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燃烧的笔
作者：［法］丹·弗朗克
译/马振骋
文/[法]丹·弗朗克
丹·弗朗克（Dan Franck）,1953年生于法国。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社会学，毕业后零星打工若干年，后专心从事文学与历史写作。至今二十多年，已有十几部作品问世。
198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希腊历朔日》，书名是法语一句俗语，希腊理发中没有朔日，这个奇怪的书名也即是说永远等不到那一天。这部书旋即获得当年的“处女作小说奖”。
弗朗克写作勤奋，自后每隔两三年便发表一部作品，内容不仅是小说，且有关于音乐、绘画，也参加电视剧编剧。主要作品有《告别》（1987）、《疯人陵园》（1989）、《分离》（1991，获勒诺多奖，已译成17国语言，并改编成电影）。还于朋友让·沃特兰合作写有《波罗历险记》从属。
《波希米亚人》（1998）与《自由派作家们》（2004）可以说是姐妹篇。《波希米亚人》写20世纪初，在巴黎蒙马特尔与蒙帕那斯区内艰苦与欢乐的艺术家：阿波利奈尔、毕加索、莫迪利亚尼、苏丁、曼雷……这些艺术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创造了艺术新语言，使整个20世纪艺坛精彩纷呈，影响直至今日二十一世纪。
《自由派作家们》里的任务崛起于1930年代，他们经历的是史诗时代。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接着又是斯大林肃反运动和莫斯科审判案，同时又有西班牙内战。人们战斗，不仅是拯救一个民族，而是保卫一种意识形态世界观。欧美各国试图遏止法西斯主义的勇士、工人、知识分子不顾阻挡，跨过比利牛斯山参加国际纵队。马尔罗、卡帕、奥威尔、海明威、毕加索都带着自己的武器——钢笔、画笔、照相机——让这些烧焦的土地绽放艺术的异草奇葩。
丹·弗朗克的叙事中，历史事实与与小说手法交织在一起，这些事迹令人激奋，令人掉泪，今天看来那么不可思议，却又是永远那么真实，并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艺术家、文学家的真正品质。
一、绮尔达与罗伯特·卡帕
9月5日，在科尔多瓦前线塞罗穆里亚诺附近，一个男人倒下了。他穿件白衬衫，戴顶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徽的橄榄帽，一支列贝尔枪，由皮背带系住的腰带上绑了几发子弹。这人叫费特里可·波莱尔·加西亚。他即将成为西班牙内战中最著名的战士。因为，正当他随同他的同志准备跨过一条小沟时，一位摄影师正窥伺着。在他们趴在地上用枪瞄准时，在他们面对敌人的火力正要冲上去时，在他们举枪连续发射往前跑时，那位摄影师的镜头正对着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他的同志拍，拍到他面孔上中了一弹，走路踉跄，张开双臂，脸部抽搐，站立不住整个儿倒了下去。
罗伯特·卡帕二十三岁。直到那时，在国际摄影界默默无闻，他刚才拍了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不久流传全世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这个青年又给他的徕卡相机装上胶卷，穿过被战士踩踏过的留茬麦地。他跟一个灰绿眼珠的褐发少女汇合，她也斜挎着一个相机。他抓住她的手，奔向一辆共和派的卡车，车子载了他们驶向一个还不知道的目的地。罗伯特·卡帕和绮尔达·波霍里尔斯就是这样，在整个西班牙战争时期随着机缘捕捉镜头。
从7月18日，他们在巴黎走遍各个报馆，两人要求获得委派。《见闻》杂志最后同意派他们跟其他记者一起出发。8月5日，一架飞机把这组人送到了巴塞罗纳。记者就分散到全国各地。在抵达塞罗穆里亚诺以后，卡帕和绮尔达到过加泰罗尼亚全境，然后到了阿拉贡前线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在一起。他们回到托莱多，然后又是巴塞罗纳。然后巴黎。一举成名。自由派作家们！33绮尔达与罗伯特。
安德烈·弗里德曼十七岁。那时还不叫罗伯特·卡帕。他跟安德烈·克特斯和其他给现代摄影带来辉煌成就的人一样，也是匈牙利人。他在布达佩斯游行反对霍尔蒂摄政的独裁统治。他被捕。放出来后逃至德国。他在那里必须工作。但他不懂接待国的语言又能做什么呢？去发现一个不需要使用语言的工具。为什么不是摄影呢？
他就试了起来。有人借给他一台伏格脱兰德6×9相机，他用来拍出第一批照片。1931年，他进了柏林迪普霍特公司，由一位达达主义欣赏者管理的先锋派影社。他在暗室内洗印放大。当他走出门，街上都是纳粹分子了。安德烈从来不怕打架。但怎样才能跟这些日夜在大马路上列队经过的褐衫党暴徒有效斗争呢？冬天他跟同伴在希特勒分子要经过的路上浇上几桶水，结了冰让穿灰绿色的士兵跌倒。
他回到实验室心里着急。他感兴趣的不是在室内工作，而是写报道。必须等待机会。安德烈郁郁不乐。终于，1932年11月有一天，由于迪普霍特的摄影师都派在外面，实验室的小伙子也接到了出差的任务。托洛茨基要到哥本哈根，同时——也是日期巧合——还有美国滑稽明星劳莱与哈台。派他去柏林把这三位公众人物的照片拍回来。拍那两位幽默演员，没什么大问题。而那位政治领袖，是另一回事。因为托洛茨基不喜欢照相，总是害怕在那些大箱子和闪光灯后面躲着斯大林派来的武装杀手。有一支两百名警察组成的护卫队保证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安全。在这样的条件怎么走近他才能不引起注意呢？
安德烈带了一只35毫米徕卡小相机，那时这个机子还不曾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甚至还引起大多数职业老手的怀疑或讪笑。那时代，他的同行宁愿使用叫托洛茨基不信任的这些庞大笨重的平板照相暗箱。报刊编辑部喜欢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不像小的不能修改。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从事摄影，也选择徕卡；克特斯和其他几位也是这样。他们赞赏这种机子小巧玲珑、光度亮，快门速度高，曝光时间短。
安德烈口袋里藏了相机，到了体育馆入口处，革命家将在那里面发表演说。他毫无阻碍地通过检查与验证，坐到了主席台附近，身子贴在墙上，在不用闪光灯情况下曝光长而手不抖动，对着演说者拍了一系列照片，居然没给人发现。
当他回到柏林，迪普霍特公司举行庆祝会：《世界镜报》刊载了托洛茨基的照片。
1933年，帝国大厦纵火案后，安德烈·弗里德曼，这个匈牙利犹太人，跟着古斯塔夫·雷格莱走上了流亡之路。他去维也纳，然后回到布达佩斯，再去巴黎，没有一分钱，没有人支援。他唯一的财富就是那个照相机，当他手头拮据影响到生存时就去押当，一赚到法郎立即去赎回。为了果腹，他去塞纳河钓鱼。鱼发臭。他在面包店里偷面包。这事危险。他向常在圆顶和洛东达咖啡馆泡吧的穷画家讨几个钱。朝不保夕。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遇到他帮了他一把，把他带到革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会议上。
1934年2月6日，年轻的费里德曼受雇当上一位摄影家的助手，负责把器材带到协和广场，法西斯社团将在那里向民主开火。几星期后，他认识了比他大二十岁的安德烈·克特斯，后来又认识了罗马尼亚人布拉赛。周围这些人立即欣赏他的才华，也靠了他们，安德烈受聘于各摄影社，分配到一些次要的任务，如冲印工作或出售相册。
1934年，他遇到了绮尔达。她是犹太人，德国人，反对纳粹。她也是从自己的国家逃离出来的。这个自由派女青年，加入极左派运动，青春美丽勾魂摄魄，安德烈见了立刻迷上了。但她不是自由的。他也不是，他与《时尚》杂志社工作的一个时装摄影师还保持来往。
他割断了关系。她也是。他们隔天在下等旅馆见面，然后分开，因为绮尔达不愿有太密切的关系。除了工作上的。
1934年，安德烈被《见闻》杂志派到萨尔地区做报道。回来后他赊购了一台徕卡相机，带了这个机子创造了传奇。他拍摄了1936年大罢工，人民阵线游行和胜利。绮尔达协助他，给照片的说明打字。他们俩一起走遍各大报社出售照片。由于事情进展不像他们希望的那么快，他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花招，却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效果。他们各自自称是一位天才摄影家的助手与销售员，全世界的报社都在争夺，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卡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