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怎样建“文化大省”？
作者：牧 惠
首先，“建”文化大省，千万别把“建”字仅仅理解为建筑的建。拿出大笔钱来盖大学城，盖大剧院，盖图书馆……固然也是建设文化大省所必需；但是，窃以为，软件的建设，应当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要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气候。
建大学城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气魄，不曾为一流的学者提供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条件，忽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可或缺，名教授从何而来?名大学不仅仅“大”就能出名的，小学院也可以成为名大学。与此同时，如果小学、中学的基础差，学生一直靠背标准答案过关，他们进了大学之后又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未来的名专家又从何而来?如果义务教育都办不起来，办不好，大学城岂不是建在沙滩上?
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也是如此。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的产生，除了物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轻松的创作环境、舆论环境。有的人以印数论英雄，说咱们某某书发行上千万，这就够条件称文化大省。其实，靠行政手段或炒作制造出来的这类数字，远远不如一本在文化界、思想界和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印数远不及畅销书的著作更富文化价值。贵州出了一本《顾准文集》，初版只不过3000册，但它对思想界震撼力大大胜于那些印数300万的什么辅导材料；韦君宜的《思痛录》初版只不过8000册，出版后4个月就再印了4次，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并寄赠亲友。这才叫文化!但是，一些自称要创造“艺术家及文化人士所向往的”文化环境的经济大省，看去似乎比贵州更“文化”的省市，在条条框框的束缚下，却未必有气魄出这类书。苟如此，货真价实的文化大省从何而来?有人说自己那里有着许多名牌著作，只是“自树名牌的意识不够”，“文艺评论要加强”。其实，“酒好不怕巷子深”，只要是好酒，谁炒过顾准了?谁炒过“思痛录”了?
建文化大省，绝不仅仅是文化部门的事。应当看到，所有部门都负有责任。卫生部门封锁、隐瞒“非典”、爱滋病情，首先害人，同时也给“文化大省”丢分；公检法执法不公，执法犯法，例如硬逼处女承认卖淫，强暴打工妹，打死外来青年孙志刚，……这不是反文化，难道竟是为文化大省添砖加瓦?有报纸揭露，某省城的市民响应号召，为“十大教育工程”捐款7000多万元。七年后检查，这些钱用于“十大工程”的仅仅1500万元，其余5000万元都被基金会挪用其他经营，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将无法收回。诚如报道说，“如此被挪用，以后还有谁会捐钱”?该省领导说，“全省各个部门、各条战线都要做文化与经济融合的促进派，做文化体制改革的促进派，做文化大省建设的促进派”。这话说得很对，问题是如何落到实处?
“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建设，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话很在理。为达此目的，必须首先检查和改进一切不利于人的建设的措施，而不是吹牛式的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