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杜拉斯首次面世作品选萃》
作者：［法］Ｍ·杜拉斯
译/ 黄荭
文/ [法]M.杜拉斯
中国的小脚
中国是永恒的。我，那年五岁。我们去那里度假，为了逃避东京湾（注：越南北部地区。）三角洲的绵绵细雨。旅行是漫长的，花了三天时间穿越云南的山岭。我很清楚这是中国，不是印度支那（注：法语中中国是Chine，印度支那是Indochine，从构词上有雷同。），不完全是，名称上有点差别。我还知道中国人很多，尤其在中国他们最为密集，他们不想要小女孩，在他们眼中小女孩一钱不值，如果生的女儿太多，他们就把她们扔给小猪吃。这些都是别人教我的──就像日后教拼写和法兰西的伟大一样──在我们到达云南之前，为了让我看到中国人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他们教得甚至更多：中国广袤、残酷、善生养，在那里孩子们都非常不幸，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幸运。爱情被放逐。中国人不痛苦。他们从来都不拥抱自己的孩子。死亡并不让他们害怕。他们从来不哭，也不会哭。定期地，汹涌的洪水在中国肆虐，中国的河流也不像其它河流，它们都是以颜色命名的，它们离开河床，冲毁一切，夺走30万人的性命，尤其是孩子，显然因为他们个子小，因此在大人之前就被淹死了，办完这些坏事之后，它们就退却了。但在中国因孩子的死亡而引起的悲恸要比在别处小得多，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有那么多的孩子死掉，又有那么多的孩子出生，一切周而复始，有规律地发生、平复、堵塞、遗忘，没有必要因为水灾而悲哀。
但至少，别墅很漂亮，土夯的，坐落在开满鲜花的园子中央。一条小溪从旁流过。我的哥哥，在头一天就找到了三只蟋蟀。对他来说，那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整个假期都在找蟋蟀，中国之于他就是有云南美丽的金褐色蟋蟀的国家。
但至少，城市也是美丽的。富足的城市，给人的印象如此，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贫穷的回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她建在丘陵上，到处都是台阶，层层叠叠的，白色和蓝色的房子，红色的招牌颤颤巍巍的，响着凉鞋的踢踏声和流动商贩哽哑的吆喝声。有时候会碰到几只小山羊。我从未在任何一个梦中找到过可以和她比拟的城市，那么名不虚传。巴黎，我十七岁那年见识到了，在她旁边，显得零落，不够紧凑；热那亚（注：热那亚（Gênes）：意大利主要的港口城市，商业中心。）港的街道倒可以，如果愿意的话，给你一个小城的印象。当时我只是一个从红河凄凉的平原、河内碎石铺的宽敞寂寥的街道上出来的孩子。我认为，城里卖的没有别的，只有皮货、茶叶、丝绸和鸦片，五百种皮货，两百五十种茶，上千种丝绸和鸦片。人们只吃流动小贩供应的糖果和煎饼过活。城市里飘着焦糖的味道。城市本身也是甜的，像鸦片；涩的，像茶；野性的，像毛皮。
但第二天，突然，我看到了中国女人的脚。我叫出声来。在她们小时候，人们跟我解释说，像你这样的年龄，就只给她们穿同一双鞋子，直到二十岁。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在中国，人们只喜欢小脚。它们以一种病态的缓慢成长着，原本可以长很胖很大，却只能被装在我五岁的脚穿的鞋子里。它们迈的步子说实话不能叫步子，而是雀跃，像鸡一样，脚和腿连一弯都不弯。对于这样的脚，跑步是不行的，甚至就是快步走也很勉强。似乎小脚让她们很花心思，吸引了她们全部的注意，以至于我以为她们受着折磨，苦于行走，我从没想象过人可以在痛苦中行走，我向来认为走路只能是一种最大的愉悦。在这里，或许人们只喜欢小脚，但如果长了一双大脚又会招来怎样的惩罚，终其一生？它们是物，物，和身体的主人隔开了，离异了，如果说我为这些女人抱屈，她们也让我觉得可怕，那是因为她们让自己的脚忍受这样的摧残。难道她们的脚就没有权利，像她们、像小鸟一样，完全长到它们天然的大小？
我想，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集体受罪的场景，而这，在五岁的时候，已经让人感到难受了。五岁的时候，我为中国女人嵌在小鞋里的脚痛苦不堪，我模糊地萌生了一种对错误的认识。因此脚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只是尚不被了解。我看着自己的脚，它们自由，像长了翅膀，在大小合适的凉鞋里，我受不了世界上所有小姑娘的脚无法享受同样的自由。我幻想这些受到压迫的脚不顾一切还是在长大，宁可自娱而不愿取悦于人，膨胀，胜利，撑破鞋子，自我解放，最终长大。但我想，为什么不跟她们解释呢？那得花上千年的时间，人们对我说。是的，中国人如此喜欢小脚的天性真是一种可怕的宿命。我五岁，在中国。
之后，是旺鸡蛋（注：中国人爱吃的美食。当蛋还在孵化的时候就被放到石灰中存放，避免它孵出小鸡来。）。那似乎比小脚更过分。别再想了，人们对我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无能为力，我老想着它。我爱小鸡情同手足，对人们让它们所忍受的虐待，我肯定负有责任。它们和猫一起，是惟一比我小又让我觉得亲近的生灵。我幻想着要把它们全部解放。我的所有小鸡都破壳而出，我的所有小姑娘的小脚都撑破她们的鞋子。把小姑娘扔去喂猪的故事对我的震动没那么大，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出生了，已经走出了夜，呼吸着，因此当她们被猪吃掉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没有被窒息的小脚和小鸡那么令人愤慨，这种如此完美、如此彻底的对生命的窃夺。不让长大比单纯不让活要严重得多，在我看来，不让呼吸、不让出去也比马上弄死要严重。当我们去云南乡下散步的时候，远离丝绸和鸦片，经过城市周边那些悲惨的村镇的时候，我看到土夯的笼子，只有一间，用一块离地一米高的木板盖着，下面总是圈养着两三头猪，我心想那是出于方便的考虑而做的设计，因为如果你生了个多余的女儿，不用烦恼，只要马上挪开木板扔给猪就完事了。因为我以为孩子生得很快，几乎什么时候都有，女人们怀孩子也像田野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迅速，我当然知道，另一方面，猪只要活着，总是要吃东西，我看到多余的女孩按照猪的胃口的节奏出生，可以说完全一致。猪通常在我看来挺和善的，所以又一次，我也没觉得它们享用父母不要的小女孩有什么可耻──猪就像孩子，在大人看来，它们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大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肯定就是充满理智的。而且猪总是饿（就像我看到的世界上所有的牲口一样有惊人的、难以餍足的胃口，真是不幸）。既然在这个奇怪的国家人们只给它们吃小女孩──总之是自然地，合法地──它们又怎么能够拒绝呢？它们甚至都没有选择去吃她们，是人们把她们送来吃的。但是人，他们在不饿的时候也会选择吃小鸡，或至少饿也是因为别的东西而不是还在成形的小鸡。那么在人的胃口面前，小鸡到底是什么？这些丰腴的中国人有什么权力像吃水果香糖一样吃它们、犯下这可怕的罪行呢？猪，它们，关在木板底下，只能指望人的好心，小女孩的出生，在我看来，和猪一样，几乎都带着一丝温情，我的小脚、我的小鸡的世界要比其它世界、大人的世界要更亲切，后者决定了所有一切的命运，甚至猪的罪行。而且，还有，我很清楚回头会怎样，人在这一慷慨施舍的合谋中要捞回什么好处，当猪被认为吃了足够多的小女孩养得够滋润的时候，等待它们的会是什么，人开始在周围转悠，带着贪婪的眼睛。不，尽管这种经济是那么怪诞，但并没有让我感到震动。
并不真是，中国没有任何东西比小脚和小鸡对我影响更深远。甚至不是云南两百名富家女子一同乘坐一艘蒸汽船出游，像家禽一样挤在一起，发出家禽般的叫声，因为她们几千年来对平衡的规律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船在一眨眼工夫就沉没了，她们全部丧生，裹在一直缠到脖子的织锦窄衣里，被她们可怜的穿着绣花缎子鞋的残废的脚拖着沉入水底，额头上是愚昧和女性的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