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作者：王若水
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以后，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形势十分微妙。
“文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的地位，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保证中国不变色的伟大措施。1969年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正在这时，“九一三事件”像晴天霹雳，把林彪的神圣形象击得粉碎；不但如此，它还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了质疑。刘少奇千不好万不好，还没有发展到要谋害毛主席的地步啊!如果“文革”折腾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林彪这样的大坏蛋当权，那么“文革”是不是失败了?
群众在震惊之余，普遍觉得，毛主席挑选林彪做接班人是错了，当初挑选周总理就好了，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这样明说。
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周恩来大力纠“左”
林彪叛党叛国的第一个结果，是九大正式确立的毛林体制解体。
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本来，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如果要做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九大党章草案对早先的党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关修改党章的一些问题，只是在讨论时由康生做了一个发言来加以解释。可是到1973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这一回是由王洪文来做这个报告了。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表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九届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名单中，周恩来排名第四，在陈伯达之后；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和林彪之后，就按姓氏笔划为序了。这种做法以前是没有的。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九一三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做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有悔悟之意。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的来信作了指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1971年底到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月间，周恩来又批评了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接受杨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却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抵制。这里不能详述，只举一个例子：那个反对“空头政治”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文件》，就是被张春桥否定的。以后，国家计委将这个文件改写成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到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去讨论，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还说这是“光荣的孤立”。
争夺《人民日报》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他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什么让周恩来来管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瑛的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瑛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作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可见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相当多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19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地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