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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道德说教者迟到的忏悔
作者：丁伟祥
新近出版的第34期《明星周刊》以“格拉斯事件”为题、按着格拉斯的轨迹对格拉斯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导。该文一开始就对格拉斯讽刺了一番：世界上任何一种非正义行为都会遭至他的谴责，没有一场辩论会少的了他。几十年以来，“铁皮鼓”作者始终是以共和国代表之身份向世人展示他的“时代良心”。现在这份迟到的忏悔使格拉斯这位政治警世者成了众矢之的，这座丰碑开始动摇了。该杂志的主编还在杂志的首页写了一篇题为“污点令人反胃”的简短前言，他指出，君特·格拉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述了被遗忘的历史”，这是瑞典文学院对他的文学作品的评价。可现在无论是格拉斯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会向这位曾呼唤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坚持不懈的打鼓手发问：为什么要沉默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现在才把这一秘密说出来？要是早些承认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是否会因此无缘问鼎期盼已久的诺贝尔奖，或许他完全是在自编自导，选择这么一个恰当的时机公开他的这一秘密。要是他在死后才公开曾经参加过党卫队这一秘密的话，那么他的所有的作品恐怕会一文不值，所以他现在要亲自向公众披露这一污点。
除此之外，波兰的名人政要、包括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还提出要求格拉斯主动退回其诞生地但泽市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表示，无法原谅格拉斯过于推迟的忏悔。对此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刊登了德国前总统理查德·魏茨泽克发表的另外的一种看法，他还为格拉斯进行了辩护，他说，格拉斯对促进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和解是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他对格拉斯文学作品的力量和格拉斯在促进德国和波兰之间友好关系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深信无疑的。说到现在不少在但泽的波兰人很想诋毁格拉斯时，魏茨泽克说：“是因为这些人现在对德国这个邻居有很多不满，只是一种暂时的宣泄罢了”。最近出版的今年第三十四期德国《明镜周刊》中还刊登了不少德国和各国名人和作家对格拉斯的各种议论，其中不乏有对格拉斯的肯定，身为犹太人的德国作家拉尔夫·乔达诺（Ralph Giordano）指出：“我幷没有因为格拉斯的这一坦白而在道德权威方面失去了对他的信任”；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文（John Irving）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和道德说教者格拉斯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位英雄”；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是格拉斯的好友，他为格拉斯辩护说：“他代表着一种超凡的力量，他不会由于这么一个错误而被驳倒的”。
8月21日出版的这期《明镜周刊》还非常醒目地在刊物的封面上刊登了格拉斯在敲打东西的大幅照片，上面写着他出版的著名小说“铁皮鼓”的原文，画面中的格拉斯模仿小说铁皮鼓中主角奥斯卡敲打铁皮鼓的动作，只是把铁皮鼓换成了党卫队士兵戴的钢盔，钢盔上还印有党卫队（SS）的缩写，画面旁写着醒目的一行字：“一位道德说教者迟到的忏悔”。在这期杂志上除了登载了长达13页的对格拉斯的全方位的报导和介绍外，还刊登了德国电视一台播放的对格拉斯的电视采访摘要。电视一台原计划是在今年9月7日才播放对格拉斯采访的，由于格拉斯的自传提前出版了，所以采访时间也相应提前了，采访小组在8月14日（星期一）就赶往丹麦的度假岛屿Moen，星期二下午在岛上的一家旅馆对格拉斯进行了采访，接着在星期四，即8月17日晚上10:45，就播出了采访录。在采访中格拉斯反复说，“我始终将此事记在脑子里”，所以该访谈录的标题也选用了格拉斯的这句原话。采访格拉斯的是德国电视一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也是格拉斯的好友乌利希·魏克特（Ulrich Wickert），下面是采访录的内容：
“我始终将此事记在脑子里”
魏克特：我们现在在丹麦的一家旅馆里，因为格拉斯是在丹麦完成了他自传的初稿。格拉斯在他的书中首次公开了他在二战结束之前曾经参加过纳粹党卫队的事实。为此遭到了不少人对他的批评。格拉斯先生，欢迎您。为什么您现在才将这段经历告诉大家？
格拉斯：这件事在我心中已经埋藏了很多年，我也说不出具体原因，我头脑中一直在思索着这件事情。作为一名作家和德国公民，我在过去六十年中所做的一切努力与我年少时在纳粹时期受到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我力图修得善果，我一直以为，我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负罪感。我是曾经参加过党卫队，但是我没有参与过任何罪行。我也一直在考虑，等到适当的时候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今天才终于通过写自传这种形式将我在年轻时期的经历公布与众，写我从12岁至30岁时的那些经历。在回忆我这段长达十八年经历的时候，我才能够坦然地谈及这一往事。
魏克特：现在评论界反响很大。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克诺布劳赫女士批评说，您的这一表白，证明了您过去发表的那些言论都是极其荒谬的。人们自然也会回忆起您还曾经指责过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过位于比特堡（注：位于莱茵兰－法耳次州。）的墓地，因为那里埋葬着党卫队士兵的遗体。
格拉斯：当时引起我气愤的原因是这一行为是在利用死去的人，就像是在进行演戏，是一种带有煽动性的行为，所以我对此进行了指责。克诺布劳赫女士怎么说，这是她的正当权利。我也并不会怀疑别人对我今天才将此事公开出来会对我加以批评和指责。但是我把当时参加党卫队的前因后果告诉大家，这也是我的权利。也许某些人会说，我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此外我希望克诺布劳赫女士能有时间读一读我写的书，在我书中所描写的年轻时期的所有经历中，参加党卫队这件事虽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在其它相关的场合还提出了不少更加尖锐的问题，比如说在希特勒青年团下属的少年队里时对纳粹党的盲目的信任，包括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面，也从来没有对当时发生的各种事情提出过任何真正的疑问。
我的一位舅舅当时是波兰但泽市的邮局公职人员，他参加了保卫波兰邮局的战斗，在邮局被占领后，德国人根据紧急状态法将我舅舅枪杀了。家里突然少了一个人，我们也不准与其他孩子一起玩了。我父母当时完全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我也没有对此提出过任何的疑问。与我加入党卫队而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这件事相比较，我头脑里面思考和想的更多的倒是这些经历。这正是我要提出的问题，我想通过写书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对一个才十二至十六岁的少年来说，当时对很多事情都还不是很明白，要想弄清楚这些事情的原委着实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回忆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加以美化，幷加以大肆渲染，对事实加以粉饰，有些不明不白的事情，其中很多细节倒变成了有些人的名人轶事。所有这一切在我开始写自传之前我都曾经思考过，而且在写的过程中也都深思熟虑过。
魏克特：我在您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发现了您很重要的一次讲话，那是您在1967年在以色列作的一次演讲，您在演讲中说到，您从未隐瞒过在十四岁那年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所属的少年队，十六岁时服过兵役，而后在十七岁时就成了美军的战俘。难道您当时就不能告诉大家：我曾经参加过党卫队？
格拉斯：是的，我是可以这么说的。我认为，现在说起来很简单，这也是我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将这一秘密写在了我的书里，我也只能在现在这个时候将这件事告诉大家。这本书已经出版，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此书确切地了解事情的真相。（格拉斯一边朗读起书中关于加入党卫队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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