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碎梦拾屑

作者:毛志成




  一、对“伟大”的确认
  
  二百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评述此前自恺撒大帝起一系列“大人物”时,将牛顿定为最伟大的人。理由是:“牛顿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而在实际上,人类历史用重笔书写的,恰恰是与武力相伴的奴役史。因此真正的现代文明,只能从告别武力史兼奴役史起步。
  
  二、关于人类史的永恒性
  
  数百年前的英国名人弗兰西斯·培根感叹过:“在《荷马史诗》问世以来的25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不曾有诗篇遗失,但却有太多的宫殿、庙宇、城堡、城市被焚毁了。”
  最高品位的历史意识是对人类存在永恒性的祈盼。但有多少人明白:精神永恒是人类永久存在下去的首要可能!而物质建筑,从来不是“万岁”的。
  
  三、历史的遗忘症
  
  生于1881年的英国免疫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9年将一种名为“盘尼西林”(即青霉素)的药物公布于世,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幸亏科学界是公正的,1945年弗莱明获得诺贝尔奖。由于他的贡献,至少使几百万人(注定更多)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但是,知道弗莱明名字的人毕竟微乎其微。倒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名字——而且未必不乏欣赏之意。
  历史的遗忘症,值得深思。
  
  四、西方神和东方神
  
  《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全诗总计两万八千行。而古代中国的神话,大都是由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几百字构成的神仙小传,简而实。
  西方的至高之神宙斯,有妻有子,有婚外恋,有私生子。而中国的王母、玉皇起初只是没有情欲的“纯”神。他们后来演义成了夫妻,有了子女,很晚很晚,而又从未涉及性爱之类的事。
  西方的神至少有一半属性是人,而东方的神只是人的单一统治者。
  
  五、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
  
  1978年,美国一位名叫麦克·哈特的人推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这位哈特,本人是物理学家,而书中的材料又几乎是他和他父亲两代人用去几十年搜集整理的。
  给几千年的重量级名人排一排名次,这本身就是大胆的,近于冒险。前10位震世名人中,中国的孔子排在第五位,蔡伦排在第七位。
  这样的书,这样的排序,我不想议论什么,我尊重的首先是有人这样关注历史,而此事比历史本身往往更重要。
  
  六、教徒、信徒、党徒
  
  据粗略统计,世界上有2亿佛教徒,5亿伊斯兰教徒,10亿基督教徒。教徒的概念较宽泛,信徒的概念则严格些,至少以信仰某种既定的精神理念为前提。
  如上所述,聚在世界上三大宗教名下的人竟有十七八亿之多,是世界文明的一种有特殊性的光和色。
  而党徒,侧重于从属特定政治利益的群体。与前者相比,功过暂且不论,而多变性是颇明显的。可以推测,数百年后可以没有某种党徒,但千年万年后仍会有这样那样的信徒。
  
  七、历史的“返童”梦幻
  
  毛泽东诗中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之语,虽另有所指,但尧禅让于舜,公平选才曾是千千万万文人、多少世代平民的神往。经历了几千年的皇袭、官袭制度之后,人们又重新追求平等式的“民选”佳境。周朝传到第十代“天子”厉王姬胡的时候,见他实在恶劣,又由召、周二公搞了一次“共和”。后来君主制仍继续,直到2752年之后即1911年,才又由孙中山推出了“共和”制度。
  古时的“禅让”、“共和”和近代的事自然不同,但历史老了之后往往萌生返童幻觉,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八、那一箭才是神射
  
  后羿射日毕竟是人们编造的神话,当个笑话来听即可。但有据可考的那一箭,射手名叫祝聃,是周朝所辖诸侯国之一郑国的将士。身为天子的周桓王要讨伐不驯的郑国,尤其要惩罚郑国头子郑庄公(乳名“寤生”)。没想到郑庄公丢个眼色,手下人祝聃便拿起弓射了周桓王一箭,且射中了其肩。射了“王之中肩”,这是周朝以及全国的“特大政治事件”,而且是周朝衰亡的重要信号。
  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某人打个喷嚏打得俏,便可改变一段“国运”。
  
  九、哲学家与“思想专业户”
  
  中国的哲学体系中,有“老庄哲学”、“孔孟哲学”等等。其实,老与庄、孔与孟并不同代,尤不相识。而在古希腊,却有三位大哲学家同代,而前者与后者有过直接的师生关系,相亲甚久,这三个人后来又几乎都成了顶尖级的大哲学家。这三个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曾恭称这三位是“思想专业户”。褒义的“思想专业户”首先不是指专玩抽象概念,必须精通多元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继之从中提炼出高于常人的理性、感悟。两千三、四百年前韵上述三位都做到了,而今天的此类人日少。
  
  十、仓颉造宇而夜闻鬼哭
  
  仓颉究竟实有其人,还是虚拟的“创造文字者的共称”,已很难考查,也无关紧要。倒是文字能使众鬼夜哭那样的揣测,很有深意。
  世界上有文字,因“乱臣贼子惧”而哭毕竟只是哭的一种,而且那种哭也内含着某种良知。而借用文字去强化人的各种虚伪,以及对各种丑恶的粉饰,才是人类最值得一哭的事。以文饰丑、饰恶的事实在太多,但为此而哭的人却颇少。总之,只顾造字而不理会其它,仓颉内心怎么想,至今人们尚未猜透。
  
  十一、二“马”之功
  
  这里说的二“马”,一个是英国的马尔萨斯,一个是中国的马寅初。两位都是“人口论”的著名学者。
  活了68岁的马尔萨斯,32岁时就写出了《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依据的是“几何级数”,必将导致人口惯性膨胀的灾难。第一次提倡避孕措施的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巴拉斯,并写了一本有关避孕的书,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的人口学专家马寅初在一百余年后特意向中国呼吁节制生育,遭到了举国的批判。二“马”是最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但未享有应得的承认。
  
  十二、真理往往被视为“妖言”
  
  明朝的大学者李贽(号卓吾),本来可以活得很自在。其祖上几代都经营海外贸易,他本人又中过举,旋即开始做官。偏偏他因当官而尤其穷了,两个女儿因饥荒而死,祖父祖母死时连葬地也没有。偏偏李贽又是文化斗士,此后写《焚书》、《藏书》等反道学著作,被政界要人沈一贯等人定为“妖人”,致使他在狱中用剃刀自杀。此时,他已75岁。
  正义兼正直的大文人,其著作被视为“妖言”,而本人惨遭不幸者,文化史上太多!真理往往是血迹斑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