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所谓杨贤江“脱党”的说法与史实不符
作者：佚名
贵刊1997年第4期刊登的秦德君口述、刘淮整理的《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一文中谈到，1928年12月秦德君与茅盾一起到日本京都去找杨贤江时，“杨贤江已经脱党”。这七个字令我们家属深感惊愕，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与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主管部门对杨贤江同志所作的评价不符。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不容含糊。
杨贤江同志是浙江余姚人(现家乡已划归慈溪市)，1895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他在短促的一生中积极献身革命，对当时的学生、青年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先驱作用，在二、三十年代颇负盛名。杨贤江逝世后，他的夫人姚韵漪和许多与他在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前辈都深深怀念他，写过不少纪念文章或作过口头回忆，特别称颂他那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远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既不焦躁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品质”(夏衍语)。杨贤江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好友郑振铎在1932年的回忆文章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我常常的听见人说，某某人分离了，某某人转变了，但贤江却始终是如山岳般的坚定。”
全国解放后，有不少单位或个人曾对杨贤江同志的生平事迹进行过调查，并为他写传。主要的有：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把杨贤江列为全国500名著名党史人物之一，由华东师大贺世友撰写的《杨贤江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8卷)；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请北京的苏醒撰写的《杨贤江》(《革命烈士传》第3集)；厦门大学潘懋元(现为全国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长)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宋恩荣、厦大罗杞秀合写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国“杨研会”根据胡乔木同志指示，委托上海党史研究室金立人和贺世友合作撰写的《杨贤江传记》(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杨贤江传记》详细介绍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奉党组织命，先到日本担任中国留日学生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后返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期间，以惊人毅力勤奋工作的情景，刻划了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战士的崇高形象。
对杨贤江同志一生的功绩，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中央主管部门给予很高评价。1981年8月9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50周年大会，把他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据我们了解，这三个称号是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的。1984年2月，夏衍、叶圣陶、胡愈之、吴亮平、李一氓五位老前辈联名写信，建议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胡乔木同志立即批转教育部党组书记何东昌，表示赞成五老建议，认为“对杨贤江同志作隆重的纪念、研究和宣传都是必要的”，并提出：“鉴于多年来对我党这位革命教育工作的先驱研究、宣传过少，很多人对他不了解，建议趁一些熟悉他的同志还健在，如能指定专人，写出一部详备的杨贤江传，也是当务之急。”根据这一批示，全国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于当年9月成立，随即组织撰写了20余万字的《杨贤江传记》，编缉出版了《杨贤江纪念集》。此后，还相继出版了《杨贤江教育文集》、杨贤江文选《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和400万字的《杨贤江全集》，并开过四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在1995年4月举行的杨贤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李岚清同志在书面发言中，提出要学习和发扬杨贤江的革命精神，珍视和发展杨贤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并把它称为“国之瑰宝”。
1983年，民政部给杨贤江重新颁发了全国统一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四明山纪念馆，都把杨贤江同志作为重点来展示。慈溪市人民政府把杨贤江故居列为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正式对外开放。家乡长河镇正准备筹建杨贤江事迹陈列室。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各地家属看到《情缘》一文中“杨贤江已经脱党”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见到过的说法时，不能不引起强烈反响。我们觉得，澄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杨贤江本人负责，更是对党史负责，对中央领导和所有关注、研究、宣传杨贤江的部门和同志负责。
《杨贤江传记》作者之一金立人的来信(摘要)
杨贤江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是奉命到日本的，既是避国民党的通缉，也负有使命：担任中共留日学生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开辟从日本到苏联的安全交通线。有好些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在《董必武传记》中根据董老口述所写的这样一段：“1928年元月，董必武抵日……。日本当局多次派军警捉拿董必武等，未被捕获。董必武本想返国，钱介磐到东京后，和东京留学生负责人、党的负责人杨贤江接上关系。根据党的决定，董必武和钱介磐同往苏联。”
1929年5月，杨贤江奉中共中央组织部之命回国，原是为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回国以后，正面临党内出现反对派，他就被安排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担任了党中央为一部分反对派干部成立的特别支部的书记。支部会议由中共江苏省委派来代表，同反对派进行辩论。据当时中央机关报的编委郑超麟回忆：杨贤江是会议的主持人，他尽最大努力教育挽救反对派的参与者，因此在重大问题上轻易不作结论。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反对派拒不接受中央路线，并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郑超麟说，他提出抗议，认为开除的手续不合法，“但支部书记杨贤江此次确定了态度；他站在中央意见方面，他又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当开除的。”(见《郑超麟回忆录》第233—234页)
这个特别支部于11月底结束后，杨贤江调到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接证明有吴亮平、李一氓、潘汉年。吴亮平说：“我直接与杨贤江同志在一起工作是一九二九年末。那时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宣部工作，并且代表中宣部参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当时文委的负责人是潘汉年。杨贤江是文委委员”。(《杨贤江纪念集》第72页)当时同为文委委员的李一氓说：“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那样穷困，从不曾见着他(指杨贤江)发一些牢骚，有点什么意见。党的工作，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做……并且按月自动交纳党费。……贤江同志在日本死后火葬的骨灰，是我去把他搬回来的。”(1949年8月9日《光明日报》)当时的文委书记潘汉年说：“贤江同志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品质，堪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1949年8月9日《解放日报》)这些材料都证明，杨贤江在大革命失败后，无论在日本还是回到上海，直至逝世，他都是共产党员。
编者的话
接到杨贤江烈士家属的来信后，我们十分重视，当即转给《情缘》一文的整理者刘淮女士，要求她向秦德君老人认真核实，并做出书面答复。我们也进一步查阅了有关党史资料，并就此事进行了认真研究。
刘淮与秦德君联系后告诉我们，老人说自己已逾九十高龄，确实记忆模糊了。有关杨贤江同志的情况，当然应以党史部门的记载为准，我们写错了就应该更正，并为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向烈士家属深深道歉。
刘淮也写来了书面答复。她说，她是从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中看到杨贤江“何尝不是脱党”的字样，经征得秦德君同意后，在《情缘》文中写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杨贤江已经脱党”的。她说：“由于自己对党史没有研究，没有查阅更多的资料多方印证，以致严重违背了史实，损害了这位革命老前辈的政治声誉。……我为这一重大失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为此，恳望贵刊向杨贤江同志的亲属转达我深深的歉意，并在刊物上郑重纠正，挽回影响。”
编者认为，杨贤江烈士家属和金立犬同志的来信，及时地指出了我们在编审稿件中这一失查之误，是对本刊的真诚帮助和爱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诚恳接受批评，决心引为教训，切实改进工作。今后对涉及历史人物的回忆文章，在审稿时一定要更加慎重负责，以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对于这一违背史实，有损革命烈士光辉形象的严重失误，我们除向杨贤江同志家属、有关各方和广大读者深致歉意外，特在此郑重声明更正，并恳望所有曾转摘《情缘》一文的兄弟报刊都尽快予以更正，最大限度地消除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