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苦闷

 

   有时候我们说,“莫名的苦闷”。其实苦闷都是有名字的。
   苦闷由何而来呢?总是由于我们的主观愿望不能实现。英国诗人勃朗宁有一句诗,可以说是对于苦闷的最好的说明:梦呵,争着去做,抢着去做,而做不成!
   我们的主观愿望,我们的梦,又为何不能实现呢?总又总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时候,人把这叫做命运。到了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不可知的神秘的命运,而阻碍我们的主观愿望实现的客观环境是可以认识的,因而也就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对于主观愿望的分析,就可以叫出苦闷的名字。对于客观环境的认识,更可以找到解决苦闷的方法。
   现在有两种最普遍的苦闷。一是关于大局的,一是关于个人前途的。
   前几天读过朱自清先生一篇叫做《动乱时代》的文章 。那上面说,现在苦闷笼罩着全中国。因为在抗战当中,人们想胜利以后总可以喘一口气,总可以得到一个小康的局面,然而现在得到的是失望。朱自清先生所说的这种苦闷,求一个小康局面都不可得的苦闷,恐怕是很多人都感到的吧。关于个人前途的苦闷,在青年朋友中尤为普遍。或者是想升学而不能升学。或者是想找职业而找不到职业。或者是有学校住,也有事作,然而并非理想,不能满意。流光易逝,前途茫然。
   凡是有志向的青年人,谁不焦急烦闷?
   而这几种苦闷又往往联结起来,互为影响。由于大局的动荡不安,个人的道路就越是狭窄。由于个人的愿望不能满足,对于大局的期待或愤懑就越是热烈。《大公报》载过一条消息,说沈阳的青年在墙壁上写着这样的诗句:“我愿变成野火,烧掉一切。我愿变成洪水,淹没一切。”不管这种愤懑的青年到底是多是少吧,这心情却是可以理解的。
   从某一点意义上说,苦闷是好的。因为苦闷就是对现实不满,而不满正是改革的起点。
   然而,说得更完全一些,只是苦闷又是不行的。苦闷可以走向改革,但也未必一定走向改革,尤其未必一定走向正确的改革。
   苦闷也可以走向消沉悲观。愿变野火烧掉一切,愿变洪水淹没一切,到底不过是愿望而已,而且是明知做不到的愿望而已。此愿不达,又如之何?假若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苦闷之火要不就是最后烧掉自己,要不就是慢慢地熄灭下来。仅仅是愤世嫉俗,往往是容易和逃避现实相通的。
   苦闷还可以走向盲目的反抗。反抗诚然是英雄的行为,但盲目的反抗却总只能得到失败。在过去,在不可能被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人,他们的盲目的反抗还可以说是只能如此。
   在现在,在容易获得科学的理论的人,而犹满足于盲目的反抗,则只能说不应如此。这样的人,假若不能从碰钉子中摸索到规律和道路,那也要不是不必要地碰掉了自己,就会有一天终于碰得垂头丧气,消极起来。
   与这两者相反,既不是盲目的发泄,又不会变得消沉悲观,而能真正解决苦闷的办法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认识客观现实。假若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合理的,正确的,既不是荒唐的幻想,又不是错误的企图,那么毛病就在客观现实方面。就是说,在客观现实里面存在着与我们作对的事物。我们应该比较全面地研究一下客观现实。阻碍着我们的事物是些什么,有利于我们的条件又是些什么,它们的情形各如何。我们还应该从历史发展方面来研究。今天的现实是怎样发展来的,又将往哪个方向走去。
   根据对于现实的认识,然后来确定我们努力的目标与道路。那么我们的目标就不是空想,不是奢望,而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的道路也就是明确的,有步骤的,可以走得通。
   然后我们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和我们的同伴们来一起努力。而且用实践来证验或修正我们的计划。
   这样的办法也许很不适合那些主观热情家与主观浪漫派的脾气。然而,要事情办得通,就只能这样理智,这样按部就班。生在这个科学的世界,航海尚要带罗盘,修房子尚要打图样,我们走人生与事业的道路却难道可以闭着眼睛,胡乱闯去吗?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又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很需要这种勇于开辟与富有创造性的精神。然而,应该补充说明的,凡是能成为路的路,必须引向一个众人所要奔趋的目标,必须众人经过它真能达到目的地。胡乱闯去者未必是路。引着众人去碰壁者更不是路。
   试以解决对于大局的苦闷为例。消极悲观,袖手以待,固然不对。盲目发泄,否定一切,又何尝能解决问题。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要求能够喘一口气,要求一个小康的局面,这是异常合理的愿望。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然而,中国人民却事实上又如此多灾多难,无可逃避。我们只有正视这种灾难,认识它,并尽每个人的力量来提早结束它。中国人民断断续续地苦于战争,已达百年之久。不是对外的战争,就是国内的战争。这难道是偶然的,不可解释的事情吗?不是的。这是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去找原因的。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是没有独立也没有民主的国家。有些时候,外国侵略者自己动手用武力来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这就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有些时候,外国侵略者各自扶植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想经过这些人来控制中国,这就是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到了后来,中国的国情有了大的变化,中国人民更觉醒了,更组织起来了,于是外国的侵略者与国内的封建买办势力就联合起来向人民作战,这就有了第三种性质的战争,即抗日以前的内战与今天的内战。这第三种战争与前两种战争不同。从这不同,我们就知道了是非所在。今天的内战又与抗日以前的内战不同。从这不同,我们就知道了中外恶势力虽然仍有着一时的表面的强大力量,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组织却已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加以中外恶势力是孤立的,不合乎世界潮流与人心趋向的,我们就知道,不管要经过怎样的困难,这个战争最后还是要被停止,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还是要出现。这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可以理解,而我们也就不至因为一时的逆转而丧失了信心与努力方向。相反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形与力量来缩短这曲折的过程,争取光明的局面。
   又试以解决关于个人前途的苦闷为例。在理想的社会里,应该人人有书读,人人有事做,并且应该是适合个人志愿和发展的学校,工作。失学失业,找不到合式的学校和工作,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在整个社会没有改变之前,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和普遍的解决的。我们除了从这样的认识以建立改造社会的志愿之外,也还可以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形寻找某些个别的曲折的解决办法。邹韬奋先生的《经历》中叙述得有他的求学和就业的经过。他的家境是不好的,总是“这学期不知道下学期的费用在哪里,甚至这一个月不知道下一个月的费用在哪里”;然而由于他自己的努力,或靠投稿翻译,或靠暑假内作补习教师,或辍学几个月去当家庭教师,或一边上学一边兼做家庭教师,终于在大学毕了业。他最初是学工程的,他的兴趣却不近于工科,而且由于他自己平时对于文科方面的书籍也读得不少,终于转学到旁的大学去读文科。出了学校,在就业方面他也并不是一下就找到了最适合于他的职业。他本来是想进新闻界的,因为没有机会,于是他就作英文秘书,作英文教员。后来编一个小小的《生活周刊》,由于他的认真编辑,由于他的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竟把它办成销行到二十万份的著名刊物。而韬奋先生自己也就最后成为有名的著作家,政治家。韬奋先生关于他这段求学和就业的经历还给了一个很好的总括,他叫它做“走曲线”。他说,“我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并不是乌托邦,有的时候要应付现实,不许你走直线,也只有走曲线。”他又说,“走曲线并不就是失败。”韧奋先生就是这样的从实际经历中得到了这个唯物论的真理的。由于客观现实中还存在着不利于中国人民解放的中外反动势力,中国人民还要经过残酷的奋斗,因此中华民族的道路是曲折的。同样的,由于这还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还存在着不利我们的个人志愿实现的条件,我们个人也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因此我们个人求学就业的道路有时也要走曲线。只要我们有理想与目标,只要这是基于对客观的现实的研究与认识,那么这种曲折就是必要的,而非浪费的了。
   这样的说法也许更不适合那些主观热情家与主观浪漫家的脾气。然而,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我们是按照实际情形办事,我们是根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办事,我们不能只凭热情和幻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解决苦闷,我们才能改造现实。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既有远大目标,又能踏踏实实地工作,而且——工作呵,争着去做,抢着去做,而做不完!
   这不像一句诗。这也不如勃朗宁的原句那样沉郁动人。然而,这是我们的充实的,有意义的,比诗还要崇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