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我与顾准的交往
作者：邢小群
吴：顾准1956年和1962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其实只是在他第二次来所，特别是1968年在河南明港干校，我们才相熟而且相知起来。
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初来的时候，担任我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留下的经济学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的。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规律。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企业改革。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平上，所以可以说对顾准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
就在这期间，所里爆发了一场青年人和党支部领导之间关于“向科学进军”问题的争论。同时，当时经济所的一位领导人在审干中被怀疑有什么“历史关节问题”；于是，上面考虑更换经济所的领导，有意让顾准当副所长，代理所长。但是，当时将被取代的一位领导成员，恰好是顾准参加革命时的直接领导。顾准觉得由他来取代老领导，不符合中国人做人的准则，便要求调离经济所。中国科学院领导上同意了顾准的要求，把他调到了科学院所属的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是由科学院副院长竺可祯兼任的)。顾准在综考会大概就办了一件事，即与苏联科学院生产力配置委员会联合进行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可是就在这项工作中惹出了麻烦。
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却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采取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谨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论记下来，报到北京去。正赶上“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时也因为“严重右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顾准的具体过程，只知道在科学院范围内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当然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他后来对我说：1957年那次当“右派”纯属“误会”，戴上“右派”帽子促使他重新思考，思想发生不少变化，对“左”的那一套开始有了认识，所以第二次在1964年因为批评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倒不是误会了。
1962年他“摘掉右派帽子”之后，由于他的老友孙冶方的安排，回到经济研究所，分配在政治经济学组工作。这时顾准的思想已经变得很成熟。他后来说过，1952年在上海被免职时，思想还是相当正统的，只认为是被个别人挟嫌报复，并没有想到在制度上有什么问题。后来当了“右派”下放劳动，接触了农民，看到他们与城里官员过的天差地别的生活，联系到党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才有了认真的反思，逐渐意识到夺取政权、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存在一个“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邢：第二次来经济所以后你们的关系怎样?
吴：我那时自认为属于力求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理解他的想法。他那时主要搞自己的翻译，跟我们也不太往来。
邢：当时“摘帽右派”也不能搞研究，只能搞资料吗?
吴：那倒不是。据我观察，他和孙冶方是生死之交，孙冶方对他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只要孙当所长，还能保护他。这段时间顾准主要的兴趣是读书，搞翻译。他翻译了好些书，比如熊彼特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就是那时翻译的。不过这种状况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64年夏天批判孙冶方一开始，首先就拿孙的老朋友们开刀，一个是骆耕漠，一个就是顾准。拿他们开刀的目的，是想说明孙的朋友都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当时顾准的一位外甥在清华大学办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外甥交代了顾准平时谈到的一些想法，于是就说顾准是这个“反动小集团”的“黑后台”，给他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那个年代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例如，在孙冶方的罪状里有一条叫做“里通外国”，根据是1958年大跃进时，原来国家统计局的苏联专家、苏联国家统计局平衡司司长索波里访问中国，问起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孙冶方用俄语讲了一句“头脑发热”，后来被人揭发，就成了孙冶方“里通外国”的证据。至于我，当时积极参加运动，不但对顾准很“左”，还批判过自己的老师孙冶方。虽然孙冶方对我们这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年轻人很宽容，当1975年他从监狱出来，我去看望他，并代表周叔莲向他道歉的时候，冶方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事你们不要再提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却不能不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的错误态度，引为终身的教训。
邢：那么，后来你们怎么接近起来的呢?
吴：我开始比较理解他，是1969年以后的事情。那时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河南信阳专区的息县干校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到劳改队劳动，开始和他朝夕相处。
“文化大革命”以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分成了三派，一派叫“联队”，一派叫“总队”，还有一派叫“大批判指挥部”，我自己属于第三派。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三派之间一直打来打去。
邢：那时顾准干什么呢?
吴：顾准因为是“死老虎”，不在矛盾的中心，就有可能在旁边看。在林彪死了以后，管制大大放松了，他对经济所几派的头头都讲过，你们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夺你的权，自认为在搞革命，光荣得很，其实不过是给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