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幸免被捕
作者：刘 炼
当时胡风作为党外进步作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先生交往甚深。周扬当时是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受到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党内文学工作者的“围攻”。干之知道周扬与胡风的私人关系不好，但始终认为这桩“公案”应作为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分歧来解决。
干之时任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党组成员，周扬是中央文委负责人，主管上海文化界的工作，所以他同周扬有不少工作上的往来。1935年干之流亡日本期间，曾介绍林基路(即林为梁，1930年干之在台山开办暑期讲习班时的学生)到上海找到周扬，与国内文化总同盟接上联系，建立了东京的中国文总。1936年干之回国后，周扬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并鼓励他可以公开写文章了。自此，干之开始用“何干之”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卢沟桥事变后，他又和周扬、艾思奇、李初梨、林基路等人一道，奉中央调令奔赴延安。所以干之与周扬的关系，正如1983年周扬给我的信中所说：“过从甚密”。至于胡风，尽管干之与他只有数面之交，而且离开上海后再无往来，但他对胡风的看法与周扬不同，始终认为胡风是参加过左联的进步作家，应当团结。
解放后，干之与胡风有过一些接触。于之在华北大学工作期间，有一位哲学教员谢韬(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做过新闻记者，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能言善辩，才思敏捷，很受干之器重，他也很敬重干之，两人的关系非常好。1949年7月谢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认识了胡风，彼此谈得很投机，胡风对他颇有好感，以后就有些来往。因此，谢韬在与干之闲谈中，有时讲到胡风，例如有关胡风进三十万言书的事，就是谢韬告诉干之的。
周恩来希望文艺界开个会沟通思想，周扬要胡风先检查自己
据谢韬讲，1952年胡风到北京求见周恩来，两人谈了五个半小时之久，为此乔冠华还责怪胡风占用总理的时间太长了。事后胡风告诉谢韬说，周总理是一位谙熟文艺、理解文化人的好领导，他向总理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文艺和文艺界现状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周总理至少对他的两点见解表示赞同：一是批评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认为如果一味要求文学作品图解党的政策，那么这种作品一定是苍白的；二是指出以政治代替文艺创作的观点，是一种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当年苏联提倡的拉普文学就有这种倾向，如今人家都改正了，而我们还奉为至宝。在胡风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的论述时，周总理还特地找出书来，查到了一段原文：“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建国不久，百废待兴，总理的工作非常繁忙，不可能用更多的精力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请他把意见写下来送给中央研究；一是希望文艺界各方人士座谈一次，沟通思想。这次谈话使胡风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向党系统陈述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这大概就是他后来向中央进三十万言书的背景。
想不到不久周扬找胡风谈话，要他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然后再安排工作。总理指示召开的沟通思想的座谈会，后来也走了样，变成了对胡风的批判，这更增加了胡风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1954年3月他到北京后，就开始起草给中央的长信。在写信过程中，他曾就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问题找谢韬研究、请教。
谢韬也常对干之谈起胡风倔强的性格，他与周扬的矛盾，以及迟迟不能安排工作等情况。当时中宣部(周扬任副部长)提出三个职务让胡风选择：一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一是到田间主持的作家讲习班授课；一是到清华大学任文学教授。按胡风在文艺界的资历和水平，这几种安排显然都不尽适当，以至胡风认为是对他的压制而没有接受。了解到这些情况，干之表示应劝劝胡风不要过于固执己见，应从大局出发，服从组织安排。谢韬认为自己年纪小，人微言轻，如果干之能亲自去做胡风的工作，也许会起些作用。于是，干之就在谢韬陪同下去看望了胡风，以后还带我一起去过一次。
那是1954年春的一天，我们到商店买东西，路过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宿舍，干之说胡风就住在这里，要我和他一道去看看他。我是从鲁迅著作中知道胡风其人的，所以很有兴趣去见见他。胡风住的房间很小，陈设极简单，一床一桌几把椅子。他个子不高，头发稀疏，脸色阴沉。他见了干之非常热情，但对我似乎很冷淡，我想也许是大作家的缘故吧，也就没太在意，坐在一边听他们谈话。胡风先谈了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情绪很激动，表示不能去《人民文学》，他说：“当副主编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文艺主张，怎么工作?决不能干。”接着他又说，三十年代在上海时还有编刊物的自由，现在很想找几个朋友办个同人杂志。干之语气和缓地劝他说，对工作安排不太满意没有关系，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以后再设法调动，长期悬着总不是办法。干之还劝他不要和上面顶，说周扬等同志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对他们的批评不同意可以慢慢讨论，办同人杂志恐怕行不通。现在不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在党的领导下是不允许办这类刊物的，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他还劝胡风说话办事要慎重，最好不要给中央写什么信。胡风点点头，紧锁眉头说了一句：“观点相左，难于合作。”这次谈话时间不长，最后胡风对干之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表示感谢干之的帮助和理解，并说干之学识渊博，如能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将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希望以后有什么问题能再向干之讨教。临走时，他送给干之一本1948年出版的他的《论现实主义之路》。出来之后，我问胡风和周扬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干之说，他们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打过笔墨官司，现在关系还是搞不好。胡风个性很强，文艺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而且无视现在的文艺领导，所以很难合作。他不服从党的安排是行不通的。
干之对胡风某些观点并不赞同，但认为有些见解还是可取的
后来干之和胡风又见过几次面，大都是和谢韬一起去的。他们谈话的内容，干之对我讲过的一二。除上述方面以外，还涉及到一些过去文艺界中的矛盾和人际关系。干之说他们之间的芥蒂很深，不单是个人成见，主要是文艺观点上有很大分歧。胡风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