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
作者：徐 焰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转变，主要是一个如何判明本世纪下半叶的时代主旋律问题。将过去“革命与战争”的论断改为“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来得虽已嫌迟，却仍非常难得的宝贵真知。
建国之初的和平建设决心
制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领导者首先要确立的基本前提，就是判明和平能否长期维持。在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新中国是在持续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的硝烟中成立的。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时，国民党政府仍盘踞广州，人民解放军正在陕南、鄂西、湘北至闽南一线进行战略追击。就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和平建设，并决心将其作为工作重点。1950年初解放大西南后，中央军委决定，除进行剿匪，以及准备以第三野战军的50万部队渡海解放台湾，以二野一部进军西藏，并留四野的十三兵团作为战略预备队外，大力裁减军队。这年4月确定的复员方案，要求年内将全军总数由550万人压缩至400万，第二步再压缩至300万人以下。对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同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是这样分析的：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头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当时作出这一分析，表现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并没有拘泥于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式，而认为世界性战争有可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两重性，并侧重于“能够制止”。有了这个认识，才能把恢复国民经济当成最重要的任务。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新中国下达复员命令时，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并因美国迅速介入而变成国际战争。我国被迫参战后，在国家财政支出的顺序上只好将国防放在第一位，稳定物价放在第二位，经济建设放在第三位。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扩编，1951年秋全军总员额达到611万人(包括以志愿军名义在朝的部队117万人)。在这一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22亿元(按新币计)中，军费(含在朝战费)即高达53亿；如加上其他支出中的相关项目，国防费用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8％。
虽然我们这个还十分贫困的国家将近一半的政府开支都用于军事，此时毛泽东仍以两点论来看待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出兵朝鲜时，毛泽东尽管估计美国可能轰炸中国的沿海城市，下决心打烂了再建设，但主要立足点还是放在战争不会扩大这一设想上。果然，1951年4月美国将主张扩大战争的麦克阿瑟撤职，毛泽东就认定战争不会扩大到国内。7月间停战谈判开始，10月又打退了美国的秋季攻势，11月间中共中央就决定恢复精简复员，并提出将全军总额减少近一半，压缩到350万人。此后虽然三八线上仍炮火连天，美国有些要人继续叫嚷扩大战争，中国在1952年内却将军队总额由626万人压缩至460万，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至33％。朝鲜停战之前，我国从1953年初就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据当时在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回忆，这一天毛泽东得到签字消息，高兴之余，竟破例在院子里清唱了一段京剧，随后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从这时起，直至13年后那场史无前例的特殊风暴卷起之时，毛泽东与他身边的警卫人员都从不穿军装。这种外在装束，恰恰是内心深处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反映。
五十年代中期的可贵探索
五十年代中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节，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开始了新的探索，而以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为最重要的标志。正是在这段思想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宽松的形势下，毛泽东也有过世界大战可能完全避免的设想，军队数额也裁减到了建国后的最低点。
中国周边的环境在五十年代中期并不安定，小的战火始终不熄。朝鲜停战后，中国支援的越南抗法战争还一度扩大。印度支那停火后，东南沿海战事又趋激烈，1955年初美国甚至扬言要对华使用原子弹。此时国际紧张局势虽然有所缓和，美苏两国仍加紧核军备竞赛。如何看待战争危险，不仅将决定国防建设的规模，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工业总体布局应当怎样设计。有些人因担心不久将发生新的战争，在重点建设项目选址时，先要在地图上测量一下美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能否到达那里，才能定点。这样势必将厂址都选在内地，偏废原先条件最好的沿海工业区。
对于这个问题，组织建设工作的负责人反复争论，需要掌握战略全局的决策者一锤定音。毛泽东综合几十个部长的讨论意见，经过冷静分析后，于1956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其中对战争的可能性分析说：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为发展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
这一重要论断，为刚刚起步的我国现代工业制订发展战略提供了一项重要依据。令人叹息的是，这一思想不久后就出现反复，连这篇讲话都长期没有被允许公开发表。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提出应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竟被称为“右倾翻案风”的一条罪状。直至毛泽东去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这篇讲话才公开于世。一个原本是正确的认识，过了二十多年才在党内和国内被确认，何等的不易!
应该说，在《论十大关系》中预计“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间”后，很快毛泽东又有进一步的设想。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时，经毛泽东审阅并同意的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其中就认为“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