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徐世昌的两头忙
作者：刘兴雨
五四学潮爆发的那天下午，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正在总统府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警察厅总监向总统汇报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徐总统指示劝告学生解散。但他叮嘱警察总监：“勿要携带枪支、警棍，一定要文明对待。”学生们到了曹宅，看到军警林立便被激怒，几个学生跳进墙内。愤怒的学生找不到曹汝霖，却见墙上挂着日本明治天皇的像，室内摆着许多名贵的洋货，怒火万丈，连撕带砸。这时有人找来汽油，高声喊：“烧掉这个贼窝！”声音过后，大火熊熊。学生们还把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军警在现场和沿街抓捕３２名学生。
也许徐世昌出身翰林，不像那些武夫对学生那样无情。所以，他不同意军人严惩、镇压的主张。他想通过各方周旋，缓和处理，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皖系军人正盯着他如何处置，他不便马上公开袒护学生。但在各界强烈要求下，他不顾段祺瑞等人对学生“处以非刑”的危言，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学潮暂时平息，段祺瑞等人却开始反击。一方面指使人在报上公开为曹、章辩护，要撤换蔡元培；一方面调集军队，甚至传闻在景山上架起大炮，准备轰击北大。
徐世昌担心再包容学生会激起段派更激烈的反应，何况曹、章二人被辱也是实情，有必要借此整顿学风，于是下了两道令，一是让有关机构整饬学风，一是给曹、章二人各５万元“一为盖房，一为养伤”。段祺瑞并不买账，让二人把钱“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学生认为，他的命令证明爱国有罪；军人认为学生闹事就是蔡元培的问题，逼得蔡于５月９日“引咎辞职”。学生们上书政府，要求挽留蔡校长，否则罢课。
段祺瑞对徐世昌的缓和态度非常不满，指责他们软弱无能，应付学潮太过无力。指使策划倒阁，企图扳倒总理钱能训。在５月１４日的会上，段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可后来段祺瑞得寸进尺，逼迫政府更换了教育部长，这下又激怒了学生，又开始罢课，并得到全国的响应。这下更激怒了段祺瑞，野蛮对待在街头演讲、集会的学生，马队在街头横冲直撞。６月３日，北京学界再次发起街头演讲。大家抱定以死相争的决心，如果在演讲中被捕，次日加倍出动。这一天，有２０００多人走上街头，其中１７０多人被捕。第二天，上街演讲的人数增加到４０００人，又有７００多人被捕。学生们捕不胜捕。曾主张大量拘捕学生的警备司令段芝贵、步军统领王怀庆也无能为力了。徐世昌早抱着“失人心者失天下”的信条静观段派施展淫威，如今见时机已到，马上出来主张停止镇压，用和平方法对待学生。段派也怕激起各省的反抗，就接受了徐世昌的意见。６月５日的政府会议上，决定不再进行拘捕，所捕学生一律释放。
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界纷纷罢工、罢市，一时间，风起云涌。在强大压力下，警备司令段芝贵引咎辞职，各地军政官员纷纷进言，要求罢免曹、章、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直系大帅吴佩孚公开发表通电，站在学生一边。吴大帅是秀才出身，那通电写得格外有文采：“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徐世昌明白，接纳全国人民要求的时机已到，当机立断决定罢免曹、章、陆三人。这一决定让段祺瑞十分恼怒，他到团城看望曹汝霖，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
鉴于段祺瑞等人的不满和内政外交的失败，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内阁总理钱能训连带提出辞职。尽管段派对徐世昌不满，但他们也清楚，徐此时下台，没有接任的适宜人选，时局会更动荡，难以收拾，他们将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一方面通电呼吁全国挽留，一方面，由段祺瑞亲自上门，慰留徐世昌，徐以退为进、后发制人达到目的，决定留下。
我由此想到，任何群众运动的背后，都可能有支持和反对的两种势力，尤其是在高层统治者之间，更是泾渭分明。这时，也许是统治者互相斗法的最佳时期。很多时候，统治者之中的一方，拿群众运动当作筹码，向对方施压。群众闹得动静大点，施加的压力也就大点。就是主张镇压的一方，也未必就是真的反对，不过是以此给自己的对手一点颜色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运动的胜利或失败，往往不取决于运动的正义还是非正义，而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斗法的结果。运动背后的支持者占了上风，运动就可能胜利；倘若背后的反对者占了上风，运动就可能失败。也就是说，群众运动的正义非正义甚至规模的大小，都不能最后决定运动的最后成败，而要看运动背后斗法的双方谁最后说了算。
当然，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气势有时也会影响统治者的态度，这里面充满变数。但倘若最高统治者铁了心要进行镇压，他一定找出一百条理由下手。哪怕你群情激愤，哪怕你正义在手，哪怕你人心所向，统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