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
作者：谢春涛
70年代末开始了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新探索
谢春涛(以下简称谢)：建国后不久，我国就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时，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那么，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以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有没有人提出过应该对计划经济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或者中国应当搞市场经济的意见?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许多人对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集中计划体制全面建立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转远不像理论上讲的那么好，问题不少，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除了像顾准那样个别例外的情况，又几乎没有人敢于设想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当时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学界改革思想的主流，是在由国家计划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大框架下容许市场力量起某些补充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陈云针对对资本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偏差(即追求清一色的所有制结构和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管理)而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又叫“三为主、三为辅”)的主张。所谓“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是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另一个是孙冶方提出的，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意见。当时，思想禁锢是十分严重的，任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离，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不仅顾准很快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他所提出的让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这种现在看来十分精辟的意见随之湮没无闻，而且就连陈云这样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老革命家，他的意见只不过是在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旁边给市场发挥辅助作用留下一点余地，也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以后，被当作“鼓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右倾思想”和“修正主义纲领”而遭到批判。社会主义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自然更是一个严禁涉足的禁区了。
谢：“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是在什么时间?
吴：据我所知，第一次正式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7至9月间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在“四人帮”覆灭以后，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曾长期担任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从李先念后来所作的说明看，这个口号显然是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的。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应当说明，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所以，李先念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和陈云随后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讲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根据陈云意见提出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的口号，其含义是相同的。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脑海中也开始孕育市场经济的思想。不久前《百年潮》刊载的、在于光远那里发现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一年以后，当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更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摘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谢：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时就提出上述思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很多研究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能不能说邓小平那时就明确主张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邓小平在上述谈话中仍然肯定以计划经济为主，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作为补充。总的说来，那个时候要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条件都还不够成熟。当时党内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采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不过这与以前的经济观念和经济体制相比，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这样来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也充分表现了中国改革的“增量改革”特点。这就是说，不是一下子就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成市场经济，而是在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内大体上保持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架构，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开辟市场经济的新园地作为补充，两种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并存。这样做的好处是，震动小，干部也容易接受；但它也有弱点，就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互相掣肘。就像当年实行价格双轨制时的情景：同一种商品，一部分进入了市场，放开了价格，一部分则没有，还继续由国家计划控制着。这种做法一方面刺激了紧缺物资的生产，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腐败等消极现象的滋长。面对这种情况，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有些人看到了这些消极现象的危害性，却把它们归因于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于是主张限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强化国家计划。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中存在的消极现象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依然占主体地位的计划体制和由双重体制并存造成的摩擦和漏洞，因而主张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改造成市场经济(或者用俄国人的语言，叫做“商品经济”)。例如，薛暮桥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主张进行全面的“流通改革”，以便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