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我的父亲朱自清
作者：朱乔森
“我该算是扬州人”
1898年11月22日，父亲生于江苏东海。这里是陇海铁路的终点，濒临着波涛万顷的太平洋。当时，祖父在东海做小官，几年后到高邮邵伯镇，还是做小官。父亲也跟着到了邵伯，住在一个叫做万寿宫的大院子里，这回，却是濒临着壮阔的大运河了，出门就是高高的河堤。
在邵伯，还只有四岁，父亲就由父母启蒙课读；不久，又进私塾读书。“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父亲这样说，大概他少年读书时，并不觉其苦，而是觉得“有味”的。“一切都有味”，大概也包括在邵伯，他始终记得那里一条镇河的铁牛，他常被人抱着去看它，骑它，抚摸它。他还记得一位很好的朋友——江家振，他们坐在江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
父亲六岁那一年，祖父又将全家搬到长江和大运河的交会点扬州，从此定居在扬州。父亲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又读完了中学，直到十八岁考进北京大学。得力于一位小学老师、一位中学老师的教导，启发了他对学习英语的兴趣；又得力于一位老先生，他在十三岁上做通了寓言文。这都是在扬州。我们家祖籍本是浙江绍兴，然而，正像父亲自己所说的：
“在哪儿度过童年，就算哪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风雨沉沉的夜”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是我国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年代。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年多，由于陪祖父养病，住在扬州的“史公祠”里，多次听到史可法英勇地领导扬州人民据守孤城、城陷身殉、宁死不屈的历史故事。父亲对这位民族英雄十分景仰，直到在中学读书那几年，还常到扬州城外的梅花岭去凭吊史可法的衣冠冢，写过多首凭吊的诗歌，可惜都已经散佚。他认为在列强蚕食、外寇侵入的危急存亡之秋，史可法的民族气节，是特别应当成为楷模的。他青少年时就酷爱吟诵诗歌，尤其酷爱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音韵铿锵的诗句，由于他时时背诵，连身旁幼小的弟妹，都耳熟能详了。
父亲感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并用强烈的爱国之情面对这危机；但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他还不可能看到。辛女革命前人们曾满怀希望，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这希望破灭了，一时又看不到新的出路。这几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之一。而我们家，祖父虽然在清末民初做过小官，却不喜积蓄。辛亥革命第二年，又被一个叫做“徐老虎”的军阀敲诈逼迫得几乎家破人亡，不得不卖去房产。1917年丢官后，家境便很快衰落下来。“烦忧着就将降临的败家的凶惨”，和“骨肉间的仇视(互以血眼看着)”，父亲感到当时确乎是“风雨沉沉的夜”，“前面一片荒郊”，“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他无力摆脱这种初次接触社会就尖锐感到的“在歧路中彷徨”的心情，就一心一意地刻苦读书。
考上北大
1916年秋天，父亲考上了北大文预科。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尤其是1917年蔡元培先生掌校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进一步使旧式教育向新式现代教育转变，而且由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路，更使北大在五四运动前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父亲正好这个时候在北大学习，对他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
在北大文预科，父亲进一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英文等方面的训练。1917年夏天，北大特许报考文本科的学生可以凭同等学力参试，而无须预科毕业文凭，这样，父亲提前一年考进了文本科哲学门。他本名自华，号实秋，为了跟所憎恶的社会上种种腐败和污秽划清界限，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也不同流合污，就改名自清；又感于家境败落，弟妹幼小，自己1916年底又结了婚，自觉要尽快分担起家庭的责任，就必须进一步抓紧学习，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于是，借用《韩非子·观行》中“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的典故，改字佩弦。
父亲始终保持了这次改名的初衷。他“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见《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253页)，一直到死，都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在北大读书那几年，“实在太苦了”(见父亲1925年致俞平伯的信)。冬天，只有一床破棉被，晚上睡觉，要用绳子把被子下面束起来。为了买一本新版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不得不当掉仅有的、正在身上穿着的大氅，那是结婚时祖父给他做的。父亲原打算过些时再筹钱赎出来，却始终未能如愿，多年后想起这件事，还不免有一种对祖父的负疚感。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清白做人的态度。清苦的生活，倒使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苦难，有较深切的感受。他从同情受尽压迫和屈辱的人民，终于站起来，向侵略和欺侮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了不屈的斗争。
父亲也没有违背改字“佩弦”的本意。他不仅以四年时间修完了北大预科和本科原需六年学完的课程；不仅在以后拟定了无数个读书计划，一个一个地完成；而且以不到50岁的年纪，写出了约400万字的作品。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工作，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1917年冬天；曾祖母去世，父亲回扬州奔丧，陪同祖父借钱才办了丧事。之后，父亲返校，祖父去南京谋职，至浦口车站分手。著名散文《背影》，写的就是这次分别的情景和。父亲当时的感受。
反封建的文化启蒙
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两方面，父亲对这两个方面都积极参加了，可以说，他在北大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还接受了一次准备把毕生奉献给祖国的思想洗礼。
当时的北大，确实出现了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蔡元培主持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陆续被聘来校后，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并提出种种改革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有辜鸿铭、梁漱溟、刘师培、陈汉章等公开表示对孔教的迷恋和卫护。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