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
作者：鄢烈山
已有的个案性反思作品，主要有三类。一是以巴金的《随想录》为代表的忏悔性作品，夹叙夹议，自我审视兼审判，“直指人心”；二是以顾准为代表，接通晚年的陈独秀，是“理念型反思”；三是以韦君宜的《思痛录》为代表，上续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感受型反思”(关于顾、韦之说参见王彬彬《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邵著《找灵魂》与上述三者都有所不同：偏向于“感受型”，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翔实的感性材料，也有作者提纲挈领的自我剖析，独特之处却在于它的编年体、实录性，有一种裸裎示人、见仁见智的“化石”价值。
幸耶否耶，作家邵燕祥的前半生，恰好与毛泽东时代相始终。早慧的邵燕祥1933年出生， 1945年小学未毕业就开始文学创作；1946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写诗写散文写剧本写杂文。 1946年12月27日在《世界日报》发表署名“燕祥”的杂文《为清苦教师请命》，俨然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健将。而正是在1945年，中共 ?七大”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中国现代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一时代历经“战后三十年”，到1976年随着毛泽东去世而结束。1978年的邵燕祥，已历经了1957年“沉船”的劫难，在“右派”之后特别是“文革”的日子里凄凄惶惶地留下了怨无可怨悔无可悔的“人生败笔”，“揽镜见脱发”之际，心境该当如何呢?
毛泽东去世的前5日，作者有《无题》诗一首抒怀，道是“半生追日讵云妄”?直到1977年6月 5日，作者仍不无深情地为“毛主席纪念堂”写下了《献诗》：“倾心诉说毛主席的恩情，／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见本书最后一篇附录的手稿)，可见，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的确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毛泽东思想“改造”成功的范例。正如作者在本书《引言》所说，自己“历时三十年，从怀着某种叛逆精神及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激情投身革命始，中经自愿和强制的思想改造，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已经习于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难道不是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改造一个个体的胜利吗?”
邵燕祥将自己30年间的经历命名为“找灵魂”。这个“灵魂”的正解出自毛泽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对文化工作者来说，就是让自己的一切文化活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寻找这样一个“灵魂”的过程，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工农相结合，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而所有这一切，在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是要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从这本“私人卷宗”展现的心路历程看，这个过程经由朴素的正义感，中国人自古就有的英雄崇拜和领袖崇拜，添上集体主义、组织纪律性、阶级性、“党性”这些润滑剂，发展到盲信盲从与自我贬抑相结合，进而达成脱胎换骨做“新人”的目标，其实是十分自然的。作者 1947年写小诗《钉子》，痛斥国民党政府箝制思想，呼唤言论自由，那是发乎自然，出于一个文化人渴望表达的本能。1948年在《观察》杂志上发表《币》，揭露“满嘴上天官赐福，一肚里男盗女娼”的蒋家王朝，是“说大话，使小钱儿”，诅咒“这样的官家，溜了崖儿”!那也是来自生活的真情流露。战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建设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共在当时的政协会上阐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而蒋介石政权则坚持一党专政、特务治国、敌视异己，不管民众死活。两相对照，人心向背，如百川之赴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政治背景下，天翻地覆的1949年，作者写下了《第一只船》，衷心地歌颂毛泽东；写下了长诗《伏尔加河之歌》，热情地为斯大林祝寿。进而，自觉学做新中国的新人，进行“自我批评”，希冀尽快“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于是，有 1953年入党后的《心中的话》：“党，我要永远听你的话……做你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而“把一切献给党”，则包括“怎样战胜敌人，／又怎样战胜自己”，即阶级斗争、自我改造这两个方面……邵燕祥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而不是从解放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找到了“灵魂”——一个没有自我的“灵魂”。在经过反右、沦为“反动派”之后，任务更加“明确”了，那就是消除心底不时冒出的不认罪不服气的困惑，对党的处置给出合理化的解释，从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挖根源，不断检讨何以堕落为“右派”，加强改造，争取重返革命队伍。在这样一个“找灵魂”的过程中，作家的“政治觉悟”果然提高了。1950年代初期，经过短暂的彷徨，随即定下神来找到了感觉，写政治性诗文，自觉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作者在本书1966～1969年的“幕间词”中写道：“‘欢呼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千秋岁引》，怒斥‘新沙皇’侵犯边境的《珍宝岛纪事》，也都写得很投入，这是‘为政治服务’的继续实践；这个原则从50年代就已经深入我心，我几乎只是从为政治代言中感到愉悦，我是相当地‘政治化’也就是‘工具化’了，哪怕早巳被政治权威所弃置。”
“政治化”即“工具化”即人的异化，这个所谓“找灵魂”其实是失灵魂。失去人的主体性，失去了丰富多彩的人的个性，也就是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灵性与尊严，这样的“人”还能叫人吗?只能是行尸走肉或机器人。
早在1930年代，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在他的自白录《多余的话》中就说了；“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这里，他既阐述了怀疑与思索的关系，也明确表达了不假思索(即工具化)不配做共产党员的观点。而一个人要怀疑要思索，必须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意志，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灵魂”。邵燕祥说自己到晚年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本书《解题》)。如此说来，邵燕祥这个私人卷宗所展示的“找灵魂”，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想走进一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他说，“历史不仅属于过来人的记忆，也会成为后来者的镜鉴”，希望人们像陈寅恪说的那样“温旧梦，寄遐思”。这当然是“但愿如此”。人们从此不会再打着“找灵魂”的旗幡放逐“灵魂”了吗?瞿秋白的醒悟曾遭切齿诅咒，有此前车之鉴，我们还不可过于乐观。这也是作者甘愿以自身作标本供世人解剖的用意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