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起哄

作者：孙贵颂

　　
　　以我有限的观察视野来判断，中国人有喜欢起哄的习惯。
　　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贫困且枯燥。到地里干活，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辩和争吵。开始的时候，大家非但不管，反而在旁边幸灾乐祸，煽风点火，任由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唇枪舌剑。因为有人在旁边瞅着，哪一方也得顾及面子，于是不管有理没理，谁也不肯退让。声音越吵越高，距离越来越近，最后就动起了拳头，打得鼻青脸肿。看客得到了满足，这才七嘴八舌地劝说一番，生拉硬扯地将双方分开。这有一个说法，叫“看光景”。北京人称之为“起哄架秧子”。
　　炒过股的人都知道，股市有一个特点，就是某一只股票走红，并不是取决于它的业绩，而是全靠人为的炒作。先有庄家导引，然后股民盲目跟风，于是这只股票就吃了兴奋剂一样往上猛蹿。到了一定时候，庄上突然收网撤出，给那些散户股民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就被套牢了。出现这样的结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股民起哄所致。
　　从前有个叫余秋雨的作家，写过一些很有文化味道的散文，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和吹捧。香港凤凰卫视台曾在千禧之年与其合作，跑遍了全世界。余先生为此写了《千年一叹》一书。后来，有人开始批评、指责余先生，又是石破天惊地逗他，又是让他忏悔，总之有点起哄的味道，最后果然收到了效果：余先生宣布封笔了，不再跟文化界的人玩了。余先生有没有缺点？肯定是有的。但我以为，他的缺点，尚不足以连写作的资格都没有。余先生的文章，有些是写得很好的——比如他的《上海人》，据说朱镕基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号召大家都去认真读一下那篇文章。他当然也有写得不那么好的。但对比起其他人来，余先生肯定又是属于上乘等级的一个。可是我们容不下余先生，一阵穷追猛打，余先生终于落荒而逃了。文坛复归平静。
　　据说现在的书画界，有人专门负责做起哄的营生。他们想让哪位作者红起来或火起来，就让他得奖，再组织人写评论文章，说该同志如何另辟蹊径，如何创新求变，如何大气磅礴，前途不可限量，价值上升空间很大云云……于是就有人经不住诱惑，掏大把的银子来收藏该作者的大作。
　　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一说招商引资，便从上到下都招商引资，“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一说建高尔夫球场，全国一下子冒出成百个高尔夫球场；一说搞电解铝，大家都上电解铝。总之是一哄而上。等到发现过度了，过剩了，再进行整顿，结果又来个一哄而散。前年我到海南去，发现那里的烂尾楼还一片一片的，全都是二十年前全国各地到那里去淘金时的残留。
　　起哄是不严肃的，不认真的。对于整日与枯燥、无聊和压抑为伴的下层群体，偶尔起一下哄，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做过了头，比如当一个民工声言要跳楼的时候，有一大群人在下面激动地催促：“要跳就快跳啊！”而一个民族，如果在经营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中，哪怕掺进了十分微小的起哄成分，结果也不是闹着玩儿的。因为，起哄一多，连正事都没人相信，就够呛了。
　　［选自《潇湘晨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３日／何平图《热情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