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浪迹祁连找红军
作者：欧阳毅
西路军失败了，成立了左支队、右支队、干部游击支队和若干小游击队，各找出路。
西路军保卫局长曾传六，出发之前要安排自己的部下，他委婉地探询式地对我说，“欧阳毅同志，成立了干部游击支队，你看怎么样?”
怎么样?我当然明白曾局长的弦外之音。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嘛，干部游击队我可以去嘛，什么时候走呢？”
见我这样痛快，曾传六倒有些意外：“噢，好好，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他从兜里取出十块法币，交给我说：“这点钱带着，路上有用。”
很慷慨，也很悲凉，有点发“遣散费”的味道。那时候还不习惯领薪水的我，也不愿意接受“遣散费”。我把十块法币推回去，说：“我不要。要钱有什么用！”
曾传六硬塞给了我：“拿着吧，部队失败了，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兜里有点钱能活命呀！”
第二天，我揣着这笔不小的“财富”，到干部游击支队去报到，并将十块法币从兜里取出来交公，按红军的老规矩办。但支队长和政委还是要我保存。
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兼政委是曾日三，他原是五军团代理政委，后为总政治部敌工部长。副主席兼支队长是原五局侦察科长毕占云，是我的部下。委员有张琴秋、我、刘瑞龙、张然和等。军、师干部就有好几个，精英成堆，要是去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几个军的队伍很快就可以拉起来。可是眼下却是蛟龙困浅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能供我们指挥的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一个官指挥一些有枪无弹的兵，有什么战斗力?能打什么游击呢?连逃命都困难。为此，军政委员会开会研究游击支队的行动方向。讨论了半天，大家认为：“从整个前途看，成立干部游击支队没有必要，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怎么能打仗?还不如各回原单位，跟战斗部队走。”
他们公推我为代表，去向总部反映我们的意见。
总部首长陈昌浩、徐向前已离开部队了，现在负责的是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程世才等。我跟李卓然熟，他长征时任五军团政委，我是五军团的保卫局长，工作接触多。我便把干部游击支队领导人的意见向他汇报了。李卓然本人没有什么意见，但说他一个人不能改变决定，必须经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研究。研究的结果，产生一个折衷方案，要我们跟随在大队伍的后面，隔半天的行程前进。
我回去传达了这个折衷方案，大家不仅感到绝望，还有些愤慨，纷纷嚷道：“为什么要隔半天行程?发生什么问题，要与大队联系都非常困难，这完全是把我们当掩护部队呀!敌人追来先打我们，我们又不能作战，还不是等死!算了，我们单独行动吧，叫我们游击就游击，干到哪天算哪天!”
我们的情绪虽有些消极，却很真实。全军失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原也不足为怪。被抛弃的感觉，不仅伤员有，一般干部和战士有，就是高级干部也在所难免。事实上，为了整体利益也的确抛弃了一部分同志。
曾日三、毕占云率领着100多人的游击支队，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转圈，以便能找到一个山口突围出去。可是每一个山口都被敌人死死地封锁住，插翅难飞。
幸元林率领的一个小游击队在祁连山活动，难于坚持了。他听说干部游击支队在附近，便派人来联系，要求把他的游击队归人干部支队，以摆脱困境。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是不愿多带人走，但曾日三等考虑，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突围的力量，多带一个人突围出去便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于是决定派我去收编这支游击队。
这天下午，我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骑马出发了。当天晚上，我住在幸元林的游击队里，商量改编事宜。不知是第几根神经传导，这一夜我眼皮直跳，耳朵发烧，预感不妙。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与幸元林正在研究整编细节，我的警卫员小宋就喊叫起来：“局长，不得了!支队长跑来了，跑得好快呀！后面还有敌人骑兵追哩!”
我高度近视，只听到马蹄响，看不清人影子。我意识到发生了意外事故，本能地命令幸元林率领小游击队占领前面的小山坡，堵截敌人。
一片混乱的马蹄声，敲鼓似地敲击着我的耳膜，敌人迫近了。还没等我把话跟幸元林说完，机警的马夫不由分说就同警卫员一起把我抱上了马，狠抽了一下马屁股。我的坐骑奔驰起来，与发疯似地跑过来的毕占云、张然和的马成了平行线。
“老毕，出了什么事啦?”我迫不及待地问。
“呼哧呼哧……”毕占云只顾喘，只顾跑，顾不上回答。
“曾政委呢?”
“呼哧呼哧…”
我也不问了，跟着跑。三匹马都跑直了尾巴。敌人的骑兵遭到幸元林游击队的抵抗，迟滞了一会儿，但接着又风驰电掣般追过来了。
我们跑到了山跟前，马蹄被陡峭的山崖挡住了。我们下了马，牵马登山。山太陡，马蹄直打滑，我们只好把马丢掉，连马鞍子上的东西也顾不上取下，就自己上了山。
毕占云身体好，跑得快，呼哧呼哧地跑到了山半腰。我在后面喊道：“谁也不许跑!谁跑枪毙谁!为什么不抵抗?要死死一块！”我这话显然是对着毕占云的。我与张然和利用一块石头，居高临下地向敌人射击。毕占云也回过头来打了一阵子。见敌人不追了，我们又向山顶攀去。
奇怪，敌人怎么不追了?我回头一看，敌人正忙着抢东西哩!我们的全部财产都在马鞍子上，马丢了，财产也丢了，敌人正吵吵闹闹地瓜分我们马鞍上的“财富”，也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敌人也明白用不着再迫，只要在山下围着，让我们下不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我们冻死在山顶。
山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冰雪和石头。我们三人和毕占云带出的几个侦察员，冷得抖成一团，呼出的热气立即冻成了冰溜子。我们抱在一起开了个小会，一致认为在山顶过夜非冻僵不可，必须乘着夜色掩护逃下山去。
已是黄昏时刻，山里的冬天黑得早，我们朝山下一望，环山全是簇簇篝火，像一条火龙箍死在山脚，连篝火旁边游动着的哨兵都一目了然。包围得这样严密，如何逃得出去?
我们顺着篝火仔细看去，才发现火龙有缺口，悬崖下面既没有篝火，也没有哨兵。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松了一口气。待天黑尽之后，我们便从陡崖无路的地方，连滚带爬下了山，绕过哨兵，溜出了包围圈。
下了山，朝北走，过了河，我们叩开一户牧人的帐篷，想讨点吃的。帐篷里住着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像是藏民。女的很热情，拿出糌粑和羊肉给我们吃。张然和给了她一点珊瑚、玛瑙作为酬谢，女主人喜出望外，对我们更热情了。张然和是爪哇人，个子矮，脸黑，很像藏民，他利用长相的优势与牧民套近乎，索性认女主人为干妈，为游击支队的残兵败将争得了吃喝和短暂的安全。
我们赢得了一夜的喘息时间。睡觉之前，我才顾得打听干部游击支队失败的经过。
原来，在我去收编幸元林游击队的那天晚上，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打到了支队部。曾日三、毕占云率领支队仓促应战，抵挡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