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某一种真实
作者：［英］罗伯特·豪斯默
文/ [英]罗伯特·豪斯默
穆丽尔·斯帕克于195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安慰者》，随即得到了作家伊夫林·沃与格雷厄姆·格林的关注与支持，从此开始了她那光辉的文字生涯。斯帕克很快达到了定期出版作品的写作速度：1957年以来她已出版了二十多本小说—最近的是《精修学校》（2004）—还有传记、剧本、诗歌、一本自传以及大量题材广泛的杂文，如关于雪莱在威尼斯的居所，艺术的开放性，皮艾罗·德拉·弗兰切斯卡的壁画《圣母分娩》，约伯书，以及马赛尔·普鲁斯特。现在她正在创作她的第23本小说，她不愿意透露该书的内容，“因为那会破坏神秘感”。
穆丽尔·莎拉·堪伯格1918年出生于爱丁堡，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为盎格鲁人，大卫·洛奇称她为“在她那一代英国作家中最具天才及创造力的人”。她毕业于爱丁堡一所著名的中学—詹姆斯·杰列斯皮女子学校—，然后上了海略特·沃特学院，随后去了罗得西亚，在那里与比她大十三岁的西德尼·奥斯瓦尔德·斯帕克结了婚，生了个儿子叫罗宾。二战时她独自回到了英国—婚姻即将破裂，为一家反情报组织工作。战后，她成为诗社的秘书长，写了许多诗歌作品。她从小就开始写诗，在九岁时改写了罗伯特·布朗宁的《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一诗（“为了给它一个美满的结局”，她自己这样说），然后在1930年凭借诗歌《来自一本书》赢得了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奖。她一生的诗歌成就并不很出名；实际上她已出版了四本诗集，最近的有《穆丽尔·斯帕克诗全集》（2004）。
斯帕克于1951年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不是因为她的诗歌，而是她的由《观察家》杂志主办的小说竞赛中的得奖短篇《撒拉弗与赞比西河》。当然她的小说非常出名，尤其是《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1962），由《纽约客》的威廉·肖恩首次全文出版，以后又被改编为电影及舞台剧。斯帕克的作品吸引了许多著名女演员，包括朱迪·丹奇，格兰塔·杰克逊，麦琪·史密斯，瓦尼莎·雷德格雷夫，和伊利莎白·泰勒。
斯帕克于1954年5月1日加入罗马天主教，成为一个有思想深度有信仰的女人，如果不能说是非常正统的。
她的作品非常流行。在英国她的每部小说及短篇集都不断重印；在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已开始重印她的小说：《驾驶席》、《贝克汉姆·莱依之歌》、《单身汉》、《资产菲薄的女孩们》、《谨记死亡》、还有《来自堪新敦的遥远的呼喊》。她的作品引起了许多严肃的争议与评论，也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好评，如W.H.奥登、 安尼塔·布鲁克纳、弗兰克·科默德、大卫·洛奇、约翰·默提默、劳娜·萨奇、以及约翰·厄普代克。她也受到了无数的荣誉与奖励，包括詹姆斯·泰特·布莱克奖、英格索尔·T.S.爱略特奖、和大卫·科恩文学终身成就奖。她于1993年被评为大英帝国女性领袖，1999年获得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在此之前她已相继获得斯特拉思克莱德、爱伯丁、圣安得鲁斯与爱丁堡学院的荣誉学位。
在先后居住于伦敦、纽约、罗马之后，她现在定居于托斯卡纳的一个小山村里，与她的同伴兼助手佩内洛普·加尔丁共同生活。这次采访即在那里进行，时间是在一个早春的日子里，地点是在被斯帕克与加尔丁称为家的一个十四世纪的教区宿舍，早春的初雪洗清了她们居所周围的橄榄树。穆丽尔女士掩饰着她的年龄及近期的健康不良和外科手术，她给人的印象是：活跃、发型与衣着独具一格、一个非常生动的詹姆斯式的人物、一流的爱丁堡才女。她的智慧与风采，优雅与品味，毫无做作的礼节都显示出她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最受欢迎的晚宴客人，梵蒂冈的高层人物哈洛德·爱克敦、戈尔·维达尔及红衣主教们都曾招待过她。
我想先问你几个关于你的生活的问题以及1992年出版的你的自传《履历书》第一卷。你的意图在该书的开始部分就明确表述了：“自从我成名后，关于我的生活有许多奇怪而错误的信息被写出来。现在我觉得到了该澄清事实的时候。”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部分，是的，我想我做到了一部分。可是毕竟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很强烈的，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我觉得，一般来说，我的自传会留在人们的脑海里，那对事实是有所帮助的。我有一个传记作者，玛丁·斯坦那，他写过依夫林·沃的传记，他觉得写自传对读者的导向性是很有用的。然后我发现我的许多记录以及许多写我的传记作者都是依赖于存放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里的我的全部家族文件。那里有许多我母亲与我儿子的信件，人们有什么事情搞不清楚的时候都可以上那儿去查一下。那里至少是一种事实的资源。我想让那些记录自己说话就可以了，它们帮助了我，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我的自传。
大家都有一种明确的认识，那就是真相终究会大白于世的。
我想可以这么说的，是的。我真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只不过有些小事误导了人们，最终导致了很大的误解。
作为很受欢迎的艾米莉·布朗特、玛丽·雪莱、约翰·梅斯菲尔德传记的作者，你认为写别人的传记与写自己的有什么不同？
非常相似。我走出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生平。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写的书就代表了我的生活。自从我在1957年第一次发表了我的小说，直到现在我做的并不多；我想要结束我的自传。可我觉得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完成。我就像是在写他人的传记一般写我自己的，对每个细节我都要核实。我想你会看出那本自传有点像研究论文。我决心不从自己的记忆中获取任何信息，除非有证人——我年轻时的主要见证人是我的兄弟，他仍健在，所以对我所说的他可是个活见证——或者信件等文字资料。我不依赖于自己的记忆。
罗兰·巴尔特曾说过传记是“不叫小说的小说”。你认为自传也是这样吗，尤其是你的自传？
“不叫小说的小说”。我想我不是的，因为我的自传没有小说的形式；它更像一部编年史。我想我的青春也许看来就是那样的，由于我对事物的感知方式，后来成了作家。因此如果愿意你也能把它看作是一个作家的故事。我想有许多自传或传记看上去像小说，而我不太喜欢这种作品。看到像“简·奥斯汀走出了院子，觉得今天天气好极了。”这样的句子，我就会很烦躁不安。我们怎么会知道她的感觉？
有些评论家对《履历书》很不客气，称之为“疯狂的浅薄”（约翰·康威尔）、“美丽的厌恶”（维多利亚·格兰丁宁），甚至干脆“彻底的失败作”（斯第芬·西夫）。你觉得呢？
我想也许是不够热情，仅仅如此。如果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话。我没有看过所有的评论。
希望你不要在意那些评论。
不，不，我能理解那些人感到失望……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灾难最终都变成了一种幸运，一种财富。我觉得那是一种天意，也许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看法。
就其重要性来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一直被视为自传作品的颠峰与典范。这种传统承前启后，一直影响到约翰·亨利·纽曼和你。尽管你在1954年转信天主教是你生命里的中心大事，可你仅用了两百来字就压缩掉了。而且有些还是引用纽曼的话，不是你自己的，为什么？
是的，我想要写出我的改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的改宗耗时漫长，回想起来几乎是覆盖了我的整个一生。事实上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向着改宗的一种进程……你简直就不能把它称为改宗，那只是进入了一个我命里注定要去的地方。它既不是一种盲目的阳光，也不是一种启示，因此我无法将它戏剧化，真得。你知道我改宗的大部分原因是我长期以来的排除，比如说我曾尝试过信英国国教。
那当然是合理的，如果把改宗视为一种进化或者觉醒。
是的，是的。我记得纽曼的一位著名的神父德尔图良这样说过，人的灵魂天生就属于基督教，也就是后来的天主教。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当然，那不是个现代思想。现在我们有许多宗教可供比较，而所有其它宗教也都是很重要的。他说，“灵魂天生就属于基督教”，而我确实觉得如此。我觉得那是个自然进程。我可以在这里这么说，我花了好几年研究不同的基督教神学理论，而我的最终结论是，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宗派之后，我选择罗马天主教。这些神学研究给了我很多创造性的帮助。人们相信自己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小说家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