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为什么要拜官

作者：解思忠

　　
　　有位外国游客在陕西省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之后，问陪同的人：“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没有给他塑座雕像呢？”陪同者脱口而出道：“司马迁算老几？我们陕西光皇帝就出过百十来个呐！”
　　１９９６年３月下旬，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到中国来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几个人，请他们向加利秘书长提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位小学生的问题是：“联合国有多大？联合国秘书长的官儿有多大？”问“联合国有多大”，对一个儿童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官儿有多大”这种问题，大概只有中国儿童才能提得出。加利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联合国是一个由１８５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我只是这个大家庭的仆人、大管家，管理各种家务，为大家服务。”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在应邀访华期间的最后一天，到广东省的祖居地省亲。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兴师动众，放鞭炮，舞狮子，敲锣打鼓，警察开道，市长设宴，村里的大多数农民扔下手中的活计，小学生排成欢迎队伍……致使这位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州长受宠若惊地表示：“这样的场面太叫人感动了！在政府里，如果你制定了一项政策，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打动、影响了多少人。但是在这里，我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却这样欢迎我。看到他们因我而那么自豪，我真感动！”
　　中国人固然素以好客著称，但给这位美籍华人以格外隆重的礼遇，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当了州长这样的“大官”。这一点，是骆家辉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他难以理解的。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到了这里，尽管事先告诉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说，他的水稻杂交技术使你们的水稻产量已增加了多少多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礼遇。
　　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读书人都想做官，而不想做学问，那绝不是好事。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一味地想做官，那也绝不是好事。尤其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价值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而言。美国的学者做官，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有些官位非得学者担任不可，作为尽社会义务，不得不轮流去做；二是有些官员自知“江郎才尽”，在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很深的造诣了，便半路出家；三是虽然既在学术上有潜力，又在管理上有才能，但相比之下，总有一个方面的成就不是很大。
　　对一个社会来说，人人都想发财，并非坏事。对一个人来说，包括做官的，想发财也绝非坏事。抗日英雄吉鸿昌曾把“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烧制在部下的陶瓷碗上，让他们每饭不忘。我曾经对此举非常欣赏，但后来却觉得未免太苛刻、太不近人情了——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去发财。
　　宋朝有个名叫贾黯的人，考取状元之后，前去拜访当朝宰相杜衍。杜衍并未谈论文章之事，而是问他以何为生，以及家中经济有无困难。贾黯对此非常不解，事后私下对杜衍的门人说：我毕竟是以文章夺魁，而宰相大人却对此一字未提，只问了些闲话。杜衍得知之后，便让人转告他说：一个人若没有谋生本领或经济来源，当官之后，往往会受到金钱的诱惑，做出丧失气节的事情。贾君既考取状元，文章肯定是出类拔萃的。我就怕他没有生活保障，日后会唯利是图，为金钱所左右。
　　旧时对官员的教诲，一般都局限于廉洁安贫，而杜衍则进了一步，他的观点，仍有现实意义。
　　［白淑贤荐自《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东方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