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
作者：李慎之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载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一段：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个在当年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同志。
我们这番话是在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林克本人自1949年北京解放时起就一直在我手下工作，1954年秋天在《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案：1955年3月1日以后，《参考消息》由刊物型的十六开八版改为报纸型。另办刊物型的《参考资料》，版面无一定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在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七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对我讲，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因应之道。仿照苏共的制度，党内有资格经常列席书记处会议的，本来只有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同志一人，但是第一，邓拓虽然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可是从未涉猎过国际问题；第二，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人民日报》到那时在这方面还毫无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每天开会要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不免遭致不满与批评。毛主席因此特别指名要吴冷西代替邓拓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曾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而为他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华社的国际部。今天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五十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等工作，完全在我个人的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要追求时效，我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32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一百二十块十六开的版面，尽管是老五号字，大致算起来每天也有二十三四万字左右，数量是很大的。我当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冷西去中南海开会前后经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大部分时候就是找我去汇报。与此同时，他也当然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指导。
整个1956年，是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宽松的一年。高饶事件与先是反胡风集团的斗争、后又扩大为肃反的运动，都随着1955年过去了，也就是毛主席后来说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这一年开头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然后又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了。3月份的苏共二十大推倒了斯大林，在许多人心目中也去除了不少思想上的压力。接着就是4月份毛主席发表有很多新思想的《论十大关系》。5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进一步使更多的人心情舒畅、思想活泼。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还自以为是在想毛主席之所想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的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的话来说，是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se-lective eyes或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他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一味强调专政，终致陷入(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所说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毛主席当时讲的有些话是极而言之，但是我却信以为真了。例如，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向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至于毛主席引用王风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是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我还因此而明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