手。限于过去的条件，对一些作品，我们理解错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它。我就是从这里人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 李：后来你是怎么看到那些克格勃解密档案的?
蓝：我后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资料，有好多东西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比如当时《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个著名诗人。依我看，苏联诗人中，前有马雅可夫斯基，后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还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克格勃盯着。他去新西伯利亚市同读者见面，被克格勃主席作为重要情况报告给勃列日涅夫。我看后感到非常惊讶。当然，这些档案后来都公布在刊物上。再比如法捷耶夫，我早就看过他的遗书，但我还想找到他写的亲笔信，最后终于在《苏共中央通报》上找到了影印件。与《红星报》上发表的相比，《红星报》有两处删改，把他对现实完全灰心的话删去了。档案馆我是没有资格去的，但发表出来的材料已经不少了，杂志太多了。在里面查材料像大海捞针，有时根据一个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来，但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写这种文章，孤证不行。几个观点不同的作家从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这样的材料才可信可用。
李：后来你第二次去那里又呆了多久?
蓝：呆了半年，1994年9月至1995年1月，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海参崴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高尔基图书馆，是国立的，一个是法捷耶夫图书馆，是州立的。查资料跟翻译不一样，非常苦，你得学会披沙拣金。
李：我对你的经历有兴趣。你觉得个人的经历对于你重新认识苏联文学的真实面貌是不是有影响?
蓝：我以前一直在大学里教语言和文学选读。在1952—1953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很受感动。1957年反右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因为同右派划不清界线，被开除团籍，差点划为右派。1959年又批判我右倾。我可以说没有一次运动不挨整。文革开始，我的问题更严重了。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姚文元，还说过“要实事求是，不要打棍子”的话，寄给当时上海的《文艺月报》。文章没有发表，但是排出了清样，文革的时候，清样被寄给了工作组。这回的罪名大了，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嘛，挂了个牛鬼蛇神的牌子。我还进过牛棚，当牛鬼蛇神队长。
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写一系列文章，追溯历史真相，本身是在经历一个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你的研究中是不是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
蓝：当然，要不然有些东西想不到。比如反右，我虽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但要好的朋友都是，包括女朋友。我也随时会被打入另册，整天提心吊胆。但更难受的是逼你揭发你的朋友们，而你明明知道他们是真心帮党整风的。八十年代初，我碰见一个当过右派的朋友，问他当年为什么不揭发我，他说自己倒了霉，何必牵累别人。但也有“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人跟人不同啊。
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和影响
李：二十世纪对中国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思潮很多，像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俄文学，而且它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变化关系最密切。对这样的文学和历史进行梳理，把它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我们重新认识苏俄文学，认识斯大林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认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会有很多帮助。你觉得我们过去介绍和接受苏俄文学的过程，是否存在着一定偏差呢?
蓝：过去我们接触的苏俄文学基本上都是主流文学，即官方肯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鲁迅那个时代多少还能接触一些潜流文学，即作品受到批判、作者被镇压的作品。苏联二十年代非主流作家的作品还可以发表，到1934年作家协会成立后，这些人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发表了。我们后来接触的作品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我不认为都是坏的，但它们首先是要宣传革命路线，特别强调对人的改造。像《毁灭》中的领导人莱奋生，就是想把他那些战士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在二十年代就提出了人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