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赃乱死多门
作者：王春瑜
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意义。
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半途而废告终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秩被迫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呕心沥血实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场政治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深刻地警示后人，勿重蹈覆辙。
教训之一，是张居正固然也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也不干净。
明朝中叶后，政风十分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民脂民膏尽人私囊。严嵩垮台被抄家时，竟抄出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它珍宝多得不可胜数。“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的结果，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嘉靖末年，太仓存银竟不到十万两，真是岌岌乎殆哉。
作为一个杰出的改革家，张居正当然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他在隆庆年间所上著名奏疏《陈六事疏》中，即尖锐地指出，“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极力倡导廉政。同时，它认为必须惩治贪污，并将惩贪与巩固边防相结合。他建议：。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为实边之一助。“(《张太岳集》卷三十六)在他主政后，不仅一再强调。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大力整顿吏治。而且还抓了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云南黔国公沐朝弼，谋害亲子，与嫂通奸，“视人命如草菅，通夷、占军、谋财、夺产，贻害地方，不止一端”(《明神宗实录》卷四)。对这样一个罪恶多端的腐败分子，本当早该逮捕法办，但朝中官员感到他是开国功臣西平侯沐英的后代，不敢下手。张居正断然“驰使缚之”(《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张居正传》)，绳之以法。辽王朱宪的荒淫歹毒，更令人发指。他公然“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活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辉人耳……”(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三)，张居正明知这是皇亲国戚，老虎屁股摸不得，但还是与朱宪进行了斗争，尽管其中情节复杂，后来张居正为此遭来严重祸害，但对朱宪毕竟是沉重的打击。
但是，张居正在改革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赋税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而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明史．海瑞传)说：“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贿，也受贿。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冯保贪财好色，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它珍玩尤多。(佚名：《天水冰山灵》附录《籍没张居正数》)。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盲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的收入，后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无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顽固势力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事业的突破口。万历皇帝在没收了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益心艳之。”这也是抄张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从张居正家虽未抄出如万历皇帝想象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十九点五八万两，另有很多良田。这决不是张居正的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张居正的个人生活，也很奢侈、糜烂。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着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明·焦：《玉堂丛话》卷八)甚至大吃海狗肾，“竟以此病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张居正的这种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是给改革事业抹黑。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一百四十九)。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胡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看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轻不轻。同样是改革家的北宋范仲淹，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三百一十四本传)，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则，不是仅仅用以教育别人的，自身就是个“吾道一以贯之。的忠实实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十分俭朴，穿着普通服装，吃着家常便饭，衣服脏了不洗，脸有污垢未净，他都无所谓(《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本传)。守旧派攻击他是作伪，但休想捞到一根王安石贪污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狱，被抄家，但除了“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一百四十九本传)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后世效法的楷模。
[翟明荐自《大公报》2006年4月20日／李二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