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高原上(1)

 



初心

——序

  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

  它不常显露,是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清楚形容的质素,我们只能偶尔透过直觉去感知它的存在,像是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

  总是在无法预知的时刻——或是从书页间的一个段落,或是在人生长路上的一处转折,那感动忽然来临,我们心中霎时充满了可能是伴随着刺痛的狂喜,也可能是一种神圣而又甘美得无法言传的战栗。恍如有种悲悯从高处对我们俯视,又恍如重逢那消逝已久的美好世界,那生命最初始的对一切美好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

  是相对忘言,是很可能一说即错的邂逅。

  因为,这感知的“直觉”,也是种很难去界定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能被激发,却不能去刻意培养,更不会随着年龄与知识的累积而增长。

  它是“初心”,是上苍分配给每一个个体的天赋,是让我们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短暂地参透天机的触角;有人得到的多,有人得到的少,有人参透的范围很深很广,有人却只分得一处小小的角落。

  我想,我是属于后者。

  然而,即使仅只有一处小小的角落,我也常在那难得的时刻突然来临时慌乱得不知所措,更不会用言语去清楚形容,非得等到时间慢慢过去,等到自己逐渐安静下来之后,我才可能在灯下用文字来试着为那些已然消逝了的光影造像。

  我多么希望,在不断地衡量、判断与取舍之后,能够找到一种最精确的方式来表达出这种感动,以及我对于能拥有这种感动的生命的珍惜。

  这就是我所有的诗以及散文的创作动机。

  台湾的诗人向明说:“诗人越天真,写出来的诗越可贵。”我深以为然。“天真无邪”如夏日初发的芙蓉,可贵的就是那瞬间的饱满与洁净,但是,人生能有几次那样的幸福?只要是不断在成长着的人,心中就会不断地染上尘埃。读诗、写诗,其实就是个体在无可奈何的沉沦中对洁净饱满的“初心”的渴望。我逐渐领悟,这“渴望”本身,也能成为诗质。

  饱经世故之后的我们,如果能够在沧桑无奈之中还坚持不肯失去天真,恐怕是更为可贵的罢。正如同向明先生大部分的作品,最令人低回之处,几乎都是从这样的基调上出发的。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愿意将我多年来发表过的文字选编成四册出版。诗集《时间草原》,可说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完整的全集。分成两个部分——“月色满山”与“边缘光影”。以时间与主题为经纬,从最初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一直到最近才刚刚发表还没有结集的许多首新作,都—一放了进去。(这是我在台湾还无法做到的事,因为我的诗集分属不同的出版社,这么多年下来,出版社的负责人与我都已经成了好朋友,反而不太容易将所有的诗集合编成一本了。)

  散文方面,则是依不同主题将我曾出版过的十二本散文选编为三册,因此有许多取舍,只能说是选集。其中成生命的滋味》偏重于生命长路上的悲欢记忆。《意象的暗记》以小品为主,再加入关于创作上的经验与反省。《我的家在高原上》是我从一九八九年秋天第一次见到原乡之后,逐渐累积而成的收获,文字加上摄影,是我渴望能够尽量完整地表达出那心中梦土的美丽与丰饶。

  正如前面所说的,能够把多年来发表过的文字重新整理,选编为一套合集,是我目前在台湾还不可能做到的事。

  而前几年在中国大陆上所印行的许多版本,其中颇有些杂乱失真之处,曾经对我造成过不少困扰。如今有了这一套四册清楚整齐的选集,真是令我万分欢喜,在这里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苦心与盛情,更要向每一位在出版工作上热心相助的朋友们,献上我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读诗与写诗,如今又重新成为我的依恋与渴望,我相信自己会慢慢地写下去。也相信,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奔波与浮沉,陷入与没顶之后,那曾经饱满洁净的“初心”,依旧会在前路上安静地引导着我,也许,有一天,我终于寻找到一种绝对精确的文字,终于描摹出那在极深极深的内里寂然端坐的生命本相,也是有可能的罢?

  —一九九七年四月春雨中写于淡水画室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首歌

  1

  我是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的,在南京,在逸仙新村附近的一个小学里,我什么都不会,却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

  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年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笑容。

  我的女儿是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三岁多的小女孩,每天早上去混两三个钟头,也不过是去混吃混喝,随便地唱唱玩玩罢了。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并不太在意,埋头在书桌前的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小小的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之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小小的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是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我们带了一些作品展览出来,再放一些电影,再请邻近的国校学生们来一起写生,送给他们一些奖品和纪念的礼物,虽然天气一直很阴沉而且不断地下着小雨,但是,所有的活动也都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了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原来大概也是企盼着这样一天的,所以,他们也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宾的,没想到会下这样的细雨,一会儿阴又一会儿晴,让人捉摸不定。在走过走廊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小朋友在问他们的老师:“老师,要不要换衣服?要不要换嘛?”

  为了礼貌的关系,声音是压得很低很轻的,可是仍然可以感觉得出那语调里面所含的焦急与失望。

  幸好十点多钟的时候,天气开始稳定了,甚至露出了阳光,扩音器里传出了请小朋友回教室去换衣服的消息,三面走廊里都有了欢呼的回响。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艺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都长得很饱满,身体也很结实,低年级那些跳毛巾舞的小朋友们,更是扭得很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在他们跟着音乐节拍舞动的时候,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瞰着我们。有老人,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边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

  我想,他们一定是在指着那一个特别高大的是谁家的儿子,那一个扭得特别厉害的是谁家的小女儿罢。在这样一个小小而安定的社会里,操场上一半的小朋友,他们大概都认得出来,虽然也许叫不出名字,但总知道是那一家的孩子或孙子的罢。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找出成打的缺点来,他们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太缺少变化,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这样安定与安静的气氛反而会使他们觉得烦躁和苦闷,恨不得能冲出去,到另外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里,去做一个潇潇洒洒的流浪者。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开幕式,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一段话,他对小朋友说:“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他平常公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较为软弱的一点,面对着和三十年前一样的天真纯洁的小面孔,再刚硬的人也不由得要变成极为温柔的罢,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要妒忌他?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要妒忌他?

  3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哪里,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的草原,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们社会,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宇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写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我甚至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在灯下,我实在忍不住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今天的我,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觉得日子太单调、生活太平凡,因而对外面的一切有了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那一样能够令人满意?

无边的回忆

  外婆和鞋

  我有一双塑胶的拖鞋,是在出国前两年买的,出国后又穿了五年。它的形状很普通,就像你在台北街头随处可见的最平常的样式:平底,浅蓝色,前端镂空成六条圆带子,中间用一个结把它们连起来。买的时候是喜欢它的颜色。

  穿了五六年后,已经由浅蓝变成浅灰,鞋底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了。好几次,有爱管闲事的,或者好心的女孩子劝我:“阿蓉,你这双拖鞋太老爷了。‘或者:”阿蓉你该换拖鞋啦!“我总是微笑地回答:”还可以穿嘛,我很喜欢它。“

  如果我的回答换来的是一个很不以为然的表情,我就会设法转变一个话题。如果对方还会对我善意地摇摇头,或者笑一笑,我就会忍不住要告诉她:

  “你知道我为什么舍不得丢它的原因吗?”

  而这是个让生命在刹那间变得非常温柔的回忆。大学快毕业时,课比较少,家住在北投山上,没有课的早上,我常常会带着两只小狗满山乱跑。有太阳的日子,大屯山腰上的美丽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候我可以一直走下去,走上一两个钟头的路。最让我快乐的是在行走中猛然回过头,然后再仔细辨认,山坡下面,哪一幢是我的家。

  走着走着,我的新拖鞋就不像样了。不过,我没时间管它,我的下午都是排得满满,别有用处的。晚上回家后赶快洗个澡就睡了。

  直到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隔着矮矮的石墙,看见我的拖鞋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花园里的水泥小路上。带着刚和同学分手后的那一点嚣张,我就在矮墙外大声地叫起来:“何方人士,敢动本人的拖鞋?”花园里没有动静。再往客厅的方向看过去,外婆正坐在纱门后面,一面摇扇子,一面看着我笑呢。那时外婆住在永和,很少上山来。但来的话就总会住上一两天,把我们好好地宠上一阵子再走。那天傍晚,她就是那样含笑地对我说:“今天下午,我用你们浇花的水管给你把拖鞋洗了,刚放在太阳地里晒晒就干了。多方便!多大的姑娘啦!穿这么脏的鞋给人笑话。”

  以后,外婆每次上山时,总会替我把拖鞋洗干净,晒好,有时甚至给我放到床前。然后在傍晚时分,她就会安详地坐在客厅里,一面摇扇子,一面等着我们回来。我常常会在穿上拖鞋时,觉得有一股暖和与舒适的感觉,不知道是院子里下午的太阳呢,还是外婆手上的余温?

  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一点余温,外婆去世的消息传来以后,所有能够让我纪念她老人家的东西:比如出国前夕给我的戒指,给我买料子赶做的小棉袄,都在泪眼盈盈中好好地收起来了。这双拖鞋,也就一直留在身边,舍不得丢。每次接触到它灰旧的表面时,便仿佛也接触到曾洗过它的外婆的温暖而多皱的手。便会想起那在夕阳下的园中小径,和外婆在客厅纱门后面的笑容。那么遥远,那么温柔,而又那么肯定地一去不返。

  一只儿歌

  在我们家里,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小时候,我长得很胖,人很糊涂,口齿也很不清晰。妈妈说:有一次,两个姐姐从学校学会一只歌回来,就很兴奋地教我唱,歌词是:“大姐嫁,金大郎,二姐嫁,银大郎,三姐嫁,破木郎。大姐回来杀只猪,二姐回来杀只羊,三姐回来,炒一个鸡蛋,还要留着黄。大姐回,坐车回,二姐回,骑马回,三姐回,走路回。走一会,哭一会,望着天边流眼泪。天也平,地也平,只有我爹娘心不平。”

  妈妈说:大概那时只有四五岁的我,一面含含糊糊地跟着唱,一面就哭起来了。后来上初中了,一唱这只歌还会哭。小时候的事我记不得了。不过初中时为这只歌是哭过的。大概那时正是发育时期,对未来存着恐惧之心。又觉得在家里处处受委屈,觉得父母偏爱姐姐。于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唱着唱着,就会哭了。至于将来会不会嫁个破木郎之事,大概当时还没有放在心上。

  人长大以后,很多事情都会慢慢地忘了。可是姐妹们却不饶我。一九六六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我和他订婚的那个晚上,她们三个人就在慕尼黑爸爸的公寓里唱起来了。一面唱,一面笑,还一面问我:“怎么不哭呢?”

  其实,我当时是有点被感动了。被圣诞树上的烛光,被父亲眼中的爱意,被眼前那三个唱着歌的女孩子的酡红的双颊,被窗外无声的瑞雪,被身旁的他环抱着我时给予我的温暖,被这一切;尤其是被这突来的儿歌的单纯的调子感动了。

  而那些没有根的回忆,就又在泪珠中显现了。

  没有见过的故乡

  缠绕着我们这一代的,就尽只是些没有根的回忆,无边无际。有时候是一股汹涌的暗流,突然冲向你,让你无法招架。有时却又缥缥缈缈地挨过来,在你心里打上一个结。你却找不出这个结结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为了哪一个人。

  三年以前,在瑞土过了一个夏天,认识了好几个当地的朋友,常常一起去爬山。有一天,其中一个男孩子请我们去他家玩。他家坐落在有着大片果园的山坡上,从后门出去,就可以看到后山下一大块树林围着一个深深的湖。这个男孩子指着他家院墙外的一棵大樱桃树说:“你看见那个从下面数左边第五枝的枝子了吗?那根枝子歪得很特别的,看见没有?那是我爸爸七岁时候的事了,他爬到树上采樱桃,也是这样一个夏天,被我祖父看见了,罚他就在那根枝子上坐了一个下午,不准下来。那根枝子从此就歪了。”

  也许是他在唬我,也许是他父亲唬了他。可是他对家的眷恋,对儿时的追怀,对时光逝去的否认,都可以由这一棵大树,甚至由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歪歪的枝干上获得满足了。因此,他说话时甚至带了一点骄傲。而我呢?我给他看我的拖鞋吗?我或许可以给他唱那只儿歌,但是他听得懂吗?就算他终于懂了,那分量能抵得住就在眼前的这一棵他曾祖母手植的庞然大物?能抵得住他立足于上的这块生他又育他的土地吗?

  而我就越发怀念那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了。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听父亲讲故乡的风光。冬天的晚上,几个人围坐着,缠着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诉说那些发生在长城以外的故事。我们这几个孩子都生在南方,可是那一块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地的血脉仍然蕴藏在我们身上。靠着父亲所述说的祖先们的故事,靠着在一些杂志上很惊喜地被我们发现的大漠风光的照片,靠着一年一次的圣祖大祭,我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一片一块地拼凑起来,我的可爱的故乡便慢慢成型。而我的儿时也就靠着这一份拼凑起来的温暖,慢慢地长大了。

  渴望

  去年春天,我们在卢森堡那个小小的国家里,享受了我们的蜜月旅行。那时正是五月天气,公路上繁花似锦。我们两个人轮流开车,每遇到一个绿草如茵的山坡,就会停车跑上去玩一玩。我总禁不住那青草的诱惑,总要在草坡上打几个滚。有一次,天已傍晚了,他心急想赶路,可是我还沾着一身一头的花絮和野草,赖在树底下不肯走。他又好气又好笑地对我说:“我看哪,你就干脆留在这里放羊算了!”

  他的这句话,就和眼前的夕阳一样,有哪一点相连贯的地方呢?为什么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傍晚的青草的幽香……

  对了!我本来应该是一个在山坡上牧羊的女孩子,那大地的血脉就流在我身上。迎着夕阳,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从青青的山坡上下来,温驯的羊群在她身旁挤着擦着,说着些只有它们自己听得懂的话。而那傍晚青草的幽香,那只有在长城外的黄昏里才有的幽香啊!

  但是,我本来应该是的,我现在并不是。我所拥有的,仅仅是那份渴望而已。

  而我所拥有的,只有那在我全身奔腾的古老民族的血脉。我只要一闭眼,就仿佛看见那苍苍茫茫的大漠,听见所有的河流从天山流下。而丛山黯暗,那长城万里是怎么样地从我心中婉蜒而过啊!

飘蓬

  1

  据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本来是会说蒙古话的,虽然只是简单的字句,发音却很标准,也很流利。

  据说,那都是外婆教我的,只要我学会一个字,她就给我吃一颗花生米。

  据说,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这种游戏,整天缠在外婆身边,说一个字,就要一颗花生米。家里有客人来时,我就会笑眯眯地站出来,唱几首蒙语歌给远离家乡的叔叔伯伯听。而那些客人们听了以后,常会把我搂进他们怀里,一面笑着夸我一面流眼泪。

  可是,长大了以后的我,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每次有同乡的聚会时,白发的叔叔伯伯们在一起仍然喜欢用蒙古话来交谈,站在他们身边,我只能听出一些模糊而又亲切的音节,只能听出,一种模糊而又遥远的乡愁。

  而我多希望时光能够重回,多希望,我仍然是那个四五岁的幼儿,笑眯眯地站在他们面前,用细细的童音,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唱出一首又一首美丽的内蒙歌谣来。

  可是,今天的我,只能默默地站在他们身边,默默地,独自面对着我的命运。

  2

  当然,有些事情仍然会留些印象,有些故事听了以后也从没忘记。

  童年时最爱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在老家的种种,尤其喜欢听他说参加赛马的那一段。

  父亲总是会在起初,很冷静很仔细地向我们描述,他怎样渴望着比赛那一天的来临,怎样怀着一颗忐忑的心骑上那匹没有鞍子的小马,怎样脸红心热地等着那一声令下,怎样拚了命往前冲刺,怎样感觉到耳旁呼啸的风声与人声,怎样感觉到胯下爱马的腾跃与奔驰。说着说着,父亲就会越来越兴奋,然后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我们这几个小的也跟着离凳而起,小小的心怦怦地跳着,小小的脸儿也跟着兴奋得又红又热,屏息等着那个最后的最精彩的结局,一定要等到父亲说出他怎样英勇地抢到了第一,怎样得到丰厚的奖赏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欢呼赞叹,心满意足地放松了下来。那个晚上,总会微笑着睡去,想着自己有一个英雄一样的父亲,多么足以自豪!

  长大了以后,想起这些故事,才会开始怀疑,为什么父亲小时候样样都是第一呢?天下哪里会有那样不可一世的英雄?

  好几次想问一个究竟,每次却都是话到唇边又给吞了回去。

  有一次,父亲注意到了,问我是不是有话想说?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来,就撒娇地坐到他身边,要他再讲一遍小时候赛马的事给我听。

  想不到父亲却这样回答我:“多少年前的事了,有什么好提的?”

  我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

  3

  十几年来,父亲一直在德国的大学里教蒙古语文。

  那几年,我在布鲁塞尔学画的时候,放假了就常去慕尼黑找父亲。坐火车要沿着莱茵河岸走上好几个钟头,春天的时候看苹果花开,秋天的时候爱看那一块长满了荒草的罗累莱山岩。

  有一次,父女俩在大学区附近散步,走过一大片草地,草是新割了的,在我们周围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香气。

  父亲忽然开口说:“这多像我们老家的草香啊!多少年没闻过这种味道了!”说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天已近黄昏,鸟雀们在高高的树枝上聒噪着,是他们归巢的时候了,天空上满是那种黄金色的温暖霞光。

  我心中却不由得袭过一阵极深的悲凉。远离家乡这么多年的父亲,却仍然珍藏着那一份对草原千里的记忆,然而,对眼前这个从来没看过故乡模样的小女儿,却也只能淡淡地提上这样一句而已。在他心里,在他心里藏着的那些不肯说出来的乡愁,到底还有多少呢?

  我也跟着父亲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暮色里与我有着关联的草香,心中闪出了一个句子;“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又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晚上,在我石门乡间的家里,在深夜的灯下,这个句子忽然又出现了。我就用这一句做开始,写出了一首诗,没怎么思索,也没怎么修改,所有的句子都自然而顺畅地涌到我眼前来。

  这首诗就是那一首《出塞曲》。

  4

  以前,每当看到别人用“牧羊女”这三个字做笔名时,心里就常会觉得,这该是我的笔名才对。

  不是吗?倘若我是生在故乡、长在故乡,此刻,我不正是一个在草原上牧着羊群的女子吗?

  每次想到故乡,每次都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心里一直有一幅画面:我穿着鲜红的裙子,从山坡上唱着歌走下来,白色的羊群随着我温顺地走过草原,在草原的尽头,是那一层又一层的紫色山脉。

  而那天,终于看见那样的画面了,在一本介绍塞外风光的杂志里,就真有那样的一张相片!真有那样的一个女子赶着一群羊,真有那样一片草原,真有那样远远的一层又一层绵延着的紫色山脉。

  我欣喜若狂地拿着那本书给母亲看,指着那一张相片问母亲,如果我们没离开老家,我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母亲却回答我:“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老家,也轮不到要你去牧羊的。”

  母亲的口气是一种温柔的申斥,似乎在责怪我对故乡的不了解,责怪我对自己家世的不了解。

  我才恍然省悟,曾在库伦的深宅大院里度过童年的母亲,曾吃着一盒一盒包装精美的俄国巧克力、和友伴们在回廊上嬉戏的母亲,恐怕是并不会喜欢我这样浪漫的心思的。

  但是,如果这个牧羊的女子并不是我本来该是的模样,如果我一直以为的却并不是我本来该是的命运,如果一切又得从头来起的话,我该要怎么样,才能再拼凑出一幅不一样的画面来呢?

  有谁能告诉我?有谁能为我再重新拼凑出一个不一样的故乡来呢?

  我不敢问我白发的母亲,我只好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默默地,独自面对着我的命运。

飞鸟们

  金丝雀

  原来是为了怕妹妹寂寞,所以才买了一只金丝雀来陪伴她的。

  那几年,在布鲁塞尔,我们姊妹俩在同一个学院上课,她修美术设计,我学油画,两个人平常总是同进同出。我们住在一幢十楼公寓的顶层,公寓很老旧;电梯是装着要自己拉开和关上的那种两层铁栅门,摇摇晃晃的,每次上下,都有一种三十年代恐怖片的气氛。加上公寓的门锁又很单薄,也没看到有什么防火梯,所以,我们在衣柜里,藏了一条用穿破了的丝袜所结起来的长绳子,想着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可以用这一条绳子从窗口吊下去。因此半夜里突然醒来的时候,心里也比较有一点安全感。

  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了大卫,一到周末他就会来找我。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虽然都玩得很高兴,可是我心里总 是会惦记着大家里的妹妹,一个人在顶楼的小公寓里埋头赶作业的妹妹,对她总有一点担忧和抱歉。

  金丝雀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里买下来的,我还在鸟店里挑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鸟笼把它带回家去。

  有了这只金丝雀以后,我们小公寓的气氛就真的不一样了。只要早上的阳光一射进来,这只小金丝雀就开始唱起歌来,又清朗又婉转,有时候一口气可以变好几个调子,越拔越高,越高越亮,让还在床上的我们也跟着振奋起来,把毯子一踢,一天就这样跟着它的歌声快快乐乐地开始了,我们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喜喜”。

  喜喜是个男生,有极柔软的黄毛、极亮的黑眼睛,吃得不多,很爱洗澡,并且,好像也听得懂我们两个人说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在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之后,再把它放出来,它会高兴得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但是,只要我们两人之中任何一个人伸出手,并且呼唤它的名字,它就会应声飞过来。

  有时候停在我们的手上,有时候会停在我们的肩膀上;我微侧过脸去的时候,几乎可以感觉到它的体温,它的微弱的呼吸、在柔软的羽毛下小小的心的跳动。它的浅黄色的趾爪很有礼貌很知道轻重地放在我的肩上,对它的这一份温柔的信任,我实在是又感激又欢喜。

  我们都很宠爱它;我结婚的时候,妹妹搬到女生宿舍去住,就很慷慨地又把它转送给我。在我和大卫新找到的家徒四壁的公寓里,有个比较大的客厅,我就开始用钢架和铁丝网做了个一公尺见方的大鸟笼,到森林里面去捡了几束弯弯的小枝子来给喜喜做秋千;因为怕它寂寞,又去鸟店买了两对小鸟来陪它。大卫送我的那只安哥拉猫,没事就爱蹲在鸟笼的顶上,喜喜和它们也相安无事。朋友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迷惑,走的时候总会发表一些感言:“你们家很奇怪,猫不像猫,鸟不像鸟,不过,我倒是满喜欢的。”

  这样奇怪和欢喜的日子过了两年,要回国了,只好商量着把猫和小鸟分送给朋友。这时候妹妹早已毕业并且到加拿大去做事了,我真庆幸她没有亲眼看到喜喜又被装回狭小的鸟笼,被人带走的场面。我自己做的鸟笼太大,根本出不了门,只好又一根一根地把它拆掉。那天晚上,小鸟都送走了,鸟笼也拆干净了,只剩下一块空空的地板,我们的还没被送走的猫就一直在这块角落上转来转去,并且还一直抬起头来轻声地呼唤着,好像在呼唤着它平日的伴侣。它来到我们家时还是一个小小黑黑的毛球,所有的小鸟年龄都比它大,也都容忍它。而两年以后,它已变成一只庞然巨物。可是,那天晚上,它的呼唤声里藏着一种很软弱很仿惶的感觉,粗笨的大尾巴在地板上拖来拖去,却始终不肯离开客厅的那个角落,我只好假装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把卧室的门紧紧地关了一夜。

  过了几天,朋友告诉我,喜喜在到他家的第一天,就在他换食的时候从打开的门里飞走了。

  从那次以后,我没再养过鸟。

  白鸽

  邻居的少年养了一只小白鸽,放假的日子,他们两个常会在我的屋前屋后出现。从窗里,我可以仔细地观察而不会惊动他们。鸽子和少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瘦瘦长长的,都很年轻、很怕羞、又很孤单。

  少年是寄居在他姑妈家里的,他自己的家原是在台湾北部的海边,一家都以打鱼为业,从祖父到父亲一直到他的大哥,都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他是四个男孩中的老二,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被送到姑妈家来。父母送他来的理由是:姑妈附近的学校比海边的学校要好,将来也许可以多读一点书,在城里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无论怎么样,都会比打鱼要强。

  少年刚来到姑妈家的时候,黑黑瘦瘦的,只有一点点大,怎么逗他也不肯讲话,听说有时候一个人会躲在房间里偷偷地流眼泪。姑妈家只有两个小表姐,对他倒是很照顾,可是总是玩不到一起。小男孩早上一个人背着书包去上学,放学回来也就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我去找他姑妈的时候,常常会被他吓一跳。他也不出声招呼我,只用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瞪视着我,好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那个时候,我的凯儿才一岁,慈儿五岁,正是绕在我身边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有太阳的日子,两个又香又甜的小宝贝总是一个在怀里一个在身旁缠着我。我们母子三人在巷子里依依靠靠地散着步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个大眼睛的小男孩,背着书包朝我们走过来。走近了仍然不打招呼,可是那双像小鹿一样的眼睛总忍不住多向我们望几眼,眼光里充满了多少的羡慕。

  小小的年龄,小小的胸怀里承受着的是怎样无奈的一种寂寞啊!母亲有时候会来探望他,姑妈对他也不错,一到寒暑假父亲和兄弟也会早早地来接他回海边的家。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在每一个普通的清晨和普通的黄昏里,小小男孩要面对着的,是怎样孤单和寂寞的一段童年,这样的一种缺失是没有什么可以补偿得了的啊!

  一学期一学期地过去,他也就这样地长大了。今年已是国中三年级学生的他,体格是比刚来的时候壮多了,声音也变粗了。但仍然是瘦瘦长长的,仍然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仍然有点怕羞,不过,已经可以在相遇的时候向我微笑,并且很有礼貌地出声招呼了。

  我们居住的巷子里,六七年来,添了不少小男孩,和我的已经上了小学的凯儿一样,都变成了这个在海边出生的少年的忠实喽罗,整天都跟在他的身边转来转去。

  他养的小白鸽也因而成为所有小男孩的宠物,每个人都争着想要向它献殷勤。放假的日子,我们屋前屋后因而总是充满了孩子们呼叫鸽子的声音。

  可是,鸽子总是独自一个高高地站在屋瓦的上面,一动也不动,对孩子们的呼叫听若无闻。在澄蓝天空的背景之前,小白鸽的羽毛显得特别自,眼睛显得特别黑。

  而在空中有鸽群飞过的时候,它的小小身影也因而显得特别的孤单了。

  燕子

  初中的时候,学会了那一首《送别》的歌,常常爱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有一个下午,父亲忽然叫住我,要我从头再唱一遍。很少被父亲这样注意过的我,心里觉得很兴奋,赶快再从头来好好地唱一次: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就被父亲打断了,他问我:“怎么是长亭外?怎么不是长城外呢?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啊!”

  我把音乐课本拿出来,想要向父亲证明他的错误。可是父亲并不要看。他只是很懊丧地对我说:“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以为写的是我们老家,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并且一直没有忘记,想不到竟然这么多年是听错了,好可惜!”

  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可惜,然后就走开了,留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

  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的,在田边的电线杆上,在细细的电线上,它安静地站在那里,黑色的羽毛,像剪刀一样的双尾。

  “燕子!”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

  可不是吗?这不就是燕子?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这不就是书里说的,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燕子啊!燕子啊!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相同的小鸟,有的时候,我是牵着慈儿,有的时候,我是抱着凯儿,每一次,我都会很兴奋地指给孩子看:“快看!宝贝,快着!那就是燕子,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

  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香香软软的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只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内政部的邀请,我和几位画家朋人一起,到南部的一个公园去写生,在一本报导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书里,我看到了我的燕子。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一样的剪状的双尾,然而,在图片下的解释和说明里,却写着它的名字是“乌秋”。

  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着好多的朋友,我却在忽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孤单。在我的朋友里,有好多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我只要提出我的问题,一定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唯一的反应,却只是把那本书静静地合上,然后静静地走了出去。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出来多年以前的那一个下午,父亲失望的心情了。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想,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我实在是舍不得我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啊!

汗诺日美丽之湖

  在夏日正午的街边,我慢慢寻找属于我的童年。

  香港是一个充满了变化与变动的岛屿。在这三十年间,我回来过几次,眼看着一次又一次不同的面貌。奇怪的是,我童年居住过的这一个地区,却总是保持原状。

  一切依旧保持原状,像是随时在等待着我的探访。

  曾经住过五年多的家还在那个斜坡上,我站在对面马路上看过去,整条街只给人一种灰旧破败的感觉,就算是在正午的阳光下,也带着冷冷的灰青色调,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也许是天气太热的关系罢,我对自己说,谁会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出门呢?

  可是,在我的童年里,这条街是鲜活的,充满了声音与气味、色彩与光泽。我和妹妹会在街角的凉茶店乖乖站着喝完一碗凉茶,就为了等凉茶之后的那一颗陈皮梅。装凉茶的大壶总是擦得光亮亮的,陈皮梅总是又酸又甜,小心含在嘴里可以吃很久很久。

  在夏日正午的街边,我急急地拆开信来。

  信是挂号信,刚才出门的时候收到的,原来应该等到回家之后再看,但是信封上寄信者的签名让我猜到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因此忍不住一面走一面拆信,然后就在一无遮荫的人行道上站住了。

  “——一点四十分起程,沿途无限草原,由远而近出现名曰汗诺日的美丽之湖(汗诺日,蒙语,皇帝之湖)。周围占地约四华里,湖水清湛断定为一淡水湖。湖上万千水鸟群栖群飞,牛群悠然饮水湖边,美景当前,不胜依恋。”

  信是乌尼吾尔塔叔叔寄来的,信里另外附寄的一份资料是他在多年前翻译的《蒙古高原调查记》书中的几页,这本书是更早更早以前由日本的一个学术调查团体所写下来的记录。

  在上一次的同乡聚会里,乌尼吾尔塔叔叔就说过他要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影印了寄给我,在这封信里,叔叔说:“现就书中有关贵府部分资料,复印一份寄上。按尼总管全名为尼玛鄂特索尔,亦即是您的伯父。又乌蓝和硕村、尼总管邸,就是您席府的——老家。此书现存蒙藏委员会研究阅览室,资料虽极有限,但此时此地得来亦属不易……“

  这次在香港停留了五天,一直在朋友的热情招待里,最后一天,飞机在下午四点起飞,朋友说上午任我自由活动,他们会在下午两点准时来接我去机场。

  这一天我在早上十点才起来,原来还是懒懒地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的人,忽然想去看一眼以前的小学、看一眼以前的家,念头一出现,人马上就醒过来了。

  十点半钟刚过,我已经搭上往湾仔方向的地铁了。上次来香港,虽说也去了旧家一趟,却是拜望住在那里的朋友,人又多,匆匆来去,根本没想到要向窗外望一望。

  再上一次,就是出国去欧洲读书那一次的路过了。

  在湾仔那一站下了车,从修顿球场的那个出口走了出来,我不得不用手指来帮忙计算岁月,算一算,上次走过修顿球场去找小时候的学校是二十岁出头的人,这一次沿着旧路走过去的我早已经过了四十了。

  那么,下一次再来,该有多少岁了呢?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罩下来,没带伞的我慢慢沿着旧日的街道往我的昔时走了过去。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罩下来,民生东路上充满了车声与灰尘,我就站在街边翻读着我那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

  汗诺日美丽之湖,是靠近家园的第一站,第一处标识,第一个进到心里面去的名字。汗诺日美丽之湖湖水清澈清凉,而我在南方炎炎烈日之下翻读着我的故乡。

  “——过湖畔,越丘陵,进入河床地带,道路泥泞难行,由此西上即为尼总管邸所在地。途中河床南岸,屡现黄土绝壁,到处展露着花冈岩的风化层。我们经过长时跋涉沼泽地区,确已筋疲力尽,约于五点半到达乌蓝和硕村的尼总管邸。尼府位于该部最西端,有三幢固定房屋和三所蒙古包。村落背面约有一平方公里的平地,其后为高约七十米的丘陵,远望陵顶有鄂包两处。

  总管不在,由其令尊及其胞弟出迎,接进正房左间招待。“

  接下来这些日本人在书里用了不少笔墨来形容我祖父的精神与气质,他们用了很多形容词。对这位年逾六十的老主人,他们的强烈印象是因为:“——我们深感老者为蒙族人中杰出的干练人物。”

  这些日本人在当时并不知道,几年之后,另外一批日本人因为同样的理由暗杀了我的伯父。

  这些日本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尊敬、感激并且竭力想讨好的老主人,却在几年之后横遭丧子之痛。尼玛鄂特索尔,老人的次子,也就是尼总管邸的尼总管,是日本人阴谋侵占内蒙古计划里的大阻碍,他们因此而暗杀了他。

  我没有见过祖父和伯父,我的父亲也很少向我们这些孩子提起这件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从亲友间听来的一些模糊而又固定的情节。我想,父亲是把这一件事情藏起来了。

  有些痛苦可以逢人就诉说,但是有一种痛苦只能独自面对,把它藏在最深最暗的地方,绝对不准任何人闯入。

  从小所认得的父亲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温和而且浪漫。

  在香港那几年,他常带我们这几个小的去海边游泳,去山上野餐,我们学校里的活动他都来参加,只要有父亲在,气氛就会活泼热闹起来。

  我们不太敢去要求母亲的事,常会先到父亲那里去疏通。有一次,我把他送给母亲的一支很好看的钢笔带到学校去,结果回家的时候只剩下上面的笔套,空空地挂在衣服口袋上,下面的笔杆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很生气,因为那是一枝非常漂亮的笔,我到今天还记得,是红底搂着金花,很细致很秀巧的女用钢笔。母亲板着脸要我回去找,沿路仔细看,找不到就不准回来。

  我只好沿着放学的路慢慢低头往回走,家的后面有一块高起来的土坡,要爬上三四层台阶才能走上去,就在那个土坡前面,父亲赶上了我,他用温热的大手扶着我的肩膀,轻声地说:“算了!找不到的了,我们还是回家去跟妈妈说说好话罢。”

  三十多年之后,我又来到这个土坡的前面,除了周围多了一些拥挤的房屋之外,土坡和从前完全一样,连那几层台阶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走上台阶的时候我绊了一跤,差点往前跌过去,幸好用手扶住了地,把身子给稳住了。走在我身边的一位老先生对我吆喝了一声,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怎么这么大的人走路还这么不小心?”

  “——七月六日六点起床,晨来细雨濛濛气温下降,如同深秋,令人感寒。赶忙多加内衣,九点品茗。十时等雨略停,江上、田中二氏到府前广场漫步。那里集有马匹为数三百以上,由尼氏之弟担任指挥,从群中挑选若干马匹拴在府前。

  此时生龙活虎般的蒙古骑士们在场活跃,他们手持套马竿拼命的追马,一俟接近目的物之际,闪电式的跳离坐骑,飞扑而去,攀马尾,扣马鬣,擒拿归来。正在欣赏草原凄然壮举之时,田中氏又复进入摄影梦境。据尼氏之弟称,经管马匹近千,另有牛羊约千只。

  江上回室之后,看见铁制消火壶一具,不论其为近时或古代之物,以其酷似往昔黑海东北草原游牧民族之锅,遂引起他照壶写生的兴趣。本日主人特煮全羊飨客,十一点多钟一同拔所佩蒙古刀,分割羊肉招盐而食之,美味无穷。“

  太阳好大,从天上直直地射下来,射进了我的肌肤里,手上拿着的纸张反映着日光,那光芒也直直地射进了我的眼睛,使我的眼睛觉得酸热起来。

  我这是在干什么呢?

  站在酷热的街头,拿着几页影印的文字,从几十年前的一段记录里,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归属。

  有些日本人拿着枪枝,把我的家毁了一次又一次。也有些日本人拿着相机和画笔走了许多路只为了看看我的家园、我的亲人,看他们使用的器物,看他们的生活方式,看那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也属于我的一切。

  而我,今天的我,呆立在南方炎炎烈日下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我,到底算是什么呢?

  往学校去的那条砌满了石阶梯的路也毫无变动,只是觉得出奇的狭小。

  记忆里那些阶梯又宽又平滑,放学的时候总是蹦跳着往下走,遇到姐姐和她们的同学走在前面的时候,我就会一路大声地叫着姐姐的名字,一路追了过去。

  太阳好大,直直地射了下来,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条狗跑过来对我吠叫几声,看我不怕它,也就很知趣地退开了。

  学校旁边那块山坡还在,只是树长高了,把整块草坡遮住,原来的马缨丹都没有了。地上堆了很多落叶,好像很久没人走过的样子,我心里开始疑惑起来,虽然说是刚放暑假,总不致于荒凉到这个地步吧。

  走到学校正门前面的时候,才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会有那只狗过来警告我,这里确实已经是一个荒凉的被弃置的地方了。

  大门铁栅是紧锁的,有一张布告贴在门边,说是学校已经搬到骆克道去了,请来宾去新址接洽,并且请不要进入这幢私产的房屋之内。

  去年来香港的时候,是听说老校长已经去世了,好像他的孩子没有什么兴趣来继续办下去。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走了这么远的路到了学校门口却不能进去。

  站在锈蚀的栅栏之前,我往门里探视,左边是我四年级的教室,再过去是弟弟上过的幼稚园,右边是福利社。有一次从父亲挂在柜子里的衣服口袋里偷了十块钱,拿去买五毛钱的东西吃,福利社的小姐找了我一大堆钱,我正在往回 拿的时候被经过的姐姐看见,她什么也没说地走开了,可是我知道她会在晚上告诉父亲。那一整天在学校里我什么事也没办法做,手总是伸进口袋握着那堆钱,手心里都是汗。

  那天晚上是怎么面对的我已经忘记了,只是从此以后没敢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风吹过来,把山坡上的树吹得沙沙作响,我转身离开,忽然间很强烈地想念起三十多年前那个小小的身影,和她所收藏着的那些琐碎的忧愁与快乐。

  沿着我儿时放学回家的阶梯一层一层走了下去,开始有泪水沿着眼眶边缘浮了上来。

  在画画和写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有个好的开始。

  尤其是写诗,我总是不断修改,但是又不愿意在稿纸上留下任何修改的痕迹,于是总是反复誊抄,只要错了一个字,就重新再开始。

  我喜欢在一张洁白的稿纸上,用深黑的墨水一个字一个字端端整整地写下去,每一行的排列也都要完全照着计划来,所以,一首诗终于写成之后,桌子底下总是堆满了废弃的稿纸。

  从香港回到台北的那个晚上,母亲微笑问我:“有没有回湾仔去看看?”

  站在床边的我,竟然不敢据实回答,含糊地说了一两句就把话岔开去了。

  到了夜里,一个人坐在桌前,泪水才止不住地滴落了下来。

  难道生命真的没有办法修改,真的只能固定在一个又一个错误的格式里了吗?

  妈妈,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童年,为什么我不能生长在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旁边?

  妈妈,在您病榻前没能说出来的话,此刻正一字一句横梗在我的胸中我的喉间。

  妈妈,我不但回到湾仔,回到我以前的家、以前的学校,我甚至在这一天的正午时分找到了以前和您一起去买菜的那个街边的市场了。

  那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没有想到在转过一个街角之后,我就回到了三十多年以前的那个菜市场。那条窄街、那些摊位、那些摊贩、那些菜蔬的颜色与气味,那些人群的声音与形象,妈妈,一切都和三十多年前完全一样,甚至还包括那夏日正午令人目眩的阳光。

  妈妈,我没有任何招架的能力,胸中在霎时充满了依恋与怀旧的情绪。妈妈,我没有办法。虽然,照您的说法,那五年多里,我们只是客居在香港而已,但是,那时间,那五年的时间,却是我生命里一段无法替代无法修改无法重新再来的童年啊!

  当您牵着我的小手慢慢穿过拥挤喧闹的市集的时候,您一定没有想到您正在铸造着我所有的回忆吧?您一定没有想到,您和父亲正在带引着你们的孩子一步一步地逐渐远离了汗诺日湖。

  因此,我永远没有办法对美丽的汗诺日湖产生出我对香港湾仔一条窄街上的菜市场那种相同的反应,虽然,按照原来的计划,那应该是我的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应该有一片清澈的湖水,湖上有万千水鸟群栖群飞。我的一生,或者最少是我的儿时应该在乌蓝和硕村度过,小小年纪就呆立在广场前看我的伯父们指挥那些生龙活虎的蒙族骑士在马群中往来追逐。就算是有一天我长大离开了,就像你们当年离开的时候那样,我也仍然可以在心里保有着那一块土地上所有的一切,颜色与气味、声音与形象,好准备在有一天,当转过一座山,或者绕过一处丘陵的时候,忽然间重新看见、听到,并且嗅出了在等待着我的那完全没有改变的童年!

  可是,从我生命最初的开始,你们就不断一步一步地带引我远离了我的来处。我的童年只能在这一条窄街或者那一条斜坡上出现,而我对这些仅有的记忆又不能不充满了强烈的依恋。

  三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生命终于固定在一个错误与矛盾并且再也无法修改的格式里了,妈妈,我们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始,站在夏日正午的街边,我终于发现,我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不能是。

  妈妈,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童年,我为什么不能生长在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旁边?

旧日的故事

  小红门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手,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因为,你以为日子既然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当然也应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昨天、今天和明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别了。

  就像那天下午,我挥手离开那扇小红门时一样。小红门后面有个小院子,小院子后面有扇绿色的窗户。我走的时候,窗户是打开的,里面是外婆的卧室,外婆坐在床。,面对着窗户,面对着院子,面对着红门,是在大声地哭着的。因为红门外面走远了的是她疼爱了二十年的外孙女,终于也要像别人一样出国留学了的外孙女。我不知道那时候外婆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我把小红门从身后带上时,打开的窗户后面,外婆脸上的泪水正在不断地流下来。

  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婆这样地激动,心里不免觉得很难过。尽管在告别前,祖孙二人如何地强颜欢笑,但在那一刹那来临的时候,平日那样坚强的外婆终于崩溃了。而我得羞耻地承认,在那时,我心中虽也满含着离别的痛苦,但能“出国”的兴奋仍然是存在着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我流的泪没有老人家流的多,也才使我能在带上小红门以前,还能挥手向窗户后面笑一笑。虽然我也两眼酸热地走出巷口,但是,在踏上公共汽车后,车子一发动,我吸一口气,又能去想一些别的事情了。而且,我想,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反正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而且,我想,我走时,弟弟正站在外婆的身后,有弟弟在,外婆不会哭很久的。外婆真的没有哭很久,那个夏天以后又过了一个夏天,离第三个夏天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外婆就走了。

  家里的人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大概正是十二月初旬左右,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照例去教华侨子弟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学生们还没来,方桌上摆着一叠台湾报纸的航空版,我就坐下来慢慢地翻着。好像就在第二张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则短文,一瞥之下,最先看到的是外祖父的名字,我最初以为是说起他生前的事迹的,可是,再仔细一看标题,竟是史秉麟先生写的:“敬挽乐景涛先生德配宝光濂公主。”

  而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手脚忽然间异常的冰冷,而我才明白,为什么分别的那一天,老人家是那样地激动了。难道她已经预感到,小红门一关上的时候,就是永别的时候了吗?而这次,轮到我在一个异国的黄昏里,无限懊悔地放声大哭起来了。

  那一条河

  我的祖先们发现这一块地方的时候,大概正是春初,草已经开始绿了,一大片一大片地向四围蔓延着。这一条刚解了冻的河正喧哗地流过平原,它发出来的明畅欢快的声音,溶化了这些刚与寒冬奋斗过来的硬汉们的心。而不远处,在平原的尽头,矗起一层紫色的山脉,正连绵不绝地环绕着这块土地。

  祖先们就在这里终止了他们疲倦的行程,流浪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家。春去秋来,他们的孩子越来越强壮,他们的妇女越来越姣好。而马匹驰骋在大草原上,山岗上的羊群像雪堆、像海浪。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的外婆就在这条河边诞生了。这个婴儿在她母亲的眼中一定是最美丽的,外婆一定也很爱她的母亲。因为每一次,在我们不听话,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外婆就会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没孝心,我小的时候,总想着法子帮母亲的忙,照顾弟妹。”或者:“我母亲对我说什么话,我都从来没有顶过嘴.总是规规矩矩地答应着。”

  当时,外婆的这些话总是听过了就算了。真正能体会到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已经长得很大,离她也很远了,就像她离开那条河已经很远了一样。

  但是,那条河总是一直在流着的。外婆曾在河边带着弟妹们游玩。每一个春天,她也许都在那解了冻的河边看大雁从南边飞过来。而当她有一天过了河,嫁到河那边的昭乌达盟去了的时候,河水一定曾喧哗地在她身后表示着它的悲伤罢。

  小时候爱求外婆讲故事,又爱求外婆唱歌。可是每次听完以后,都不能很清楚地把内容完全记下来,等到第二次外婆要我们重述的时候,我们总是结结巴巴地,要不然就干脆一面笑着,一面跑开了。外婆一定很失望罢。

  但是,那条河总是一直在流着的,而在外婆黑夜梦里的家园,大概总有它流过的喧哗的声音。“大雁又飞回北方去了,我的家还是那么远……”用蒙古话唱出来的歌谣,声音分外温柔。而只要想到那条河还在那块土地上流着,就这一个念头,就够碎人的心了。

  所以,她仍然一遍一遍地和我们讲述那些故事,故事之中总有一条河,有一个孝顺的孩子,有一个可爱的母亲。有时候,我们听出她话里的教训的意味,我们就会笑着要求再换一个。每一次,她的故事都没能讲完。大概如果不是因为小孩子们已经跑远了,就是因为她的思绪又在那条河前面停顿下来了罢。

  而我今天多么渴望能重听一遍那条河的故事!谁能告诉我,六十年前,那十八岁的少女的面貌曾有多少飞扬的光彩?谁能告诉我,那草原上的男孩子们曾几次驰马掠过她的裙边?谁能告诉我,那一颗年轻的心里,曾充塞了多少对这一块土地的热爱?而在她转身离开这条河时,是不是也以为明天又会再回来?我能问谁呢?我想,大概就只有问这一条河了。

  于是,这条河也开始在我的生命里流动起来了。从外婆身上,我承继了这一份对那块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土地的爱。离开她越远,这一份爱也越深,芳草的颜色也越温柔。而希喇穆伦河后面紫色的山脉也开始庄严地在我的梦中出现,这大慨是外婆生前没有想到的罢。

  鸢尾草和石阶

  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的故事。我生在抗战末期的四川乡下,我知道那个地方叫做金刚坡。也许有些曾住在那个地方的读者们会很惊喜地发现这三个字,而这三个字马上带给你们不少的回忆,那我当然也很替你们高兴。不过,这个地方能给我的唯一的印象,就只是一朵蓝色的鸢尾草,一朵开在湖边的蓝色的花。

  我小的时候,人很胖,头又特别的大,妈妈说:常常在一转眼间就看不到我了,马上就知道,一定又是从山坡上那一个地方滚到坡下面去了。大家只要到山坡下面的草堆里去找,总会找到我这个小肉球。奇怪的是,我很少哭,每次也很少会受伤,所以每次也都只是让大人们虚惊一场。等到刚把我摆到小椅子上坐定,大人们才刚一转身,我又会没事人似地爬下来,然后。又一个滚,又带着草和泥,滚下山去了。

  大概,这朵花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我的生命里的,我只记得我身子前面有一丛杂草,头顶上是一片浓密的树荫。我大概是在一个小树林的边缘,林子里面有一个湖,(也许是个池塘,可是儿时所有的池塘对我都像一个大湖。)而这朵花就开在杂草和湖的中间,好蓝好大也好香。

  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同样的花,有时候我说给别人听,别人也不知道那朵花该叫什么名字,也并不太感兴趣去替我查植物大全。有更多比这个事情还重要的事要做哪!谁能管那么多闲事。

  可是我心中却一直很想念这朵花的。一直到有一天,读大学了,和同学们去北投公园写生,在一条小径的转角处,我看到这一朵花,和我小时候看见的那朵是一个样子,一样的蓝,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香。可是,我已经很满足了,马上到处去找国画老师,找到他后就赶快问他,在路旁长着的这一朵花叫什么名字?林老师说:“这是鸢尾草。”

  这就是鸢尾草,我生命里的第一朵花有了名字了。同学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一个人站在这朵花前很久,一阵微风吹来,小花就会颤动几下子,而我的心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童年时那朵蓝色的回忆竟然在我心里占了这么大的分量,一旦替它找到了名宇,它却在名字前面显得黯淡而模糊了。曾经是那么清晰的一朵蓝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年以后,在香港的一个街角前,我犹疑着不敢向前的原因了。

  我的另一段童年是在香港度过的,那时候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每天早上,她总带着我们三个小的出门去散步。

  我们先走过电器街,然后后面就是星街和月街,走完这两条街,就面对着二马路的一块山坡了。实在算不了是一块山坡,不过,在香港那个寸金尺土的地方,那一块绿色对我们已经很够了。山坡下面有一条石阶,一直通到左边的半山公寓上去。每天早上,外婆就会在山坡前面做一段晨操,然后就在石阶上坐下来,看我们三个小孩在坡上面奔来跑去。我还记得弟弟那时候大概才刚会走,穿着一身紫红色的毛衣裤,跟着我和妹妹的后面转来转去。我们常常故意躲起来,弟弟找不到我们以后也不会哭,总是一转身,两条小腿软软地,向山坡下面的外婆跑去了。当然有时候免不了会在草地上跌一跤,我们就会满怀歉意地跑出来,把他扶起来再和他好言好语地玩上一阵子。

  外婆就微笑地坐在那里看我们,一直到觉得太阳太热了时,才带着我们往家里走回去。

  后来我和妹妹进小学了,外婆就带着弟弟一个人去做早上例行的散步。后来弟弟也进了幼稚园了,外婆早上送他去上学,上课时她就坐在幼稚园的铁丝围栏的外面,看弟弟和别的小孩子交朋友或者打架,下课后她再带着弟弟走回家。幼稚园是附设在我们的小学里的,所以,我们放暑假总是一起放。一放暑假,我们老少四个又开始我们的晨游了,仍然是那同样的路程,仍然是那同样的山坡,不同的只是外婆不再把弟弟背在身上,弟弟跑得比我们都快,而他也早已穿不下那一套紫红色的毛衣裤了。

  十几年后,我离开外婆,到欧洲来读书,从台湾坐四川轮来到香港,准备坐一星期后的法国客轮到马赛。那时候,有很多小时候认得的朋友都很热诚地招待我。算一算,离开香港去台湾读书竟也是过了十年的光景了,这次过境,十年后的香港当然改变了很多,可是也有很多地方仍然像我小时候所见的一样。那时候,我就渴望着要再去一次童年时日日常游的地方。有一天清晨,我就一个人找到那一条电器街了。

  我是一个人从秀华台上走下来的,(但我的心中,却有三个人和我一起走下来。)电器街就在前面的左手,街道好像窄了很多,建筑物的墙上贴满了乱七八糟的广告和招贴,只给砖墙露出一点点空隙,在那个空隙上有白漆涂着的十灵丹的大字,那三个字是认得我的。再转过一条街就是星街了,我慢慢地走着,很想像十几年前一样,可是身边怎么多出那么多数不清的人,不像一个清晨该有的样子。而我的高跟鞋的声音又一下一下地在提醒我,我不再是那个牵着外婆的手的年龄了。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来就只是来看一眼那个石阶的,看一眼后,我就会回头了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是需要勇气的。

  就在那条街的转角前,我依稀地认出了那一块山坡的样子。只要再向前走几步,我就会看到那条通向左边的石阶,只要再向前走几步,我就会看见一个老人,精神很健旺地带着三个小孩子坐在石阶上。

  可是,我却站住了,呆呆地站住了。我不敢再往前走,因为我怕那条石阶已经不在了,或者就算还保留着,也许已经给改变了形状了。石阶前面的山坡也许还在,也许已经被人 铲平,盖起公寓来了。我不知道我将会看见什么,我想,我还是设法保留我曾经看见过的景象吧。于是,我就回身往来路走回去了。走得很快,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再转过头去。

  雁阵

  等我再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火车正沿着莱茵河岸急驰着,对岸山上的古堡在月光下显得更加孤独。火车经过罗累莱那块大山岩的时候,我只觉得岩上长满了太多的荒草。山岩默默地蹲踞在河的转角,而那荒草就在月光下郁郁地摇着。而我就想起了我在初中时学会的那首歌:“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会这般悲伤。有一个旧日的故事,在心中念念不忘。……”

  而我就又想到外婆的那一条河,和我心中念念不忘的那些故事。虽然都是些平铺直叙的,可是,它们总是一遍一遍地重复出现着,就像眼前莱茵河的水波,像昨天阿尔卑斯山的积雪一样,很温柔而又很悲哀地呈现在我的周围。我想,人类已经是一种很孤独的动物了,假如再没有这些旧日的故事来陪伴,再没有些亲爱的人让我去思念,再没有那无边的大地在等待着我的归去,那么就算走遍天涯,我也再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了。

  我的这篇杂记也许该在这个时候告一段落了。我的丈夫说:“你写的东西太以小我为中心了。”不过,我想,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的小我构成的,就因为小我有一份感情,大我才会产生一股力量。雁阵能够不停地飞过八干里的天空,还不就只是因为每一只大雁都有一颗思归的心而已吗?

莲座上的佛

  风声是很早就放出去了,因为,我很爱看朋友们那种羡慕得不得了的样子:“真的要去尼泊尔啊?”

  朋友的眼睛好像在刹那间都亮了起来,于是,我就可以又得意又谦逊地回答他们:“是啊!不过还不知道手续办得怎么样?假如办成的话,我们还要去印度,去喀什米尔哩!”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年去欧洲读书的时候,好像都还没这么兴奋。向别人说起那些遥远的地方的名字时,真有种陶陶然、熏薰然的感觉。

  我一直想去那种地方,遥远、神秘和全然的陌生。不管是金碧辉煌的古老,或者是荒芜脏乱的现代,一切都只是在一种道听途说的传言里存在,和我没有丝毫痛痒相关,我可以用欣赏童话的那种心情去欣赏那块土地,不必艳羡,不必比较,也不必心伤。

  而飞机飞到加德满都盆地上空时,也真给了我一种只有童话里才能有的那种国度的感觉。从特别白、特别厚的云层掩映下,一点点地向我们逐渐展露出来的丰饶的绿色高原。有那样干净美丽的颜色,房屋、树木、山峦都长得恰像我梦里曾经臆测过的模样。又好像一张年代稍有点久远,可是笔触仍然如新的透明水彩画。

  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想到,有一件事情正在等待着我。在事情发生之前,我是一点也没能料到的。

  到了加德满都,住进了“香格里拉”旅馆,稍事休息,喝了旅馆特别为我们准备的迎宾酒后,我们就开始参观活动了。第一站就是城郊东方的山上那座“四眼神庙”,那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古老的一座佛塔。同行的尼泊尔导游很热心地为我们讲解:塔是实心的,底下的圆座代表宇宙,而上面四方座上画的四面佛眼代表佛在观看注视着众生,然后,然后…·他的英文带有很重的土腔,听起来很费力,于是,我们就一个两个地慢慢溜开了。要溜要赶快,否则,只剩下你一个人时,就很不好意思而必需硬着头皮听下去了。

  我溜到佛塔旁边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小店里,刹那间目迷五色,把外面的佛塔、寺庙全都忘了。小小的店里,摆满了精致美丽的东西:镶着银丝套子的弯刀,缀满了彩色石头的胸饰,还有细笔画在画布上的佛画,还有拿起来叮当作响的佛教的法器,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想问:“怎么卖?多少钱?”

  不过,同行的爱亚比我早,已经拿起一个银镯子来问价钱了。她要店主翻译那镯子上刻着的文字是什么意思。看他们两个说得正热闹,我只好在旁边先挑一些东西出来,等他们说完话。

  可是,他们两个大慨碰到难题了,僵在那里半天,爱亚过来叫我,要我给她翻译一下,因为有一句话她怎么也听不懂。

  面孔黝黑的尼泊尔店主指着的那个银镯子说:“这是一句经文,我念给你听,它的意思是说:莲座上的佛。”

  他念出了那句经文:“唵吗呢叭咪吽。”

  然后,我整个人就呆住了。

  爱亚在旁边等着我的翻译,店主也在旁边等着我翻译,店里还有几个同行的朋友也在看着我,可是,我就是说不出话来。

  我无法说话,因为我心里在刹那之间忽然觉得很空,又忽然觉得很满。

  那样熟悉的一个句子,却在那样陌生的地方,从那样陌生的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多少年了!

  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外婆还在的时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外婆念这句经文。常常是傍晚,有时候是早上,外婆跪在干干净净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俯拜、叩首。长长的蒙古话的经文我听不懂,可是,这一句反复地出现,却被我记住了。

  而当时的我,甚至,过了这么多年的我,并不知道我已经把它记住了。在这一刹那之前,我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已经把这句经文记住了。

  外婆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我们这几个孩子是她心中仅有的珍宝。不管我们平常怎么淘气、怎么不听话、怎么伤她的心,在她每天晨昏必有的日课里,在她每次向佛祖祈求的时候,一定仍是一遍遍地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福的罢。

  隔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能清晰地记起外婆在床上跪拜,我在门外对着她看时的那些个安静而遥远的清晨或傍晚。我还能记得从院子里飘进来的桂花的香气,巷子里走过的三轮车的铃声,还有那个年轻的我,有点惭愧又有点感激的我,装着毫不在意似地倚在门边,心里却深深地知道,知道外婆永远会原谅我、永远会爱我的。

  一定是这样的罢。所以,隔了这么多年,要我走了这么多路,就只是为了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再向我证实一次她对我的爱。一定是这样的罢!

  我竭力想把这些思绪暂时放下,竭力想恢复正常,好来应付眼前的局面。可是,我的声音还是出不来,然后,眼泪就成串地掉了下来。

  人生遇合的奇妙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在那一刹那,胸臆之间充塞着的,似乎不单只是一种孺慕之情而已,似乎还有一些委屈,一些悲凉的沧桑也随着热泪夺眶而出。

  事情就是这样了。在一两分钟后,我终于能够哽咽地把这句经文译了出来,也终于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把我的失态向爱亚解释了一下。爱亚真正是能体贴我心的好友,她一直安静、忍耐地等在旁边,当时并没有急着要来安慰我,事后也没有再提过一句,却能让我感受到她的了解与关怀。

  从那一刻以后,加德满都盆地的美丽风光对我就变得不再只是神秘遥远的香格里拉而已了。从那一刻以后,有些庄严而又亲切的东西将我系绊住了,我与那一块仙境似的土地之间竟然有了关连。

  莲座上的佛啊!这一切,想必是你早已知道,并且早已安排好的罢?

困境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途,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唐·韦应物

  刚刚离家一个人去欧洲读书的时候,写了好多家书,厚厚的,每一封都总有十几页。

  那时候,父亲从台湾也给我写了许多,信里常有令我觉得很温暖的句子。有一封信里,父亲这样说:“在家时的你,就爱一个人到处乱跑,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海的,我总觉得你是我五个孩子里最不听话的一个,就像一匹小野马。现在,小野马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有时候会轻轻叫你的名字。小野马,离我们老远老远的小野马啊!你也开始想家了吗?”

  在异国冰寒的夜晚里读着父亲的信,热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滚落了下来。心里恨不得能马上回到父亲的身边,可是,即使是当时那样年少的我也能明白,有些路是非要一个人往前走不可的啊!

  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

  支撑着自己的,也许就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那一份渴望了罢。渴望能找到一个世界,不管是在画里、书里,还是在世人的心里,渴望能找到一块水草丰美的地方,一个原来应该还存在着的幽深华茂的世界。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这条长路上慢慢地摸索着。偶尔在电光石火的瞬间,好像那美丽的世界就近在眼前,而多数的时间里,所有的理想却都永远遥不可及。

  在这条长路上,在寻找的过程中,付出的和得到的常常无法预料。一切的现象似乎都彼此对立却又都无法单独存在,欣喜与歉疚,满足与憾恨总是同时出现,同时逼进,并且,谁也不肯退让。而在这些分叉点上,我逐渐变得犹疑与软弱起来,仿佛已经开始忘记我要寻找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年少时的我所不能了解的人生吗?

  那个无忧无虑、理直气壮的小野马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眼前的处境,对于自己的改变,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混乱与不安,在这一条迢遥的长路上,我难道真的就只能做一个迷途的过客而已吗?

  而这并不是我当初要走上这条路来时的原意啊!

  我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来越过眼前的困境?能不能重新得到那片宽广宁静的天空?能不能重新拥有那跑沙跑雪独嘶的心情?还有,我那极为珍惜的,在创作上独来独往的生命?

  在静夜的灯下,我轻轻问着自己,能还是不能呢?

失母

  八岁还是九岁的那年,住在香港,有一回在最热闹的中环街上和姐姐走散了。

  在努力地左奔右跑试了一阵子之后,终于明白自己是回不去了,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人站在马路旁边大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还向聚过来看热闹的路人哀求:“请你带我回家好吗?”

  后来还真是有好心的路人替我找来警察,高大的警察把我带回办公室再通知父亲来领我回去。见到父亲时大哭了一场,等到回到家里,又有点害怕母亲会责怪我,就踌躇着不敢向前了。母亲微笑着什么话也没说,倒是姐姐们在旁边一直问我,问我真的好意思一个人站在马路上哭给大家看?

  而在今年五月三日的这天,在台中一个专科学校的礼堂里,在千百人的面前,在初闻噩耗的那一刻,我也和多少年前一样,魂飞魄散,不得不失声痛哭起来。

  只是因为一切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好像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忽然发现自己再也回不了原来的家。

  在前一天下午和母亲道别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征兆,一切如常。母亲仍然是那个安静平稳在努力做着复健运动的母亲,我仍然是那个匆忙急躁有着一切理由要跑出门去的女儿,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切如常。

  我一面急着往外跑一面又回头高声向她说再见,我说我去台中领个奖章回来送她好不好?母亲正在护士扶持之下做一个困难的动作,没有回答我,而我也并没有耐心地停下来等她回答。

  我也没领到那个奖章。

  清晨就赶到台中的丈夫,在颁奖会场入口签名的地方伸手拦住了我,把我牵到旁边,迟疑又迟疑之后,用他所能用的最和缓的语气向我宣告:“妈妈过去了。”

  而在那个时候我脸上竟然还带着微笑,还正在惊喜于他的出现,正在奇怪他为什么不让我签名,不让我和身旁的朋友打招呼。

  要在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明白那五个字的意思,要在挣扎抗拒了之后才在热泪滂沱中接受了命运的宣判。

  我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失声痛哭,忽然明白自己从此是个失母的人了。和许多年前的那一天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从此再也没有可以回头的路,再也没有可以重新获得的机会。

  五月终于过去了。此刻的母亲已经长眠在一处有着许多阳光的山坡上,山坡周围有野生的松树和台湾相思,远处可以望到北海岸灰蓝色的海洋。父亲忽然回头问我:“妈妈这墓地是朝北的吗?”

  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北方?北方是哪里?是哪一个方向呢?

  是妈妈用七十一年的时间慢慢走过来的那个最初的地方吗?是妈妈在离开的时候并不知道从此就不能再回去的故乡吗?

  母亲的故乡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一个遥远的她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只听说春天来时草原上会开满了花朵,而夏日风过时草香直漫到天际。乡关路远,归梦难圆。而此刻,要经过生死的界限,要终于长眠在温热的南国岛屿上之后,我们的母亲才能重新再回到她的土地上去了罢。

  而那是多远多远的一条路呢?

还乡!?

  1

  我马上就开始喜欢她了。

  因为,她是这样在形容着我的家乡,她第一句话就说:“我从来也没见过那么远那么远的云。你知道吗?那天有多远,云就一直跟着铺到多远。整片草原上天空几乎是圆的,一直垂到地平线上,而那地平线又好远好远。”

  C在旁边微笑打岔:“天以穹庐罩四野。”

  然后,她又说:“那些男孩子真好看,站在那里,挺拔得就像一棵树一样。”

  她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再说:“我觉得你不太像蒙古族人了。我看过的那些蒙古族女孩眼睛都是细细长长的,脸总是红扑扑的,好可爱。”

  她说话的时候,整个面孔都亮了起来,眼神好像也都被那与草原有关的回忆点燃照亮了一样。

  在我的心里也有一些什么被燃着了,同时还充满了对她的感激。虽然才是初次见面的朋友,但是,藉着她敏锐的心灵和眼睛,我好像也看到了我的故乡一样。

  这几年来,也不是没有人对我提过同样的话题——他们去过我的家乡,他们想要告诉我旅程的一些经历。

  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很奇怪很痛苦的感觉,微笑端坐聆听一个不大相识的朋友说一段他认为很特别的或者很新鲜的趣事,而那件趣事发生在我遥远的梦魂里的家乡。

  所以,我常常在一开始就央求他们换一个话题,而对方也常常是一脸诧异地注视着我:“可是,你不是蒙古族人吗?我还以为你会爱听哩。”

  要向他们解释我的心情确实有点困难。首先,我心中对他们有着一份强烈的妒意。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他们可以去到我的故乡而我却不能?他们应该知道我的渴望,为什么却还非要到我这回不去的人的面前来说话?我想,无论如何,我总还有拒绝聆听的自由罢?

  另外,更让我难过的是那在有意或无意之间的一种观光客的口气,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地方不对,我想,也许只能解释成自己的过分敏感了罢。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高高兴兴聆听一个朋友对我大谈他在印尼、在欧洲,或者甚至在北极的精彩经历,却绝对不能忍受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观光”过程。

  可是,在这一天,她说话的感觉却和那些其他的人完全不一样,她也是去旅行,也是在听到了我是蒙古族人之后,想告诉我她对我的故乡的喜爱与惊叹。

  我想,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了罢。

  她是真心喜爱那一片辽阔的草原,也连带着喜欢了那片草原上的居民,所以,在她的语气里,有着一种真纯的喜悦,她似乎替我说出了我故乡最美好的那一面——也是我衷心希望能够看到的那一面。

  我因此而不得不感激她。因为,这终于证明了,我也许不一定每次都要妒忌和生气的,我其实还是很渴望能够聆听到别人对我故乡的形容,只要他不要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伤了我,或者伤了我那从来没能见过的家乡。

  而在隔离了几十年之后,这是彼此之间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啊!

  2

  我越来越不能控制我自己心中的喜怒了,还有那一分强烈的妒意。

  去年暑假在香港,一位在那里教大学的朋友对我说:“现在香港的年轻人真会玩,一放寒暑假就跑了。”

  我的童年是在香港度过的,因此知道也去过香港那几个外海上的小岛,于是微笑地向他说:“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在放假的时候出去玩的啊!”

  想不到,朋友却回答我说:“可是,有时候大考一考完人就不见了,问同学才知道这个人去了内蒙古,那个人去了新疆,真过分!连考了几分也不管了。”

  听到那些地名的时候,我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原来对这个小岛上的年轻人的同情与宽容(也许还有着一丝可以察觉的怜恤),都在霎时一齐变成了又炙热又疼痛的妒意了。

  我不禁自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呢?

  或者,我们都要自问,这几十年的时光,怎么让中国人变成这么许多不同的样子了呢?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3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大概人已经在内蒙古了;写这信时我的心也好像已经在大漠上奔驰了一样。下次再给你信时,最快也将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只是为了要向我实践一句诺言,一个在海外从事摄影工作的朋友,在他的大陆摄影之旅里,加上了一个新的目标,我的家乡——那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探寻。

  在起始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他说会尽量去试,希望能够拍到一些有意义的、令我动心的相片回来。

  但是,在今天,在他归期将近的时候,我却开始害怕了起来。我怕的就是那种马上就要揭晓的感觉,在他把辛苦拍得的相片递过来给我的时候,我是打开来看还是不看呢?

  就在前几天,C 笑着对我说:“席慕蓉,我们一起回去看一看好吗?只要你保证不在路上乱哭,我们就跟着你去内蒙古玩玩好吗?”

  可是,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在我前面等待着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遭逢?

  就像所有在台湾成长的这一代,“我,已经是一棵树,深植在这温暖的南国”。我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期望与等待都与这个岛有了关联,我实实在在是这个岛上的一份子,是这个岛上的人了。

  不用朋友来提醒,我自己也觉得已经不太像蒙族人了。可是,如果不还乡,我的祖籍仍然是遥远的内蒙古,我身上的血脉也仍然自觉是来自那草原的嫡传。而如果,如果有一天有人把原来是非常模糊的故乡清清楚楚地放到你眼前,你是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而如果,如果有一天真的回去了,站在那一片曾经养育过我父亲和母亲成长的土地上,在那个时候,我又会是什么呢?

  我多么害伯,如果站在一块原来于我应该是非常亲近的土地上,却发现自己已经是,并且,也终于只能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人了。

  如果面对着的是这样的命运,我想,任谁都不能不痛哭的罢。

  怎么到最后会变成这样了呢?

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个秋天,我收到了一份丰厚的礼物。是一本由朋友亲手贴好的摄影集子,里面是他从他所拍摄的一千张幻灯片里精选出来的——蒙古高原。

  包裹寄到的那天,是个阴雨的下午,我刚好没课。拆开外面的牛皮纸之后,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簿子,从封面上的“内蒙之旅”四个字里,我已经知道内容应该是什么,可是,把本子放在客厅的玻璃茶几上,我却绕室彷徨,迟迟不敢去翻动它。

  我知道朋友的心意,他早已告诉过我,这是他的一个心愿——去为我寻回我那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

  他一直住在香港。我接到过他的信,知道他什么时候启程,也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之后,我也曾接到过他的电话,知道为了这次旅程,他受尽辛苦,甚至还生过病,住进了医院。但是他说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会喜欢这些相片。他说幻灯片有些还需要送到澳洲去冲洗,只要他一拿到,就会赶快给我寄过来。他说他是怎样急切地恨不得马上就能把那些相片送到我眼前。

  而此刻,相片就在眼前了,遥远的梦魂里的故乡现在就藏在这些扉页之间,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却一直鼓不起勇气来翻开它?

  窗外有雨,屋子里显得比较阴暗和出奇的安静。我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把花瓶里的水重新换了,把椅垫都扶正排好,把茶几上的玻璃擦得一尘不染。一直没有人按门铃,也没有人打电话来。在窗前和门后几次来回,终于再也找不到任何藉口之后,我只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心跳得厉害,我把这本簿子端端正正地放到眼前,不知道在翻开了簿子之后,将会看到些什么?将会有怎样的一种心情?

  但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一翻开之后,我就永远都不能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

  然后,我就翻开了它。

  然后,就在第一页,就在第一张相片上,就是那一条河,就是外婆把年幼的我抱在怀中说过了许多次的那条河流——在一层又一层灰紫色的云霞之下,在一层又一层暗黑起伏的丘陵之间,希喇穆伦河的波涛正闪着亮光发着声响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地向我奔涌过来。

  然后,我就开始痛哭,在一个阴暗而又安静的房间里,在一个微微有些阴雨的南国秋日的下午。

  那一条河发源在我母亲的家乡——昭乌达盟克什克腾 旗。

  河流的源头藏在一处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里,那里有林海千里,鸟雀争鸣,瀑布奔腾。从那些孤高巨大的寒带林木之间,希喇穆伦河逐渐汇聚,盘旋回绕,逐渐变宽变阔流向那一望无际的草原。

  母亲说过,从木兰围场坐车到察哈尔的多伦,要经过三百里地的森林。母亲说:“那真是一片树海,怎么走也走不完似的,夏天的时候坐车经过,整个森林都是香的,香味里面可以分得出哪些是花香,哪些是草香和树香。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连雾气和露水也好像都清香清香地留在我的衣服上。

  有一次车子刚出森林,到了一片大草原上,就看到整群野马奔跑了过去。其中有一匹毛色特别纯白,像雪一样的发白发亮,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坐在车子里、而是骑在那匹雪白的野马的身上。“

  外婆告诉过我,母亲一直是个温顺体贴的孩子,而在把我们这五个子女带大的岁月里,母亲也一直是个温柔和安静的妇人,可是,我总是记得母亲在那次说起她的少年时光,说起她看到那匹白色野马时的神情。

  外婆去世已经有廿二年了,母亲也在这个春天离开了我们,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只有那条河是一直在那块土地上奔流着的。

  朋友在信上说:“我曾经沿着希喇穆伦河走了一段路,我不知道换了是你,会作何感想?”

  我想,我不必等走到那条河边时才开始思念,就在此刻,我心中就强烈地想念着她们,想念着我的母亲,和我母亲的母亲,想着她们漂泊的一生,想着她们原来并不该走上却又不得不走上的那样迢遥的一条长路。

  是不是会嫌太迟了呢?

  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到那条大河前面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太迟了呢?

  我用我整个的心来祈求,希望一切都不会太迟。希望那源头仍在,希望那千里松林仍是一片树海。阳光明亮,正是春末夏初,杂花生树,充满了清香。希望在树林边缘的大草原上,看到一群野马奔驰而过,其中有一匹飞奔如箭矢,毛色如雪般在太阳底下发着光亮。

  我用整个的心来祈求,希望不会太迟。

  朋友还托人带回来两样纪念品给我。

  难为他那样细心,把两样东西都装在狭长的小盒子里, 外面再用闪着银光的礼品包装纸包好。我先打开了那一盒 比较沉重的,里面是一把朴拙美丽又极为锋利的蒙古小刀。

  而在那盒极轻并且悄无声息的盒子里,放着的是一小把长在我家乡草原上的青草。

  草色其实已经枯黄了,但是他告诉我,当他在察哈尔盟明安旗附近把草摘下来的时候,草色原来是青青的。

  “青青草儿摇呀摇,草原千里闪金光。

  我赶着羊儿上牧场,哎哟嗨!

  你正赶着马儿上山岗……

  我从小就会唱这样的一首歌,是跟着姐姐学会的,要用很高的高音唱出来才会好听。在香港那个小岛上,在我们公寓前的凤凰木下,在甜蜜快乐的童年傍晚,我也把妹妹教会了。两个人扯着喉咙唱起来以后,总是闹不清马儿和羊儿谁该上牧场,谁又该上山岗,唱到最后,两个人总是会咭咭咭咭地笑成一团。

  有一次,偶尔一抬头,看到父亲正从三楼我们家的窗口望下来,好像是在看着我们,又好像不是,暮色里,父亲的面容给了我一种很陌生奇异的感觉。

  凤凰木的叶子很细碎,我就在那些细碎的复叶下呆呆地抬头望着父亲,从一个草原上显赫的大家族里出生的父亲,在五个兄弟里最年幼最受父母和兄长疼爱的父亲,我的髦发浓眉魁伟俊美被所有的长辈称赞为“眼中有火,脸上有光的孩子”那样的父亲,在闪着金光广大无边的草原上唱着歌骑着马长大了的父亲,却在经过了连年战乱之后,终于不得不离开家乡拖家带眷逃到一个小小的岛上的父亲。

  要经过许多许多年之后,要到了我也步入中年之后的日子里.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站在那个公寓的窗口俯视着我们时的心情。

  前一个月,父亲从德国回来,除了开会的时间之外,也和我们一家人共聚了几天。在那几天里,我急着把那些相片拿给他看了,当然,还有那把小刀,还有那一束枯黄的小草。

  父亲把小草拿在手中,好像也感受到我朋友在其中所放进的细致心思了,他微笑地赞许着:“唉!这孩子。这还真是我们那儿的草哩!”

  父亲还说。这草应该叫支节草,或者是枝节草,他记得字典里应该有这个草的名宇。可是,那天晚上,我查遍了家里的几本字典也查不到。父亲一直说:“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啊。”

  小草仍握在父亲手里,灯光下,父亲的手背上好像又新添了一些虬结的筋脉,在做一些细小的动作时,父亲的手已经开始微微地颤抖了。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原来应该有的都再也找不到丝毫踪迹了。父亲啊!如今我们无法肯定的,又岂只是一株牧草的名字而已呢?我们甚至连那块草原的名字也查不到了啊!

  在今天的地图上,那块草原当然还在,可是却不再是原来那个古老的名字了。察哈尔盟明安旗的标帜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名字已经随着过去的金色岁月从这个世界上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只剩下一片辽阔而又沉默的土地,和一些模糊的故事。

  还有青碧青碧的支节草,从眼前一直一直铺到天涯。

  朋友是个天性好胜的人,出发之前他就告诉了我,他找到两份一新一旧的地图来对照。发现有些旧日的地名如今还没有变动,他准备到了明安旗的附近再来打听。

  为了不受干扰,他没和官方接触。每到一处,都自己单独去向上了年纪的老百姓查向,遇到老年人,他就趋前去问他们知不知道以前的察哈尔盟明安旗如今应该是在哪里?

  一站一站地走,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下去,竟然终于给他找到了我父亲的草原,他向我形容说那是广大无边,用任何摄影器材也照不出来那种深远与辽阔气势的大草原。

  我要怎样感谢他呢?

  我要怎样感谢他呢?换了是我,在这条路上,也许一句话都问不出来了罢?

  换了是我,在向人开口的时候,恐怕还没等说出故乡的名字,眼泪就会掉下来了罢?

  “请问,您知不知道……”

  “请问,老乡,您知不……”

  无论是站在黄沙漫漫的公路边,或者是乡村小店的门前,我想,只要我一出声相询,那热泪就会立刻滚滚落下的了。

  热泪并不完全是因为个人的悲伤。而是在出声相询的刹那,几十年来家国的沧桑也会在心中如闪电般掠过,不得不自问:怎么到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在那一刻里,仿佛许多与我有相同际遇的同胞想要说清楚却又永远说不完全的,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用一生来抗拒却又不得不继承下来的辛酸往事,都在我出声相询的同时,黯然前来,聚集相遇在黄沙漫漫的路边。

  仿佛只要我一出声相询,说出来的,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只要我一出声相询,那整个时代压在我们身上的重负就会完全显露出来,而我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躲避的藉口了。

  朋友终于来了,带着他在内蒙古所拍摄的一盒又一盒的幻灯片,还有他在旅途上所遭逢的一段又一段的故事,他终于来到了我的画室。

  我在画架上放上了一张新钉好的一百廿号的大画布权充银幕,把窗帘都拉起,灯都熄灭,那千里草原就都到了我们的眼前。腾格里沙漠有狂烈的风沙,呼伦贝尔草原的清晨雾气弥漫,小小牧羊女穿着美丽金边的衣裳,在那遥远的地方……

  朋友的经历随着画面慢慢转换,有的时候他的叙述刚好与我童年时听来的故事相合,我就会满怀兴奋地接了下去,抢着要向他说出我所知道的那个故乡。

  整个下午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好像都是我在抢着发问,又抢着说话,到了最后,幻灯片都看完了,窗帘重新拉开,我还在意犹未尽地向他说着我从小听来的那些故事。

  朋友静静地微笑,静静地聆听,然后,在他把整理好了的幻灯片都收到他的背包里去的时候,他抬头来面对着我,说:“我想,你现在有这样许多丰富的感觉,应该赶快把它写出来。我担心的是,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回去了之后,你再 回到这个画室里来的时候,也许一个字都不再写了。”

  “怎么会?”

  我很讶异地问他。

  是啊!怎么会呢?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我问话的语气里因此有了不快与不满。

  朋友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我,在他眼中闪过一丝宽谅和悲悯,我惊然一惊,好像有点明白了。

  也许,他是对的。

  也许,他也不一定对。不过,谁能知道呢?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十年来,我其实一直站在黄沙漫漫的路边,等待着向人探问我那失去了名字的故乡。

  要到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终于明白,在黄沙漫漫的路边,无论是哪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身世都一样相像,无论是说故事的和听故事的,我们的心中都一样悲伤。

  因为,也许要到了揭晓之后才发现其实并无结局,那个失去了名字失去了踪迹的旧日家乡,也许仍然无法触及,就像草原上那朵最最洁白的云彩,永远只停驻在那极遥远极遥远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休么会有这样一本书的原因了。

  这许多年来,我零零星星记下了一些我的乡愁。几首诗,几篇散文,都分别收集在我出版的几本书里面,因为分散了,所以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但书’的内容原来是包藏在席慕蓉的书里。她隐隐透露了自己流离失所的经验··她是察哈尔盟明安旗的贵胄,更有资格述说乡愁。可是这一切,在书中压缩在一个小小的领域之内。如果这本书是一间屋子,则一切都摆在桌上挂在墙上,而乡愁等等是锁在一只半透明的箱子里,这应该是作者内心自然形成的安排,而这‘安顿’的方式和新一代读者大众的心态是符合的。没有人愿意浅薄增懂,忘记以前的事,没有人愿意孤陋寡闻,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但若是过分强调那些事又未免‘徒乱人意’,珍惜现在才是生活的主题。

  感谢这位文坛前辈给我的评论与分析。是的,在珍惜现在的生活主题之下,多少年来,我的乡愁一直是锁在一个小小的半透明的箱子里,只有我的心才能够感觉到它的重量。

  而到了今天,才忽然开始明白,也许,整个故乡对我来说,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个沉重的小箱子了。

  那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那记得住和记不住的,都在这里面,而现在,终于到了该将它打开来和好好珍惜的时刻了。

  当然,即或是到了今天,有些记忆仍然是舍不得完全凸显出来的,有些累积的重负仍然是无法完全释放的,是谁说的:“一个人不能也不会释放他自己。”

  不过,时刻既然已经到了,就让我尽力而为罢。由此前去,我实在不知道将会有些什么样的遭逢,在黄沙漫漫的路边,在我出声相询之前,就让我先把锁在心中的这个箱子打开来罢。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书的原因了。

  谢谢大地、洪范和尔雅出版社,让我能将一部分的旧作放进来。谢谢圆神出版社让我能将我的新作和新的感觉在这本书里尽情发表。谢谢李男的编排和美术设计。更要谢谢许多乡长在资料上给我的帮助与鼓励。

  当然,更要谢谢东生这一位朋友,谢谢他的千里跋涉,谢谢他那单纯而又动人的心愿,才会促使这样一本书的出版。

  今夜,在灯下翻看这本书的校样,第一页仍然是那一条希喇穆伦河静静地流过草原。不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不是还有人继续在唱着那一首歌:“大雁又飞回北方去了,我的家还是那么远……”

  我把心中锁了许多年的乡愁在此刻都释放了出来,并且静静祈求,希望永远不会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