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夜读抄二则
作者：邵燕祥
近来只读了两本外国小说，偏偏都是苏俄的。一是《骑兵军》，一是《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后者是普拉东诺夫小说的选集，徐振亚译。许多读者可能跟我一样。对这位生卒于1899年－1951年的苏联作家感到陌生。这不奇怪。他在1929年写的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被人怀疑为影射最高领袖而受到严厉批判，其后，真实反映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生活的《立此存照(贫农纪事)》，更招致斯大林破口大骂作者是“混蛋”、“畜牲”。刊登作品的杂志主编法捷耶夫也遭到训斥。在大清洗的年代。普拉东诺夫上了安全部门的黑名单。他幸免于监禁、流放、枪毙的厄运。但他的独生子、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却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捕，受尽折磨而夭折，作家心里明白这是代他受过。那时他的作品根本不能出版。断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困境。纳粹入侵后。他得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前线。以他的勇敢行动和手中的笔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获得胜利奖章。战后的1946年，他发表了小说《伊凡诺夫的家庭》(后来改名《回归》)，最早触及战争给苏联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比另一战争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一个人的遭遇》早发了十年；然而作者和读者都没料到的是。这篇小说居然遭到围剿。被说成是“厚颜无耻的人”对苏联家庭和苏联人民的“诬蔑”。从此。这位大作家只能靠搞点小改编勉强糊口了。
小说集共收了七篇中短篇小说，包括他的代表作《基坑》，《回归》，还有写爱情的经典之作《弗罗》(拍了电影，还选人中学语文课本)等。而有关作家本人的事情。是看了译后记才知道的。编辑手记引用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逝世前一年即1967年说过的话：“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而封杀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正是当时当地的权力者愚民的需要。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珠玑之作，竟冰封又尘封了几十年。中译者徐振亚先生不胜痛心地宣告：“1951年1月5日，普拉东诺夫这位忧国忧民、为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增添了奇异光彩的作家，在贫病交加中。在文学院扫院子工人的岗位上。凄凉地走完了自己艰难崎岖的人生道路。” 普拉东诺夫写作，挨批，受处罚，再写作，再挨批，再受处罚……这样的经历。对于中国文学界的过来人。绝大多数都是亲历亲经。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群。至少也是看到听到过的。从一个模式出来。大同小异而已。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早在上世纪加年代后期，在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文学院是作协的下属机构，——竟已开让作家从事扫地劳动的先河。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暴风骤雨”中。勒令作家、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医生、教师和机关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们投笔而扫地，扫街扫楼道扫厕所。我曾经以为是“我们”独有的“新生事物”。却原来仍是步“老大哥”的后尘罢了。
忽然想起，1934年，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里，就曾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不知道当时鲁迅是否从什么渠道(也许就是曹靖华的介绍)。了解到苏联有过命“另册”人物扫地的前例。但也许只是鲁迅灵机一动，竟一语成谶了。
考证谁是把“扫地”作为惩罚手段的始作俑者，似乎已没有什么意义。但我想起也是从鲁迅那时代就常有人念叨的一句西谚，日：“日光之下无新事”。在一个国度里固然。若以世界眼光观之。恐怕许多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口号”。“新举措”，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比如我们这里有过的“工宣队”，“军宣队”，跟这以前历次运动中的“工作组”，“工作队”，是不是一脉相承?而早年的例如“土改工作队”，“统购统销工作队”……跟俄国十月革命后主要以工人党员为骨干的“余粮征集队”之类，在构成、功能乃至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各方面，就没有借鉴关系吗?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既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就没有任何变化。一代代人都要强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不过“天不变，道亦不变”，翻译成辩证唯物论的习惯用语。就是“本质不变”。至于枝枝节节的表现。则是“万变不离其宗”。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或说，各有工拙不同就是了。
希特勒的伎俩
从晚报上读到新华社专稿，赵卓昀先生报道了希特勒的一件旧事：阿道夫·希特勒1939年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设立了所谓神学研究中心，篡改《圣经》，不但把所有关于犹太人的内容大砍大删，把“摩西十诫”改成了“纳粹十二诫”。更抹去耶稣的犹太人身份。篡改为跟德国人一样的“优等民族”雅利安人。
这本纳粹版《圣经》改名《德国与主同在》，跟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并列为当时德国人必读的两本书。这还不够。1941年又送往当时纳粹统治下欧洲各地的教会，推进教会的纳粹化。
在希特勒以纳粹意识形态进行精神控制的进程中。连在教堂里吟唱的赞美诗也难以幸免，因而在顶替《摩西十诫》的不伦不类的《纳粹十二诫》中，塞进了“尊敬你的元首和主人”和“快乐地为人民工作和牺牲”就不奇怪了，前者是要你做“元首和主人”的恭顺的奴才。后者是进一步要你去为“人民”(应读为元首和主人)作“牺牲”。并且是“快乐地”!
读到这则报道，感到似曾相识。原来这并非希特勒的首创。早在十四世纪中国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这么干过。古代中国的孔孟之书，就是当时的圣经贤传。而朱元璋看不惯孟子书中的一些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便充分动用他手中的皇权，加以大砍大删，不能禁绝之，乃以《孟子节文》行世。我读古书不多，这件轶闻。是二十年前从高旅先生文中得知的。
难道希特勒读过中国野史、清人笔记。从那里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吗?当然不是。仅由这一件看似雷同的小事。就见出古今中外大权在握的独夫寡头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这些权力者相信自己掌握的权力。要用这份权力控制人们的心理、思想、感情等全部精神世界。他们想望的，是登高一呼，天下响应，万众臣服，众口一词。希特勒觉得《圣经》妨碍他消灭犹太人的大计，朱元璋觉得《孟子》有些话挑战他的权威；他们不是不想从根本上把《圣经》、《孟子》消灭，但大独裁者的希特勒也无法在一夜间改变德国人以至全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心毒手辣的朱元璋也无法完全消除“亚圣”盂轲在读书人以至老百姓中的影响，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个是不能消灭就“纳粹化”，一个是不能消灭就加以删节，总之是篡改吧。那些统治者最怕的是遭遇异己者的“篡权”，但他们对形诸文字的异己思想。却又动用“篡改”的刀斧。一个“篡”字，几重意义，因人而异，功能不同。
然而，这样由上而下雷厉风行的篡改，收效怎么样呢?据说这本1941年由德国魏玛一家出版公司印刷送往欧洲各国的纳粹版《圣经》，战后多半已被销毁。引起这一话题的。是最近偶然发现了其中的一本。至于明版的《孟子节文》，世上不知还有存货否也。
寄语当下热心收藏的朋友们，请留心中外古今篡改历史、篡改历史性经典的各类版本。大多数人会嫌恶而唾弃之。但它们作为文物。肯定是会在收藏品市场上不断升值的。
【陈文涛荐自《温州晚报》2006年9月2日、9日／云 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