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鲁迅三过香港
作者：陈漱渝
第一回是这年的1月17日，他由厦门赴广州途中路过香港，照例停泊一宵。他住的是船上两人一房的“唐餐间”，跟他同舱的一位台湾丝绸商上岸去了，使他暂时得到了“独霸一间”的安宁。这天，给许广平写完信，已经是夜十时，他信步迈上甲板，只见月色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香港好像一颗圆润的珍珠，在碧波间沉浮，在夜雾里闪光……
是的，香港确曾是祖国襟前一枚璀灿的明珠，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它却脱离了祖国母亲的锦衣云裳，成了“英人的乐园”。这里有不夜的城，也有难明的夜……历史严峻的结论是：落后，必然挨打；昏庸，岂能御强。民族自尊心极强的鲁迅每当想起这一切，近百年的屈辱就如同一根粗大的木杵，在痛捣他的肝肠。他当时不可能想到，二十一年后，即1948年10月，他的爱人和爱子正是经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的，他也没有幸运盼到香港重回祖国母亲怀抱的幸福的历史时刻。
第二回是在同年2月18日。当时，香港这个畸形发展的都埠上空，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氤氲。主宰这块土地的殖民主义者和寓居这里的遗老遗少，都跻跻跄跄地一齐祝圣。南朝《文选》中有这样的句子：“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清朝末年，反清革命志士曾集录这四句话来表达“驱除鞑虏”、“光复旧物”的决心。不料二十年后，这四句话却被英国籍的“港督”金文泰借用来鼓吹复古，“保存国粹”了。鲁迅懂得，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提倡“保古”，无非是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这虽然可恶，却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毕竟是侵略者，而香港孔圣会的诸公也跟着鼓噪，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正在这时，担任《中华民报》总编辑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黄新彦博士，以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邀请鲁迅讲演。鲁迅欣然同意。他在许广平的的陪同下，带着不曾痊愈的脚伤，渡海前往香港。在船上，鲁迅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船员。他担心鲁迅赴港之后会遭谋害。为了使鲁迅不致无端横死，他一路上都在替鲁迅谋划：禁止上岸时如何脱身，到埠被捕拿时如何逃走，临时遇险可到什么地方暂避……鲁迅虽然觉得他未免有些神经过敏，却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这位不知名的船员，不正是香港爱国同胞的一个代表么?他们生活的土地虽已被英国侵略者用洋枪大炮强夺，但他们的滚滚血脉仍然与祖国的心脏相通，与同胞的骨肉相连……
鲁迅讲演的地点在香港荷理活道必列者士街51号的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前，港英当局传讯了主办团体的一位工作人员，询问请鲁迅讲演的用意何在。后来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了四分之一的入场券，向主持者暗示这一部分“听众”并不单纯，妄图迫使主持者取消这场演讲会；如果不成，就把他们索取的入场券冻结起来，以达到减少听众入场的目的。但是，反对者的企图未能得逞。香港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和一些中年文艺界人士，纷纷冒着大雨前来听鲁迅讲演，把能容纳五六百人的青年会小礼堂挤得满满的，还有不少人一直站着听讲。
鲁迅在香港共做了两次讲演：一次是2月18日，讲题为《无声的中国》；第二次是2月19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有的听众至今仍然记得，鲁迅身着浅灰色布长衫，穿一双陈嘉庚黑帆布胶鞋。讲演前在休息室不停地吸着廉价的美丽牌香烟，似乎是在为讲演“加油充气”。他讲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一般的香港青年听众很不好懂，原是广东人而又深刻理解鲁迅讲话神髓的许广平担任翻泽，把鲁迅的讲词活泼传神地译成粤语，所以听众精神非常专注，自始至终都保持了热烈饱满的情绪。
鲁迅在两次讲演中，都尖锐揭露了殖民者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僵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思想以强化其统治的政治企图。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鲁迅指出：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大多数的人们不懂得，结果等于无声。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以《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的讲演中，鲁迅特意提起蒙古人征服宋朝后，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现在听说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他们哪里是真正尊重中国的旧文化呢?不过是利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来统治我们这个民族。鲁迅的讲演，深为港英当局所忌恨。他们禁止香港各报刊登载鲁迅的讲词，交涉的结果，是删改了许多。香港的文学青年遗憾地对鲁迅说，香港的文坛实在太冷落了，万籁无声，好比“沙漠之区”。鲁迅却鼓励他们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鲁迅第三次来到香港，是在由广州赴上海途中。9月28日午后，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前来“查关”。鲁迅携带的六只书箱和衣箱放在房舱里，另外十只书箱放在统舱。检查员驾到，使鲁迅感到不安，因为这些箱子被人翻动之后，重新整理捆扎需要大半天。事态发展果不出鲁迅之所料，脸色铁青的检查员将第一只书箱翻搅一通，松动的书籍便高出箱面六七寸了。这种检查法使鲁迅感到委实可怕：如果照此办理，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四五个小时。迫于无奈，鲁迅便低声问道：“可以不看么?”检查员也低声回答道：“给我十块钱。”鲁迅一时还不想献出十元一张的整票，便还价说：“两块。”协议没有达成，检查员又打开第二只书箱，如法炮制了一通，一箱书又变成一箱半。接着是一面检查，一面议价。鲁迅将价钱添到五元，检查员将要价减到七元，谈判又陷于僵局。结果，鲁迅放在统舱的八只书箱全被翻得乱七八糟，另两只未动的，是别人托带的东西。鲁迅正准备在统舱收拾乱书，检查员又到鲁迅的房舱去了。这回是由捣乱到毁坏：装鱼肝油的纸匣被撕碎，茶叶瓶上被铁签钻了个洞，装饼干的坛子封口也被挖开……最后还是迫使鲁迅掏出一包十元整封的银角子，检查员才耀武扬威地离开了这间烟尘陡乱的舱房。 1927年9月29日下午，鲁迅乘坐的“山东”轮终于在喋喋喧响的涛声中，离开了他视为“畏途”的香港。然而，鲁迅在香港播下的新文学种子却在生根、发芽、绽苞……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日，香港报纸多刊出这一噩耗。《大众日报》盛赞鲁迅“不但是中国文坛的巨人，而且是东方弱小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同年11月11日，香港文化界发起的鲁迅追悼大会，就在鲁迅曾经发表讲演的青年会礼堂举行。会场正面挂鲁迅像，左右悬挂着写有“民族革命斗士”、“国际文学导师”的条幅。香港文艺协会敬献的挽联上写着：“光明与黑暗拼命的紧急关头为什么先生遽尔死去，为真理为自由当本着先生的倔强精神作进一步斗争。”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挽联写的是：“青眼观人，白眼观世，一去尘寰，灵犀顿暗；热心做事，冷眼做文，长留海宇，锋刃犹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